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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多视域视角对《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进行了解读，以期为华夏文明的优化传播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文化自信;华夏文明;共生交往观
华夏文明正在日益被世界所理解和认同，全球华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正在被激活，民众的文化自信认知正在被点燃。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带有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学术寻根与探索，一大批学者正在尝试探究华夏独特的传播智慧，用以丰富传播学学科知识。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及其团队推出的《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就是这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为华夏文明传播的优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参考。
一、文史哲：多学科视域解读中国
2019年9月，《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围绕“共生交往观”的主题，分为三个部分开展论述。其一是人类文明传播的中国思考;其二是华夏文明传播的理论阐释;其三是华夏文明的传播学求索。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对华夏文明共生交往观的宏观性思考;第二个部分是对华夏文明中一些常见的哲学概念给予传播学诠释，将其分别总结为华夏文明传播的融通性、共生性、内向性、世界性、和合性、人情面子、人文性;第三个部分属于个案剖析，以点带面地对华夏典籍进行传播学视域下的阐发。该书旨在通过对华夏传播的观念及活动的梳理、分析与扬弃，从而对华夏文明的传播规律、传播路径以及传播机制给予多元化阐释。在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共生交往观”，为解决世界文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华夏文明独特的传播解决方案。该书梳理了华夏文明传播体系的脉络，展示了本土化传播的中国气派、风格与特色。全书以传播学为基础理论，同时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如哲学、文学、史学、宗教学、社會学。研究视域主要是以传播学为主，多学科理论综合并用。以这样的视域研究华夏文明可以更加深入地探寻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诸多因素及其未来发展的多元走向，并可促进华夏传播研究走向纵深。
《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认为，“文明共生论”可以回应西方“文明冲突论”，并与华夏文明的“允执厥中”精神形成呼应。在人类文明传播的思考维度，书中提出将“中国”作为元传播符号，把“中国”观念作为一种传播时空观，一种世界理念，将其视为我们在和世界沟通过程中的“共生”原则。“汲取和发扬‘中国’观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华夏文明对文野之辩和天下一家的坚守情怀;扬弃汉文化中心和民族优越感倾向，以更开放包容自信地建构‘文明型国家’，即成为一个能与并善于与世界各国人民沟通的‘中国’观念与‘中国’形象。”①这种提法跳出了以往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对“中国”的研究范式，目标是塑造一种和谐共生、兼容并包的人类交往观念。
书中将“天下”（融通天下）、“中”（中道）“一”（天人合一）这三个华夏文明的核心词汇，分别视为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的理论依据、实现路径与价值取向。这种共生交往所体现出的是“天下一家”的理念，展示的是中国气派。这种气派是建立在文明自觉的理性省思基础之上的。“既强调文明的内在性，培育自身文明的力量，又注重文明的交流互鉴，从而让文明在交往中共存、共生、共荣。”②而共生交往观的核心价值取向则是交流互鉴的华夏沟通风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尊重，三个超越”，作为全球文明沟通的模式，确立了华夏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传播与传承系统。具体表现为“对话—中和—共生”的交往理念。
二、儒释道：多视角阐发华夏理论
华夏传播涉及佛家的缘起性空、儒家的中庸太和、道家的无为自然等哲学思想。作者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为全书扎实的内容打下了良好的素材基础。作者不仅有丰富的理论阐述，同时又运用实践材料加以论证。关于“中国”是一种倡导“共生交往观”的元传播符号、华夏文明的共生交往旨趣、以及对华夏文明中的“道通为一”“阴阳和合”“心物相合”“心怀天下”“以和为贵”“人文化成”等的阐发，都显示了研究的整体性和深入性，其中可见作者诸多比较独特的理论思考和创新观点，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契合了传播规律，华夏文明的诸多关键词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绝。譬如“道通为一”体现了华夏文明传播的融通性，“促使华夏文明形成求同存异、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③“阴阳和合”体现了华夏文明传播的共生性，“以阴阳理论为线索，通过阴阳两种势力之间的互动、交流、对立、平衡、和合，两种力量之间互相产生交流但仍然和谐地共生在一起。”④“心物相合”显示了华夏文明传播的内向性，这从儒家的“慎独”、道家的自我观与生命修炼、佛家的“心性不二”中都能窥见端倪。“心怀天下”显示的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世界性，书中特别强调：“华夏文明传播的世界性有别于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价值观的强制输出，而是在尊重世间万物和一切生命的基础上，实现‘成己、成人、成物’的价值追求。”⑤“以和为贵”体现了华夏文明传播的和合性，在人际交往中融洽相处，在社会传播中合作共赢，在对外传播中互相尊重，坚持对话。“人文化成”表达出华夏文明传播的人文性，强调的是对人的尊重与关怀。此外，书中对世俗文化的人情面子的独特沟通方式分析得也颇有趣。
