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5年冬，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人困马乏、缺医少药、兵员不足，陷入国民党东北军与西北军的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不顾日本侵略者即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危险局势，严令张学良与杨虎城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企图就此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
1935年11月29日，陕北富县。被毛泽东称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于几天前以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部队还在雪地里打扫战场。傍晚，刚刚被贾拓夫解救出牢房的汪锋（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0月又被错误肃反关押），顾不上休整疲惫的身体，匆匆赶到套通原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一路辛苦了，先好好休息，工作随后由主席当面指示。”
第二天晚上，按杨尚昆的安排，汪锋来到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这是一孔陕北的普通窑洞，窑洞内并不宽敞，一边放着行军床，一边支着一块木板，算是办公桌，桌子上一盏麻油灯顶着微弱的火苗。毛泽东正坐在桌旁撰写文章，听见有人敲门，便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汪锋的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和蔼地说：“汪锋同志，你可好啊！我是毛泽东。”
几个月来，被错误肃反定为“反革命”“AB团”的汪锋，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听到一声亲切的“同志”。心中感动莫名，连忙说：“主席，你好！”双方一落座，毛泽东便问汪锋贵庚几何、家乡哪里，汪锋简洁地回答：“25岁，陕西蓝田人。”随后，毛泽东安慰了汪锋，还询问了刘志丹等人的情况，一再申明。同志们受苦了。党中央一定会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谈话进入了正题，毛泽东结合当时形势，讲了党中央从过去狭隘的“关门主义”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后说党中央决定派他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将军进行谈判，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
汪锋向主席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他说，杨虎城虽然是旧军人，但出身贫苦，追求进步；杨虎城与他的几位重要幕僚和将领如杜斌丞、邓宝珊等都与中共的许多同志保持着来往：杨虎城在十七路军和陕西省政府中也提拔和重用了许多共产党员，对中共的态度总体上说是信任和友好的：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具有强烈的抗日意愿：因为中共长期在十七路军中进行统战工作，建立了许多支部，发展了大批党员，所以虽然十七路军的成分比较复杂，难免有相当部分的保守旧势力，但是十七路军将士在坚决抗日、维护民族独立的态度上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基本保持一致。
汪锋对此次谈判的成功充满信心，他表态说：“我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委派，全力以赴，争取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我也不怕。”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毛泽东与汪锋的谈话还在继续着。窑洞外虽然天寒地冻，窑洞内却暖意融融。几天前的一场大雪使得黄土漫天的陕北高原清净了许多，一弯新月当空，俯视着大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壮丽景象。12月5日晚，毛泽东把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亲笔信交到汪锋手里，还叮咛说：“出去后不要太辛苦，多拿些钱，也好请朋友吃饭。”
1935年12月6日下午，汪锋从东村出发，先到甘肃正宁县南邑村，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协助下，确定了相对安全的行程路线，伪装成西安“裕茂兴”商号的账房先生，乘着马车开始向西安进发。
一天上午，汪锋在政平渡口处打发走车夫，然后渡过渡口到了陕西省长武县城附近。前行没多久，身后就追来两个便衣。他们一上来不由分说就进行搜身，汪锋极力阻止，结果双方厮打了起来。混乱中只听“刺啦”一声，有人一把扯破了汪锋身上的棉袍，缝在棉袍中的信件掉了出来。这两个家伙是当地的“土特务”，没见过大世面，在穷乡僻壤的弹丸之地，他们要耍点威风、逞点能耐，吓唬一下同样没见过大世面的乡里乡亲、街坊邻居倒是还行，可是当看到信封上赫然写着“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亲启”后，顿时傻了眼，面面相觑。看到便衣如此模样，江锋急中生智，马上沉下脸来，大发雷霆，瞪着眼睛冲上前去踹了对方每人两脚，大声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狗日的，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杨主任知道了，看你们还想活不想？！”这两个家伙慌了神，赶紧回答说：“我们在附近镇公所供职，是长武县政府派出巡视的，看到你刚才坐的马车的轮子上有红泥，知道是从北边过来的，所以追上来盘问。”
