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国内动荡升级后，我所见到的最有喜感的评论，来自某国际大报中文网。此篇社评言之凿凿地指称：“美欧应尽其所能，确保穆巴拉克尽快下台，并最终让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站到正确一方。”
　　“历史长河”一类说法，并非古而有之。希腊人视自然演化为土水气火四元素之流变，董仲舒讲“三统”往复循环；《旧约》中耶和华创世，都也不曾讲“终点”在哪里。至于“历史长河”这种带有理念寄托、奔向某个确定终结——据此才有“历史前进的车轮”、“逆历史潮流而动”一类概念的表述。
　　最早不过源自12世纪末的灵知派哲人、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约氏将基督教之三一论改造为三阶段式的历史神学，以当下之世为圣子之国，将临之时为圣灵之国，把过去分裂为“今生”、“来世”的二元世界统一到了现世历史的内在结构中。而一嗣圣灵降临，具备精神理念的“历史长河”便走向终结——世事固仍常在，“意义”则已达成。
　　灵知派在中世纪的绝大多数时候遭到迫害，但香火绵延未绝。到了启蒙时代，终于有霍布斯、孔德这样的伟人搞“二次革命”，重拾历史神学的形式，并将拯救之权从上帝手中让渡给“自由的人”。自由的尘世王国生根发芽，而此后整个德意志古典哲学的传统，几乎都据此阐发。到20世纪中叶，历史终于在科耶夫(Alexander Kojeve)这位伟大的盗火者手中“终结”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老老实实地承认，《历史的终结与末人》不过是对科耶夫“普遍均质国家”理念的通俗表述。而尘世天国便是这些普遍均质的技术国家。
　　如此一来，“阿拉伯世界的历史长河”再度成为伪概念：对时空统一的普遍均质国家前景而言，“站队”还有必要吗?
　　从远因上看，埃及问题与新近暴出的突尼斯、也门乃至伊朗问题一样，涉及中东国家“现代之后”立国基础的正当性：纳赛尔以强力铲除库特布及伊斯兰兄弟会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企图，以反对以色列为号召，举起“阿拉伯社会主义”大旗；萨达特接受以色列长期存在的现实，更张纳赛尔的国策，立即为兄弟会中的极端分子暗杀；继任者穆巴拉克只得再度“变脸”，搞起威权政治。
　　突尼斯在独立后只君宪了一年，马上由首相布尔吉巴搞起共和；本·阿里效仿布尔吉巴搞宫廷政变起家，新近又被宫廷政变轰走。至于前一阵据说“推特革命”涌动的伊朗，则是在1979年推倒了世俗的王国政权、重启伊斯兰革命。群情激愤，无非是某些重要的正当性尚未被纳入现行的合法性框架，是以藉由最直接的“公意”——群众上街来阐发。这类民主终归很难说是以启蒙哲人的“自由”作为内涵的。
　　这么看来，“站到正确一方”，无异于正话反说：明明是基于西洋启蒙的现代理由造成“历史长河”，怂恿阿拉伯世界“站队”，经朴诚可爱的媒体一渲染，就变成“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长河中”站队了。
　　这种朴诚可爱，我国的乡民其实领教最清。六十几年前，就有人怀抱“善良、高尚和激励人心的想象力”，要请中国出任国际警察，在美国“帮助”下成为“強大、统一、民主的大国”。
　　嗣后，夹枪带棒的“帮助”被全副武装的共军“请”走，美国友邦便很惊诧，惊呼“我们丢掉了中国”。邹谠教授(国民党元老邹鲁之子)认为中国之欲成为大国，与基于美国理由的“帮助”，出入很大；中国“赤化”固然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挫败，自以为曾经“拥有”过中国，更是simple and na ve(简单且天真)的幻象。
　　替这书作序的国际政治学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骂得刻薄：“讲到中国，美国人就分成两类，一类患了神经病，另一类患了精神病。”
　　老在人家的历史长河里“站队”，这也是病。你的药不能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