台湾地区学者汪琪曾提出“四问”：“我们发展出了新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或典范了吗？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学派吗？或者提出新的观察分析角度？还是一直在帮西方前辈或同行检测现有理论？”⑥《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在创新的层面做出了拓展。该书从传播学的角度，以传播学原理为基础理论研究华夏文明的传播，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在第三篇中紧紧抓住重点，着重对华夏文明中局部个案进行解析。譬如对宋代官方与民间舆情角力的分析，重点在于从统治者、士大夫、普通群众这三个群体入手，探寻宋代舆论环境背后的主导因素;对晋商的分析侧重谈泛组织传播的特征;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反观稷下学宫在中国古代公共传播领域的地位与功能;透过“麒麟贡”事件探讨明代王朝的朝贡体系之下跨文化传播的诸多表现;对《文心雕龙》这部书中的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阐述了媒介批评的方法在该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此外，书中对明代媒介的演进、秘密社会组织的传播、老子的受众观念、人际关系的冲突、“人情”的研究，以及唐代道家与佛教传播的模式与传播特征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紧紧抓住华夏文明传播的突出特点，紧紧围绕“共生交往观”展开论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谢清果教授基于自身在《老子》研究方面的学术造诣，还特别用了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新老学”与华夏文明共生交往观的联系。“老学”智慧是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新老学’追求发扬老学的‘生生之厚’的忧患意识再出发，努力发扬华夏文明在五千年进程中积淀的文明共存之道即‘共生交往观’，为世界的和平安宁贡献自己的智慧。”⑦老子追求“道法自然”的长存之道，他注重天人和谐，并提倡“尊道贵德”，这些观念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恰如老子所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⑧可以说，老学所提倡的恰恰是“共生”的文明理念，他的“行于大道”的文明意识与“共生交往观”的旨趣暗合。
三、古现今：华夏文化的当代呈现及传承
《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试图融通古今、联结中外，虽然也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如何将优秀的研究成果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了解、熟悉甚至接受，从而确保华夏文明传播的可持续，这是包括但不限于这本书在内的相关文化学者有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台湾知名动漫导演蔡志忠先生将《大学》《禅说》《心经》《庄子》《老子》《六朝志怪》《世说新语》《六祖坛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用动漫表达出来显得活泼有趣。
笔者注意到，不少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站设置了微信平台，在新媒体语境中，网民们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以便捷地关注相关信息。这些传播路径和形式都顺应了当代民众对碎片式文化信息的接收习惯，让华夏文明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和灵活，脱离了单一厚重的纸质文本。2020年1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微信公众号“章黄国学”发布文章《说文解“鼠”：洞穴中的小生灵》，全文漫画配合文字，一共配有9幅漫画，分别命名为“钟橙眷鼠”“鼠你葫芦多”“心有锁鼠”“鼠你会赚钱”“飞NEMO（尼莫）鼠”“鼠你有芝士”“鼠一鼠二”“鼠不胜鼠”“鼠你醉美丽”。生动诙谐的漫画与学术文章巧妙融合，毫无违和感。再如“章黄国学”公众号上的超萌版国学漫画《孔子曰》栏目，成功打造了萌系孔子师生，以可愛的形象和萌萌的表情解读华夏经典。用当代语言风格表述传统文化，不失活泼与谐趣，或可作为对华夏文明传播的一种尝试。
通过华夏文明传播，可以寻绎出人类历史可持续发展的方案，也是提升民族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一种言说方式。⑨在华夏文明的对外传播方面，我们虽然有所尝试，但是在叙事方式、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文化输出的手法与效果方面，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如何以包括但不限于《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在内的相关研究为学术助力，更好地推进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的跨国传播，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谢清果等：《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第67页、第115页、第140页、第164页、第101页。
