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8日，山城重庆街头到处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这一天，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在这具有继往开来历史意义的一天，西南各界代表兴高采烈地聚集到重庆市人民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驻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副主席贺龙、邓小平、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亲切地同委员们一一握手相见。在这些委员中，刘伯承紧紧地握着一个人的手久久不放，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个人就是夏仲实。刘伯承为什么紧紧握着夏仲实的手不放呢？原来在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期，夏仲实曾两次救刘伯承于危难之中。
　　护国之役 一救刘伯承
　　夏仲实（1890-1969），字首勋，重庆江津白沙人。早年入读保定军校，毕业后先后在川军刘湘、刘文辉部任职，从排长逐渐升任第二十四军第三师师长。抗战时期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八军副军长、军长，率部出川参加了对日作战，获国民政府一级勋章。1942年离职回到白沙，后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1948年10月在上海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9年返川从事军事策反，为江津和四川的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委、重庆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1915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的夏仲实在驻守重庆的川军第一师第三团谋得了一个少尉候差员的职位。时值四川讨袁之役失败后，川内各地风声鹤唳，正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当时的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即为后来大名鼎鼎的“四川王”刘湘。候差员是个虚职，要等别人把位置腾挪出来才可以任实职。所幸3个月后，夏仲实由候差员转任排长。同年2月，袁世凯任命陈宦督理四川军务，陈宦率北洋军伍祥祯、李炳之、冯玉祥3个混成旅入川镇压革命党人发动的“倒袁运动”。“二次革命”失败后，讨袁队伍改为暗中活动。为消灭所谓“乱党”，1915年冬，陈宦发动了分区进行的全川“大清乡”。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刘湘被委为铜梁、璧山、大足清乡分司令。在“大清乡”行动中，夏仲实以战功擢升为连长。陈宦发动清乡行动，实则是想借川人之手削减川军实力，同时消灭继续在四川进行“倒袁运动”的革命队伍。但清乡的结果不但没有吓倒四川人民，反而加强了力量而与袁世凯继续作斗争。护国战争爆发后，这些人高举义旗，加入了护国军的队伍，其中就有刘伯承率领的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恢复帝制宣布“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消息传来，夏仲实义愤填膺。当时的夏仲实，受辛亥革命的洗礼，已经初具民主革命和反帝爱国思想。虽在清乡行动中立下战功，但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行为愤慨不已。12月25日，蔡锷联名唐继尧等人通电全国，率先宣布云南独立，出兵北伐。护国战争爆发后，四川各地义军纷纷响应。虽身在拥袁的川军第一师，但夏仲实却极口称赞蔡锷的正义之举，常在官兵中宣扬。刘湘知道后对其大声斥责道：“夏首勋，你是不是想戴红边边帽子（护国军的军帽上有一红边）！”
　　此时，刘伯承受孙中山委派回四川搞兵运，策动讨袁，奉节、万县（今万州）等地纷起响应。在涪陵，刘伯承经友人介绍与驻防在此的夏仲实相识。两人同为四川老乡，年龄接近，思想相近，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夏仲实将刘伯承带到连部，畅谈时事，分析利弊，颇有相见恨晚之意。不料，此事被夏部中的一名副连长向刘湘告密。窝藏敌人，实乃大罪。夏仲实获悉刘湘即将带兵捉拿刘伯承的消息后，为安全起见，立即连夜亲自将刘伯承安全护送出险境。而刘伯承离开夏仲实连部后不久，即在大顺场成立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1916年3月，刘伯承率川东起义军攻打丰都县城时不幸右眼受重伤。丰都之役吸引了北洋军大量援丰，达到了延缓北洋军增援叙泸阻击护国军主力的战略目的。
　　当气急败坏的刘湘召集夏部全体官兵集合训话时，刘伯承已经安然脱离险境。面对刘湘的责难，夏仲实矢口否认刘伯承的到来。因未获实据，故刘湘亦未深究此事。但自此以后，刘湘对夏仲实不再信任。而夏仲实也开始走上了一条与刘湘决裂的道路，以致后来在四川军阀混战中多次兵戈相见，此乃后话。