当时的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党伯弧的父亲党晴梵是陕西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早年曾加入过同盟会，担任过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党伯弧受其父影响具有民主进步的思想，曾和汪锋相识。汪锋听便衣说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计上心来，对两个便衣说：“你们县长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奉命到苏区边界搜集情报，追踪红二十五军行踪，正要回西安报告工作。”两个便衣一听，立刻满脸堆笑，陪着小心说：“刚才冒犯长官，请多多包涵。野地里天冷地冻，请长官到附近村里歇息一下，吃了饭再赶路。”
在附近村里的一户财东家，汪锋一边在两个便衣的殷勤招待下吃饭，一边考虑：鉴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要想把信件安全带到百公里外的西安，将要遭遇的盘查和危险会越来越多，难免再出问题，并且这两个便衣也可能会走漏风声；如果只是自己被抓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误了大事，自己岂不成了民族罪人。自己对党伯弧也有所了解，以他现在的身份和与杨虎城的关系，应该不会不管不顾地替蒋介石卖命，如果能与杨虎城达成协议，对杨虎城、对十七路军，对整个陕西都是很有利的；事已至此，必须与党伯弧见到面，争取得到他的保护和支持，只有这样，信件才能安全送到杨虎城手中。打定主意后，汪锋写了封信，让其中一个便衣送人了长武县城。信中谎称自己是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的朋友，奉杨主任之命，有要事商量，约党伯弧在长武县城北门外见面。
午后，党伯弧出城相见。汪锋结合全国和西北形势，向党伯弧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和意义。党伯弧深明大义，答应帮忙，并和汪锋商讨了具体细节。 第二天清早，一辆汽车沿着西兰大道奔驰向前，这是党伯弧派出押送汪锋至西安的“囚车”。然而车内的汪锋却丝毫没有被押送的感觉，押送人员也丝毫没有押送者应有的威严。汪锋跟两个押送人员时而拉拉家常，时而讲些苏区见闻，欢声笑语飞出车窗，留在了这段奇特的“押送”旅途中。
汪锋到达西安后，杨虎城先与他进行了礼节性的会面，接受了毛泽东的来信，然后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杨虎城将汪锋“软禁”在位于西华门附近的军法处招待所。
过了几天，杨虎城在新城大楼的住处与汪锋进行了第二次会面。寒暄过后，汪锋对杨虎城谈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主张。然而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没等汪锋把话说完，也不回应汪锋联合抗日的话题，便话锋犀利地提出了3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与红四方面军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我部遭受了很大损失，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第二个问题：“中央（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部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陈立夫也对我谈过。但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会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却在九间房设伏将其杀害，这是我们很不满的。”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对于杨虎城的单刀直入，汪锋感到十分突然，他借着喝茶迅速整理了思路，然后回答说，将军是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若想消灭孙蔚如部，可守住隘口，围而聚歼，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红军该次战役目的，是进攻汉中威胁天水，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调动其回防，以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事实上，该次战役也取得了战役效果，胡宗南部确实回撤。同时，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才使孙蔚如部不受牵制，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孙蔚如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
针对第二个问题汪锋坦然承认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其被杀完全是出于误会，并解释了原因，指出这首先是中共的重大损失，但将军也正好可以以此向蒋介石证明，贵部没有共产党。接着，汪锋回答了杨虎城的第三个问题，他说：“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主席也给将军写了信，想必将军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互相攻击，就不会有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对于陕西百姓的安定幸福也是有利的。我们认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之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你们成长壮大，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听了汪锋的解释，杨虎城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并在随后的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官兵上下都是齐心的，他本人也是积极主张抗日的。汪锋以诚恳的态度和沉着的应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消了杨虎城的疑虑。