⑥汪琪：《欧洲中心主义及传播研究本土化》，《传播研究简讯》2010年第62期。
⑧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0页。
⑨钟海连：《走出华夏文明传播的现代困境》，《教育传媒研究》2019年第6期。
【关键词】文化自信;华夏文明;共生交往观
华夏文明正在日益被世界所理解和认同，全球华人的文化自觉意识正在被激活，民众的文化自信认知正在被点燃。华夏传播研究是一种带有中华民族主体意识的学术寻根与探索，一大批学者正在尝试探究华夏独特的传播智慧，用以丰富传播学学科知识。厦门大学谢清果教授及其团队推出的《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就是这方面一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为华夏文明传播的优化传播提供了一种参考。
一、文史哲：多学科视域解读中国
2019年9月，《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正式出版发行。全书围绕“共生交往观”的主题，分为三个部分开展论述。其一是人类文明传播的中国思考;其二是华夏文明传播的理论阐释;其三是华夏文明的传播学求索。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对华夏文明共生交往观的宏观性思考;第二个部分是对华夏文明中一些常见的哲学概念给予传播学诠释，将其分别总结为华夏文明传播的融通性、共生性、内向性、世界性、和合性、人情面子、人文性;第三个部分属于个案剖析，以点带面地对华夏典籍进行传播学视域下的阐发。该书旨在通过对华夏传播的观念及活动的梳理、分析与扬弃，从而对华夏文明的传播规律、传播路径以及传播机制给予多元化阐释。在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提出“共生交往观”，为解决世界文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提供华夏文明独特的传播解决方案。该书梳理了华夏文明传播体系的脉络，展示了本土化传播的中国气派、风格与特色。全书以传播学为基础理论，同时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如哲学、文学、史学、宗教学、社會学。研究视域主要是以传播学为主，多学科理论综合并用。以这样的视域研究华夏文明可以更加深入地探寻华夏文明源远流长的诸多因素及其未来发展的多元走向，并可促进华夏传播研究走向纵深。
《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认为，“文明共生论”可以回应西方“文明冲突论”，并与华夏文明的“允执厥中”精神形成呼应。在人类文明传播的思考维度，书中提出将“中国”作为元传播符号，把“中国”观念作为一种传播时空观，一种世界理念，将其视为我们在和世界沟通过程中的“共生”原则。“汲取和发扬‘中国’观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华夏文明对文野之辩和天下一家的坚守情怀;扬弃汉文化中心和民族优越感倾向，以更开放包容自信地建构‘文明型国家’，即成为一个能与并善于与世界各国人民沟通的‘中国’观念与‘中国’形象。”①这种提法跳出了以往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对“中国”的研究范式，目标是塑造一种和谐共生、兼容并包的人类交往观念。
书中将“天下”（融通天下）、“中”（中道）“一”（天人合一）这三个华夏文明的核心词汇，分别视为人类沟通共同体建构的理论依据、实现路径与价值取向。这种共生交往所体现出的是“天下一家”的理念，展示的是中国气派。这种气派是建立在文明自觉的理性省思基础之上的。“既强调文明的内在性，培育自身文明的力量，又注重文明的交流互鉴，从而让文明在交往中共存、共生、共荣。”②而共生交往观的核心价值取向则是交流互鉴的华夏沟通风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个尊重，三个超越”，作为全球文明沟通的模式，确立了华夏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传播与传承系统。具体表现为“对话—中和—共生”的交往理念。
二、儒释道：多视角阐发华夏理论
华夏传播涉及佛家的缘起性空、儒家的中庸太和、道家的无为自然等哲学思想。作者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现实资料，为全书扎实的内容打下了良好的素材基础。作者不仅有丰富的理论阐述，同时又运用实践材料加以论证。关于“中国”是一种倡导“共生交往观”的元传播符号、华夏文明的共生交往旨趣、以及对华夏文明中的“道通为一”“阴阳和合”“心物相合”“心怀天下”“以和为贵”“人文化成”等的阐发，都显示了研究的整体性和深入性，其中可见作者诸多比较独特的理论思考和创新观点，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因为契合了传播规律，华夏文明的诸多关键词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断绝。譬如“道通为一”体现了华夏文明传播的融通性，“促使华夏文明形成求同存异、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③“阴阳和合”体现了华夏文明传播的共生性，“以阴阳理论为线索，通过阴阳两种势力之间的互动、交流、对立、平衡、和合，两种力量之间互相产生交流但仍然和谐地共生在一起。”④“心物相合”显示了华夏文明传播的内向性，这从儒家的“慎独”、道家的自我观与生命修炼、佛家的“心性不二”中都能窥见端倪。“心怀天下”显示的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世界性，书中特别强调：“华夏文明传播的世界性有别于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和价值观的强制输出，而是在尊重世间万物和一切生命的基础上，实现‘成己、成人、成物’的价值追求。”⑤“以和为贵”体现了华夏文明传播的和合性，在人际交往中融洽相处，在社会传播中合作共赢，在对外传播中互相尊重，坚持对话。“人文化成”表达出华夏文明传播的人文性，强调的是对人的尊重与关怀。此外，书中对世俗文化的人情面子的独特沟通方式分析得也颇有趣。
