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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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人有可能将自由现金流投入到能够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的非盈利项目,进而导致企业过度投资。目前由于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发挥实质性作用,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倾向十分明显。论文在利用主成份分析法衡量企业成长机会的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创造性地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确实相当严重,且有不断加剧的倾向;而且自由现金流充足的公司更易发生过度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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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政府主导的速度型经济,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政府的投资行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冲突,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与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并不一致,因此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会导致国家整体的经济稳定性降低,使宏观经济运行不稳定,而经济增长的起落必然形成大量的银行坏账。同时,地方政府的扩张冲动必然表现为对金融资源和对金融资源控制权的竞争,而地方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影响来争夺货币资源,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突破预定的目标,引发通货膨胀。改革开放后,我国几次金融风险的产生充分证明
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同股不同权”是农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产权模式创新的重要特征。资格股可以退出的机制使得股份合作制股权结构和资本的稳定性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本文以资产专用性为立足点,建立起农村信用社股份合作制下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的演化博弈模型。本文认为农村信用社资产专用性的程度、可占用准租的大小、合作剩余、社会平均资本收益是股份合作制模式下农村信用社保持股权结构和资本稳定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间、城乡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造成经济增长不平衡的原因总体上是历史的、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侧重从金融资源的角度出发,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方面,来探析区域金融资源分布的非均衡与经济增长不平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途径。
在经济转型中,我国狭义货币(M1)结构呈现独特而鲜明的倒“U”型变化特征。本文从居民和企业的异质性货币需求行为出发,从微观层面讨论了制度转型对不同货币需求主体行为的影响,得出了我国M1结构变动的理论模型。协整检验证实了我们的理论推断。实证分析还发现,不同主体的异质性需求是导致我国M1结构变动的微观行为根源,并且M1的结构变动完全是由制度转型引起的。贡献分解表明,倒“U”型结构根本上决定于价格自由化进程“先最终产品,后生产资料”的推进方式,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和证券市场的产生则改变了M1结构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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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估计的一致性,提出了一种类Hosmer-Lemeshow一致性检验方法(得到基于Kappa的U检验的验证),对5篇主流期刊文献进行检验,认为它们的效率估计相对排序基本不一致。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样本选择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不同,而估计方法的影响有限。收集了1998~2004年14家主要银行的数据,采用同样的随机前沿方法估计出4种不同投入产出结构下银行的效率,结果表明效率估计对模型结构十分敏感。指出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并给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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