汪锋作为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派往十七路军联络的第一位实施抗日统一战线的秘密信使。受中共中央委派执行了这项秘密使命，为随后开展的一系列实质性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1月29日，陕北富县。被毛泽东称为“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于几天前以红军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部队还在雪地里打扫战场。傍晚，刚刚被贾拓夫解救出牢房的汪锋（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0月又被错误肃反关押），顾不上休整疲惫的身体，匆匆赶到套通原东村红一方面军司令部驻地。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接待了他，并告诉他：“你是主席请来的客人，一路辛苦了，先好好休息，工作随后由主席当面指示。”
第二天晚上，按杨尚昆的安排，汪锋来到了毛泽东居住的窑洞。这是一孔陕北的普通窑洞，窑洞内并不宽敞，一边放着行军床，一边支着一块木板，算是办公桌，桌子上一盏麻油灯顶着微弱的火苗。毛泽东正坐在桌旁撰写文章，听见有人敲门，便站起来迎上前去，紧紧握住汪锋的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热情和蔼地说：“汪锋同志，你可好啊！我是毛泽东。”
几个月来，被错误肃反定为“反革命”“AB团”的汪锋，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听到一声亲切的“同志”。心中感动莫名，连忙说：“主席，你好！”双方一落座，毛泽东便问汪锋贵庚几何、家乡哪里，汪锋简洁地回答：“25岁，陕西蓝田人。”随后，毛泽东安慰了汪锋，还询问了刘志丹等人的情况，一再申明。同志们受苦了。党中央一定会纠正肃反中的错误。谈话进入了正题，毛泽东结合当时形势，讲了党中央从过去狭隘的“关门主义”到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分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最后说党中央决定派他去西安代表红军与杨虎城将军进行谈判，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
汪锋向主席汇报了自己所掌握的杨虎城及十七路军的情况，他说，杨虎城虽然是旧军人，但出身贫苦，追求进步；杨虎城与他的几位重要幕僚和将领如杜斌丞、邓宝珊等都与中共的许多同志保持着来往：杨虎城在十七路军和陕西省政府中也提拔和重用了许多共产党员，对中共的态度总体上说是信任和友好的：杨虎城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和不抵抗政策深恶痛绝，具有强烈的抗日意愿：因为中共长期在十七路军中进行统战工作，建立了许多支部，发展了大批党员，所以虽然十七路军的成分比较复杂，难免有相当部分的保守旧势力，但是十七路军将士在坚决抗日、维护民族独立的态度上和总指挥杨虎城将军基本保持一致。
汪锋对此次谈判的成功充满信心，他表态说：“我完全接受主席的指示和党的委派，全力以赴，争取谈判成功。如果谈不好，有危险我也不怕。”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毛泽东与汪锋的谈话还在继续着。窑洞外虽然天寒地冻，窑洞内却暖意融融。几天前的一场大雪使得黄土漫天的陕北高原清净了许多，一弯新月当空，俯视着大地“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壮丽景象。12月5日晚，毛泽东把致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3封亲笔信交到汪锋手里，还叮咛说：“出去后不要太辛苦，多拿些钱，也好请朋友吃饭。”
1935年12月6日下午，汪锋从东村出发，先到甘肃正宁县南邑村，在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协助下，确定了相对安全的行程路线，伪装成西安“裕茂兴”商号的账房先生，乘着马车开始向西安进发。
一天上午，汪锋在政平渡口处打发走车夫，然后渡过渡口到了陕西省长武县城附近。前行没多久，身后就追来两个便衣。他们一上来不由分说就进行搜身，汪锋极力阻止，结果双方厮打了起来。混乱中只听“刺啦”一声，有人一把扯破了汪锋身上的棉袍，缝在棉袍中的信件掉了出来。这两个家伙是当地的“土特务”，没见过大世面，在穷乡僻壤的弹丸之地，他们要耍点威风、逞点能耐，吓唬一下同样没见过大世面的乡里乡亲、街坊邻居倒是还行，可是当看到信封上赫然写着“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亲启”后，顿时傻了眼，面面相觑。看到便衣如此模样，江锋急中生智，马上沉下脸来，大发雷霆，瞪着眼睛冲上前去踹了对方每人两脚，大声斥问：“你们是谁派来的？”“狗日的，你们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杨主任知道了，看你们还想活不想？！”这两个家伙慌了神，赶紧回答说：“我们在附近镇公所供职，是长武县政府派出巡视的，看到你刚才坐的马车的轮子上有红泥，知道是从北边过来的，所以追上来盘问。”
