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利用微博发表了大量教育观点。像王旭明这样的教育行业专家学者还有很多。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不是两会代表委员，但是长期从事教育行业工作或研究，所发言论多是切中时弊。专家们的观点显示，有关教育的话题永不过时，一些已经在两会上热议过并且形成政策的话题，如中小学生减负，依然有继续关注的必要；一些存在已久的老话题，如反腐败机制、中小学生健康等，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减负政策仍未真正落实
　　王旭明最近发表的一篇微博提到：“北京某小学一年级学生语文单元测试题练习，孩子因考85分被罚重做，连抄题带重做至夜晚9点。我的问题是1.语文作业应在校内课上完成。2.成绩85分已属优秀，为何重做？3.小学低段以识字写字为主，让一年级孩子找描写颜色词语、写几句话太高了。4.教语文的思路手段和方法该改了。”随后，他在“每日一呼”中写道：“惊闻不少小学一、二年级学生课外作业量大、面广和怪异，常常做到深夜，忧；惊闻最新数据表明中国中小学生体质指标继续下滑，近视眼和小胖子继续增加，忧！呼吁有关部门采取更严厉措施禁止为小学低段学生留作业，禁止社会举办低幼文化知识补习班，让孩子多玩两年，锻炼两年。救救孩子……”
　　王旭明关注的这个教育话题，近年来教育系统在政策上采取了很多措施治理，看上去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减负。自从中小学实施阳光一小时和下午3点半放学以来，在教学安排上，减负似乎已经不是个问题，但现实中，减负目标依然没有达到。
　　近年来，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中小学开学季往往都是各地政府集中出台“减负新规”的时机。但是，在众多“狠招减负”的政策之后，孩子们的书包却从“双肩背包”升级为“拉杆箱”。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其一，现存的考试制度导致学生的升学压力从未削减，“减负新规”也成了隔靴搔痒。其二，是出自家长们的焦虑。面对激烈的“择校”竞争，学校给孩子“放羊”，家长便担心会不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因素都使得“减负令”任重而道远。
　　从2013年开始，教育部门已经做出严格的减负规定，对课时、作业、考试等方面给出减负标准；小学不得组织选拔性或与升学挂钩的统一考试。以北京为例，中小学的课时、家庭作业、考试等方面都有具体的减负标准。针对考试，北京提出“小学除语文、数学、英语每学期期末可以举行一次全校或全年级学科考试外，其它课程不得组织考试”。也就是说，小学期中考试将被叫停。
　　但现实情况正如王旭明所指出的那样，在2014年寒假期间，学生们却依然风风火火地忙着上各种补习班，过着和开学无异的生活。学生疯狂补课只为“分”；不论学生补没补课，老师都操碎了心。这一切表明，让“减负”落到实处，还需要老师、家长、学生间加强沟通和共同努力……
　　就近入学要抗住上级压力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在两会开始前夕和两会进行期间，分别发表文章表示：实行就近入学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北京小升初取消共建生正当其时。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文对小学升初中就近入学工作提出新的目标，向包括北上广在内的19个大城市下“最后通牒”，要求在2015年实现100%的小学划片就近入学；90%以上的初中划片入学；逐步减少特长生招生学校和招生比例；到2017年，重点大城市95%以上的初中实现划片入学。为治理小升初乱象，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促进义务教育学校均衡发展、禁止收取择校费和考试、禁止学科竞赛成绩与入学挂钩、减少和取消特长生、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校长和教师交流等等。在一些大城市，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杨东平认为存在理念和制度两方面的问题。
　　杨东平指出，取消中小学择校，事关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北京是择校生、共建生、条子生现象最为突出的城市，有其最特殊的成因：首都职能就是为中央提供服务，中央单位要求地方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所以才会形成共建生这个特色招生模式。作为“小升初”问题特别突出的大城市，北京市对其它地区有重要影响。由于以众多中央单位为核心形成的利益集团势力强大，政府无力监管，致使北京的小升初乱象丛生，成为市民最不满意的问题领域。针对教育部的要求，最近北京市教委推进划片就近入学的方案，主要是取消推优，将特长生比例减至5%以内，以及加大优质高中指标下放的比例，今年达到30%，明年40%。但是，北京市要真正达到90%划片就近入学的目标，只采取上述措施显然是不够的。“共建生”是最具北京特色的政策，即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实行“合作共建”，获得部分重点学校招生名额，以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共建生的隐秘性很强，招生比例从未对外公布过。据调查，这一渠道约占重点学校生源的10%。以北京某中学为例，2011年共建生占新生的17%。
　　要取消“共建生”，必须限制权力，取消国家部委、大型企事业单位的这一特权。当前的小升初治理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在深化改革和大力整顿吏治、反腐败、端正作风、走群众路线的背景下进行的。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是一种腐败行为，其性质远比公款吃喝更为严重，应当严肃对待。建议中央反腐败和群众路线教育，将取消“共建生”作为国家机关整改的内容。这一改革特别需要中央部委、大型国企以身作则；同时，通过信息公开，加强社会舆论和公众的监督，严控共建生的招收，对违规的单位予以通报和处罚。
