此次雪灾，政府和社会各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尽力解决由此带来的问题。但我们事后也得知，被雪灾困在高速公路和铁路上的旅人，很多人长达一星期才获得救助。假如真的是困在南极和北极，一个星期能得救，还是值得庆幸和庆功的喜事。然而，他们不是因在无人地带，除了贵州山区之外，湖南、安徽等地都是人口众多地区，很多被困车辆，离城市只有几公里。困在这样的地带，居然得不到及时救助，这真是悲惨。而趁机发雪灾财的商贩及时赶来，把水以5元一瓶，方便面20元一杯的高价卖给他们。
　　媒体对趁人之危赚黑心钱的行为愤怒指责。扮演道德义愤再容易不过了，可是我要问：旅人们被困在寒冷彻骨的车厢里，电视上又出现过多少报道他们不幸的镜头?我还要问，假如这些赚黑心钱的坏人也没有及时赶到，一个星期的断水断粮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幸亏30年改革开放，追求发财致富成了合理合法的事情。这次雪灾如发生在极左时代，既封锁消息又不允许做买卖，将不知冻死饿死多少人。因此，灾害发生的时候，允许赚黑心钱的坏人到场，避免了大批死人现象发生，这无疑是个进步。
　　但是，为什么许多好人不能及时赶到救灾现场呢?
　　毫无疑问，第一个原因是信息的传递问题。雪灾最初，我们从电视新闻里看到只是几个大城市火车站、飞机场的拥堵情况，旅人被困在路途上的镜头一个也没有。
　　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研究贫困与灾荒的权威，他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说，民主国家之所以在灾荒发生的时候很少发生大批死亡事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主国家信息自由流通，使得民主国家的公民在灾荒来临之前就有足够时间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
　　而当灾荒发生的时候，新闻无处不在的监督不但能促使政府以最快的速度来救灾，并且也帮助了民间组织迅速找到救灾目标和对象。
　　阿玛蒂亚·森以印度和中国相比较，印度虽然也是经济落后国家，也多次发生大范围灾荒，印度之所以没有出现中国3年自然灾害期间大批饿死人的情况，就是得益于民主体制的新闻自由。
　　2005年发生于美国新奥尔良的飓风灾害也印证了这观点。在飓风袭击新奥尔良之前两天，气象局就发布了灾害预报，第二天80％的居民撤离，剩下20％的居民多半是赖着不肯走的，在飓风来临的前一天，政府下达了强制撤离命令。飓风来临联邦政府充分获得救灾权后，近3万名官兵和物资从全国各地调配到受灾地区，数千架次飞机不断搜寻幸存者和投递物资，仅套餐就空运了650万，政府每晚花费1100万美元安置数十万名灾民在宾馆住宿。救灾全程，媒体不仅充分发布各种消息，抑制谣言，还在混乱的情形中，充当了三级政府和灾民之间的沟通者，曝光救灾中的每个死角。
　　最初担负救灾总指挥的布朗，面对媒体时，助手提醒他把袖管卷起来以博取好印象，这一细节被媒体逮住，大加抨击，在舆论压力之下，布什政府只好撤销他总指挥的职务，另派他人接替。大灾当前，居然还想在镜头面前作秀，是不可容忍不可原谅的。
　　救灾是高度组织化的行动，没有组织，个人难以参与。因此，好人能否迅速赶到救灾现场，另一个关键就在于能否有效组织起来，包括政府部门组织的，也包括公民自发组织起来。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结社自由。一个没有结社自由的社会，民众必然是一盘散沙，在灾难事故面前只能做个袖手旁观的看客。鲁迅把中国民众的看客心态归结为国民劣根性，而同时代的杜亚泉却指出，没有公民权利是导致“看客”心态的根本原因。
　　明朝末年，100万人口的清朝，把5400万人口的明朝杀得落花流水，毫无招架之力。许多人对此难以理解，一个大国怎么软弱无能到这种地步?对此，钱穆先生的解释是，中央集权的政府使得地方和民间没有活力也没有权力，凡事都靠中央来解决，一旦中央瓦解，全国就整个土崩，不堪一击。
　　100多年前，严复带着寻求西方富强奥秘的使命到英国学习。他的一个发现是，西方世界之所以富强是人民自由。人民可以随意结社随意开办公司，自由使得西方社会活泼有生气，人人可以尽其才，正是民间的活泼强大，奠定了西方国家强大的基础。
　　时隔100多年之后，严复的发现依然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