　　泸顺起义 再救刘伯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为配合北伐战争，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名义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密定伺机举行“泸顺起义”，即组织顺庆（今南充市）、泸州及合川部分的川军起义。1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成立，地委书记、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负责人杨闇公兼书记，刘伯承、朱德为委员，确定了作战方案。由于刘伯承熟知川军情况且素负众望，被赋予“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重任。在历时167天的起义过程中，他调兵遣将，进退有方，安民治政，措置裕如，有力地策应了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四川军阀部队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
　　泸州起义失败后，1927年5月16日，刘伯承从龙透关出走，准备经富顺、荣县走川北方向去武汉向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汇报起义情况。为了捉拿刘伯承，刘湘发布了悬赏5万大洋的捉拿布告。刘伯承一离开泸州，危机四伏，剛走到荣县，就被川军蓝文彬部发现。刘伯承见行踪已暴露，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重返富顺。
　　关于这段历史，《刘伯承传》里提到：刘伯承派人与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偕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金（均为中共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走去。此后，刘伯承等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恶虎挡道，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寥寥数语，勾勒出了刘伯承在泸州起义失败后经历的种种艰辛。其实，在这将近两个月的路途中，刘伯承还得到了老友夏仲实的帮助，在江津柿子园留下了不少故事。
　　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四川军阀见大势所趋，纷纷表示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此时的夏仲实在刘文辉部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第三路司令（相当于师长），正驻防在嘉定（今乐山）一带。护国战争时期，刘伯承知夏仲实为人正直，思想一直倾向革命，于是他决定先找夏仲实帮忙想想有没有能到武汉的办法。 　　刘伯承很快找到了夏仲实，老友相见，分外热情。夏仲实告诉刘伯承，刘湘正悬赏5万元搜捕他，川地数千里都在刘湘控制的范围内，此时去武汉太危险，建议刘伯承先去自己的家乡江津石蟆暂避一时，等搜捕的风头过后再走不迟。当时江津是第二十二军赖心辉的防区。泸顺起义，赖心辉丢了3个旅的武装，大伤元气，此时刘伯承如到江津避难，无异于送羊入虎口。但是，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刘伯承全面分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后，同意了夏仲实的建议。于是，夏仲实派心腹秘书将刘伯承送到自己的家乡江津，将其安置在石蟆大山村柿子园（今石蟆镇六贡村）自己的堂亲家程智谙处。
　　大山村柿子园，是一座典型的四合院型巴蜀民居，位于稿子坝通往石蟆的石板大道旁边，是开明士绅程智谙（1882-1956，1952年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的住宅。程智谙把家里院子右厢房的最后一间腾出来供刘伯承住。这间房是木质结构，不与其他房间相通，由院坝边直接上下，因而相对独立。楼上住人，楼下堆放柴草农具，平时很少有人去。卧室夹壁墙上有一道伪装得十分巧妙的暗门，将暗门一推，里面就是一条宽不到1米、长5米左右的暗道，可直通楼下。如遇紧急情况，楼上的人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暗道，下到楼底，钻进柴禾垛里隐藏起来。如果暗道被人发现，还可以打开柴屋，跑到后山上的竹林中隐藏，增加逃生的希望。
　　刘伯承在柿子园住了一段时间后，待刘湘搜捕的风头渐缓，便毅然北渡长江，于1927年7月11日到达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武汉。在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完工作后，刘伯承立即受命与朱德、吴玉章等一道沿江东下，到南昌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会合，参与领导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一”南昌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底西南各地相继解放。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各个机构，认真选拔了一批贤能人才，分别承担起各个方面的领导管理工作。作为工商界代表、民主党派，夏仲实先后出任西南军政委員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与刘伯承一道为新中国的建设殚精竭虑。1950年10月，刘伯承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前往北京，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刘伯承避难柿子园这段历史虽不多见于正史，但夏仲实与刘伯承在大革命时期的患难之交和革命友情，奠定了二人的亲密友谊，同时也为江津的人文历史留下了一段感人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