　　教育反腐要建立权力清单
　　今年两会前夕，李克强总理指出：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李克强总理的话引出了一个名词——权力清单。权力清单是指明晰每个单位、每个职位的权责，给权力划定边界。要公开行政权力，先得知道一个单位、一个岗位到底有多少权力。厅长、市长到底有多少权力？处长、科长到底有多少权力？每项权力的运作程序是什么？
　　“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认为，教育系统推行权力清单是往前迈一大步。周孝正表示，虽然现在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处于治标阶段，要慢慢过渡到治本阶段。周孝正说：“现在还主要是权力反腐，你要打老虎，你自己首先得是大老虎，要打大虎，你必须是超级老虎才行。治本之道根本还在于用制度来反腐，通过制度建设，让官员不敢、不愿意、不能，也不必去贪腐。”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推行权力清单虽然有明晰相关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的作用，但如果没有监督权力的切实制度、机制，还是很难去遏制腐败。目前，导致大学腐败的原因，是没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而熊丙奇眼中的现代学校制度是：校长公开遴选，对师生负责；行政权受到制约，不能主导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教师、学生有参与学校事务的权利，拥有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评价权。“只有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才可能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熊丙奇提出，当今教育腐败频发，须标本兼治。教育系统的腐败也引发了社会焦虑，很多人在干着腐败的事却浑然不觉。要评价起来，只能说是无奈，不随波逐流，就只能受欺负，或者做个愤青。近年来，教育系统发生了不少腐败案件，一些案件涉案人员之多、涉案对象身份之特殊、涉案金额之巨大，都超乎人们的想象。这些案件严重影响教师队伍形象，甚至引发人们对教育体制的质疑。
　　像对待奥运一样对待体育课
　　教育专家孙云晓在微博上发出质疑：“这是举办过奥运会的城市吗？北京居然成为中小学生健康的高危之地！” 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政协和教委联合发布的调研报告揭示了中小学生体质下降的四大原因：重智育轻体育、运动场地严重不足、体育教师缺编并兼职过多、体育未真正纳入学校考核。如和平里第九小学人均活动空间只有一平米。孙云晓提出：必须像重视奥运一样重视少年儿童体育。
　　孙云晓感慨地评论说：体育是关乎个人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首要问题。调研报告指出，北京的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上升到62.96%，肥胖率上升到21.46%，肥胖者近半数有脂肪肝。加强运动就是提高生命力，丰台区第八小学自2011年每天早上加10分钟锻炼，肥胖率下降10%。近4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和全员体检结果显示，中小学生肥胖和视力不良问题尤为突出，其中，2012年-2013年，中小学男生肥胖检出率高达26.97%。另据2012-2013学年全员健康体检有关数据，初中一年级的学生肥胖检出率比小学一年级多了11.79个百分点。根据报告，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2012至2013学年小学一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33.75%，初中一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72.23%，高中三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88.79%。
　　报告显示，北京市目前的一些常见慢性病有低龄化趋势。2012年卫生部门对401名初一、高一学生进行的慢性病风险评估结果显示，脂肪肝检出率45.1%，高血压检出率30.7%。此外，中小学生还存在身体素质不均衡，中学男生上肢力量弱尤为明显，肺活量下降等问题。
　　重智育轻体育在全社会普遍存在，有的学校片面强调升学率，学生体育锻炼时间明显安排不足。有的学校因害怕出现意外伤害事故而减少学生的运动量或降低运动强度。一些家长错误认为孩子只要不生病就是健康。中小学生为应试教育所困，学业负担重，体育运动少，睡眠时间不足。
　　中小学校体育与卫生专职教师数量不足，全市小学体育教师缺额近1000人。有30%的中小学校没配备专兼职校医和卫生教师，有的因为学校不愿把正式编制给体育与卫生教师，有的因为门槛高待遇低致应聘人员望而止步。
　　调研报告建议，改进升学考试制度，将体育纳入高考科目，增加中考的体育分值。北京市政协教文卫体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李然表示，她也在跟教育部门沟通，建议增加中考中体育所占分值，由目前的40分再增加5到10分。此外，她还建议增加游泳、跳绳等体育项目，发挥不同体质学生优势。同时，应推动国家修订《教育法》，用法律手段确保中小学生在校体育运动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