台湾地区学者汪琪曾提出“四问”：“我们发展出了新的概念、理论、研究方法或典范了吗？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学派吗？或者提出新的观察分析角度？还是一直在帮西方前辈或同行检测现有理论？”⑥《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在创新的层面做出了拓展。该书从传播学的角度，以传播学原理为基础理论研究华夏文明的传播，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而是在第三篇中紧紧抓住重点，着重对华夏文明中局部个案进行解析。譬如对宋代官方与民间舆情角力的分析，重点在于从统治者、士大夫、普通群众这三个群体入手，探寻宋代舆论环境背后的主导因素;对晋商的分析侧重谈泛组织传播的特征;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反观稷下学宫在中国古代公共传播领域的地位与功能;透过“麒麟贡”事件探讨明代王朝的朝贡体系之下跨文化传播的诸多表现;对《文心雕龙》这部书中的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阐述了媒介批评的方法在该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此外，书中对明代媒介的演进、秘密社会组织的传播、老子的受众观念、人际关系的冲突、“人情”的研究，以及唐代道家与佛教传播的模式与传播特征的分析，都有独到之处。作者紧紧抓住华夏文明传播的突出特点，紧紧围绕“共生交往观”展开论述，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谢清果教授基于自身在《老子》研究方面的学术造诣，还特别用了两章的篇幅论述了“新老学”与华夏文明共生交往观的联系。“老学”智慧是华夏文明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新老学’追求发扬老学的‘生生之厚’的忧患意识再出发，努力发扬华夏文明在五千年进程中积淀的文明共存之道即‘共生交往观’，为世界的和平安宁贡献自己的智慧。”⑦老子追求“道法自然”的长存之道，他注重天人和谐，并提倡“尊道贵德”，这些观念在当代社会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恰如老子所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⑧可以说，老学所提倡的恰恰是“共生”的文明理念，他的“行于大道”的文明意识与“共生交往观”的旨趣暗合。
三、古现今：华夏文化的当代呈现及传承
《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试图融通古今、联结中外，虽然也有个别值得商榷之处，但仍然不失为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如何将优秀的研究成果广而告之，让更多的人了解、熟悉甚至接受，从而确保华夏文明传播的可持续，这是包括但不限于这本书在内的相关文化学者有必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台湾知名动漫导演蔡志忠先生将《大学》《禅说》《心经》《庄子》《老子》《六朝志怪》《世说新语》《六祖坛经》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用动漫表达出来显得活泼有趣。
笔者注意到，不少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网站设置了微信平台，在新媒体语境中，网民们只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便可以便捷地关注相关信息。这些传播路径和形式都顺应了当代民众对碎片式文化信息的接收习惯，让华夏文明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和灵活，脱离了单一厚重的纸质文本。2020年1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微信公众号“章黄国学”发布文章《说文解“鼠”：洞穴中的小生灵》，全文漫画配合文字，一共配有9幅漫画，分别命名为“钟橙眷鼠”“鼠你葫芦多”“心有锁鼠”“鼠你会赚钱”“飞NEMO（尼莫）鼠”“鼠你有芝士”“鼠一鼠二”“鼠不胜鼠”“鼠你醉美丽”。生动诙谐的漫画与学术文章巧妙融合，毫无违和感。再如“章黄国学”公众号上的超萌版国学漫画《孔子曰》栏目，成功打造了萌系孔子师生，以可愛的形象和萌萌的表情解读华夏经典。用当代语言风格表述传统文化，不失活泼与谐趣，或可作为对华夏文明传播的一种尝试。
通过华夏文明传播，可以寻绎出人类历史可持续发展的方案，也是提升民族文化自觉、自信与自强的一种言说方式。⑨在华夏文明的对外传播方面，我们虽然有所尝试，但是在叙事方式、市场化运作模式以及文化输出的手法与效果方面，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如何以包括但不限于《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一书在内的相关研究为学术助力，更好地推进中华文化和华夏文明的跨国传播，这也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⑦谢清果等：《共生交往观：文明传播的“中国方案”》，九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4页、第67页、第115页、第140页、第164页、第101页。
⑥汪琪：《欧洲中心主义及传播研究本土化》，《传播研究简讯》2010年第62期。
⑧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10页。
⑨钟海连：《走出华夏文明传播的现代困境》，《教育传媒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