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信朋友圈看到一幅图片，上有文字称，要在五年内全面复兴传统文化云云。没有看到这则信息的全文，只就图片上的文字作点解析。
　　 且不管“全面复兴”（是否“全盘西化”的异曲同工）的不留余地，即使“传统文化”这个范畴也是全称概念，由于其中的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或许有人辩称，我们要复兴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全称判断，而是特称判断，并不包括辜鸿铭极为欣赏的纳妾、缠足、留辫等等。问题是，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只是特定人士的主观认定，何曾见过对传统文化进行过何种范围、何等层次上的梳理？有人吹糠寻米般地举例说，“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崇德尚义”都是优秀传统文化，其实，也能轻而易举地举出相反的例子，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其实，对于2000多年前的断竹简、古墓葬、线装书里发掘出来的传统文化，全面否定固然不妥，但其性质，糟粕远远多于精华，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32）就此而言，致力于从历史的废墟中寻觅21世纪所需要的文化营养，大抵是事倍功半或劳民伤财。
　　 传统文化是一种历史积淀。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传统文化当然是古代社会的客观反映。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起，我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显然是与皇权政治、农耕经济、宗法社会相适应的。诚如鲁迅所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329）从浩若烟海的古代文化中，寻寻觅觅，筛筛捡捡，也许能找出一些进步性的文化因子，但就其整体而言，这是一种过时的、僵死的、落后的文化形态。面对这类曾经存在但已过时的古代文化，毛泽东曾这样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毛泽东选集》第2卷，页708）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关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题词，针对的不仅仅是教育，也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方针。
　　 的确，崇圣、法古是我国的悠久传统，而这往往体现为倒行逆施，比如袁世凯称帝之时。五四前夕，就有人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称为“国粹”，并不断发出“保存国粹”的喧嚣。鲁迅指出，既然“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因此，“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鲁迅全集》第1卷，页321-322）五四之前的梁启超、严复，五四时期的胡适、鲁迅等人，他们经历过传统文化的系统训练，具有传统文化的深厚素养，今天那些所谓的“国学”家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们之所以激烈抨击传统文化，是因为他们耳闻目睹，或亲身经历了近代中国的悲惨境遇：一次次割地赔款，一次次丧权辱国。今天某些专家口中所谓的优秀文化，彼时并非不优秀、不存在，然而，它们既不能御敌，也不能保国。正因如此，近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这些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鲁迅、胡适、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才走出国门，到域外文化中寻找救亡强国的新路径。
　　 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在互联网、大数据、量子科技、宇宙航天的时代，却要从皇权时代、农耕时代、宗法时代的旧文化中吸取营养，的确有些匪夷所思。在任何时代，传统文化都是社会变革的负担与羁绊。这也正是五四先贤们批判传统文化，致力于思想启蒙的原因之所在。其实，这一道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100多年前就已论述过：“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页351）“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visinertiae（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同上书，第22卷，页360）正因为深知传统文化的那些负作用，他们才会如此鲜明地宣示，“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页293）而这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两个根本决裂”之一。由此可见，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要求，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针。
　　 正如一些人从传统文化中分离出“优秀”成分一样，文化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在21世纪的今天，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我们本不该顾盼自雄，也没必要从2000多年前的历史废墟中寻觅当代文化的营养，客观看待和虚心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部分，见贤思齐，择善而从，岂不也是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