当时的长武县县长是党伯弧。党伯弧的父亲党晴梵是陕西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早年曾加入过同盟会，担任过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党伯弧受其父影响具有民主进步的思想，曾和汪锋相识。汪锋听便衣说是长武县政府派来的，计上心来，对两个便衣说：“你们县长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是十七路军的高级情报人员，奉命到苏区边界搜集情报，追踪红二十五军行踪，正要回西安报告工作。”两个便衣一听，立刻满脸堆笑，陪着小心说：“刚才冒犯长官，请多多包涵。野地里天冷地冻，请长官到附近村里歇息一下，吃了饭再赶路。”
在附近村里的一户财东家，汪锋一边在两个便衣的殷勤招待下吃饭，一边考虑：鉴于今天所发生的事情，要想把信件安全带到百公里外的西安，将要遭遇的盘查和危险会越来越多，难免再出问题，并且这两个便衣也可能会走漏风声；如果只是自己被抓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误了大事，自己岂不成了民族罪人。自己对党伯弧也有所了解，以他现在的身份和与杨虎城的关系，应该不会不管不顾地替蒋介石卖命，如果能与杨虎城达成协议，对杨虎城、对十七路军，对整个陕西都是很有利的；事已至此，必须与党伯弧见到面，争取得到他的保护和支持，只有这样，信件才能安全送到杨虎城手中。打定主意后，汪锋写了封信，让其中一个便衣送人了长武县城。信中谎称自己是十七路军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的朋友，奉杨主任之命，有要事商量，约党伯弧在长武县城北门外见面。
午后，党伯弧出城相见。汪锋结合全国和西北形势，向党伯弧说明了自己此行的目的和意义。党伯弧深明大义，答应帮忙，并和汪锋商讨了具体细节。 第二天清早，一辆汽车沿着西兰大道奔驰向前，这是党伯弧派出押送汪锋至西安的“囚车”。然而车内的汪锋却丝毫没有被押送的感觉，押送人员也丝毫没有押送者应有的威严。汪锋跟两个押送人员时而拉拉家常，时而讲些苏区见闻，欢声笑语飞出车窗，留在了这段奇特的“押送”旅途中。
汪锋到达西安后，杨虎城先与他进行了礼节性的会面，接受了毛泽东的来信，然后出于保密和安全的考虑，杨虎城将汪锋“软禁”在位于西华门附近的军法处招待所。
过了几天，杨虎城在新城大楼的住处与汪锋进行了第二次会面。寒暄过后，汪锋对杨虎城谈了当前面临的形势和红军愿与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主张。然而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没等汪锋把话说完，也不回应汪锋联合抗日的话题，便话锋犀利地提出了3个十分尖锐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七路军许多人认为红军不讲信用，我部孙蔚如驻防汉中，与红四方面军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我部遭受了很大损失，许多人至今还有不满情绪。”第二个问题：“中央（国民党）一再指责我部警备三旅旅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陈立夫也对我谈过。但我认为张有魄力、能干，没有理会他们的指责。但是红二十五军却在九间房设伏将其杀害，这是我们很不满的。”第三个问题：“你们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主张联合一切抗日部队，这个主张很好，但是如何帮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
对于杨虎城的单刀直入，汪锋感到十分突然，他借着喝茶迅速整理了思路，然后回答说，将军是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若想消灭孙蔚如部，可守住隘口，围而聚歼，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红军该次战役目的，是进攻汉中威胁天水，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调动其回防，以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事实上，该次战役也取得了战役效果，胡宗南部确实回撤。同时，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才使孙蔚如部不受牵制，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孙蔚如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
针对第二个问题汪锋坦然承认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其被杀完全是出于误会，并解释了原因，指出这首先是中共的重大损失，但将军也正好可以以此向蒋介石证明，贵部没有共产党。接着，汪锋回答了杨虎城的第三个问题，他说：“红军的态度，我党在《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有明确说明，毛泽东主席也给将军写了信，想必将军是清楚的。今后，贵我双方如果不互相攻击，就不会有伤亡，这对十七路军之发展壮大和对抗日救国事业都是极为有利的，对于陕西百姓的安定幸福也是有利的。我们认为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是要抗日的，这些军队的扩大，就是抗日救国力量之发展，也就是反动卖国势力之削弱。所以我们只有帮助你们成长壮大，防止损失，这就是我们对十七路军和东北军的明确态度。”听了汪锋的解释，杨虎城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并在随后的谈话中多次暗示十七路军官兵上下都是齐心的，他本人也是积极主张抗日的。汪锋以诚恳的态度和沉着的应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打消了杨虎城的疑虑。
汪锋作为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派往十七路军联络的第一位实施抗日统一战线的秘密信使。受中共中央委派执行了这项秘密使命，为随后开展的一系列实质性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