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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克辛·洪·金斯顿（又名汤亭亭）被视为华裔美国文学界最卓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被视为引导华裔美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人物。她的作品《女勇士》被盛赞为振兴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力作。
汤亭亭1962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在中学教书十余年，1976年发表的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在读者中和批评界引起强烈反响。书的篇首语“‘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妈妈说，‘告诉任何人……’”竟成为美国大学生的口头禅。该书虽成为流行一时的畅销书，但常常被看做是她的自传。汤亭亭辩解说，她写的是小说，是美国小说，因为她在写作时，视野远远超出了自家身世、个人经历，而着眼于一代移民的共同感受和情怀。
《女勇士》一书所涉及的题材极其广泛，涵盖了女权主义思想、边缘文化、寻根意识、古老的民俗与神话、文化冲突，等等，自出版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讨论最多的亚裔文本。
《女勇士》出版时，正值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汤亭亭曾直截了当地说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版就是为了声援妇女解放运动。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书中，女勇士的生活环境深刻地反映了男权造就女性这一点。强烈的中国厌女症，如“养女不如养只鹅”，对女性的种种约束和惩罚，以及传统的男女不平等的婚姻观念，等等，在女勇士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同时也使女勇士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结。
在精神世界里，她幻想自己是花木兰代父从军，像爱国英雄岳飞那样把家仇国恨刻在背上，像女英雄穆桂英那样把孩子生在生死之争的战场上，统率千军万马，肩负着国家、民族和家庭的重托，奋力拼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英雄。在现实生活中，她反对性别歧视，顶着严酷的厌女现实，自强不息。她拒绝煮饭、洗碗，拒绝母亲把她培养成家庭主妇。她努力学习，读完大学，走上了职业妇女的道路。女勇士的斗争历程充满了艰辛的、顽强的反传统、反男权思想。
边缘文化在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小说的主人公在美国出生长大，对中国的概念完全建立在母亲絮叨的故事和自己的幻想之上。在他们眼中，中国这个遥远古老的东方国度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处于世界的边缘，是他们眼中的一个“他者”。而汤亭亭笔下的中国正是与他们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他者”形象，故而小说备受读者青睐。但汤亭亭在谈话中一再强调“她是美国人”，她写的是美国小说，中国对她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他者。但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潜移默化中传授给她的中国文化使她不可能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西方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汤亭亭实际上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她生活在西方，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学会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期望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实现自我成功和价值，但她拥有的中国背景使她难以融入主流文化。与此同时，因对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缺乏切身体验和了解，加之在美国拥有优越的工作，并能以娴熟、地道的英语写作，使她与本民族的人亦有距离感。
作者还借用鬼魂探讨华裔美国人（尤其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内心世界，指涉华裔美国人的文化无根心态。从各国鬼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鬼是很难定义的，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始终是虚无缥缈、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而这些特点正好吻合母亲和女儿眼中的人物形象。比如无名姑姑只是出现在勇兰的故事中，尽管主人公一直想把她的形象具体化，但即使在想象中也无法实现。在各式各样的美国鬼中，流浪鬼、酒鬼等为求生存到处流浪。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标准，他们都是难以解释的鬼魂。华裔美国鬼的无根特性尤为突出。勇兰在旧中国曾经是一名驱鬼英雄，但是在新世界她所遭受的种种挫折，尤其是不能帮助妹妹要回名分的打击，导致她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属性丧失在异域。月兰是传统的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后无法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无家可归，失魂丧命。在探讨移民的文化属性时，印度裔作家赛尔门·鲁思迪认为：我们的属性既是多元的也是一元的，有时我们感到自己跨越两种文化，有时又陷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女勇士》的主人公正是处于这样的境遇中，徘徊在两种文化之中的女儿无法构建完整的自我属性，只好将自己认同为女勇士花木兰和蔡琰。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方面，《女勇士》这部作品还详细地说出了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汤亭亭屡次强调自己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而不是中国—美国人（Chinese—American）。她认为“中国的”（Chinese）是用来修饰“美国人”的（American）。她生活在美国社会，就不得不适应那里的环境。虽然她从小就对美国社会有很强的异己感，但生存的需要促使她改变、学习，有着第三世界的东方血统的汤亭亭，作为第二代移民，已渐渐远离了印在她皮肤上的中国文化，有意识地强调、突出主流文化的特点。但汤亭亭在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时，试图超越单纯的西方或单纯的东方，向着一种“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方向努力。书中的小女孩劝说母亲：“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文化全球化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试图消解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一次努力。赛义德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的存在。一种自我的构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是一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而这些‘他者’，实际上又总是通过不断的对于‘他们’与‘我们’之间区别的阐释和再阐释而实现的。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汤亭亭和书中的女孩很难精确地区分在中国和美国中，谁是他们，谁是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的真正身份。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对她并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形成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地方。而美国尽管从多方面吸引她，但她毕竟不能完全融合其中。对于中国文化，她是一個“他者”，对于美国文化，她也是一个“他者”。她只能渴望一种文化的全球化，在其中，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被抹杀，实现每个人在文化身份上的平等。这样，她不会有“失重”感（weightlessness），不会因为失去原有文化根基又没有完全进入中心文化而总是处于边缘状态。同时，她在中国人面前不会因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而局促不安、困窘惶惑；在美国人面前也不至于因中国背景和黄肤黑发而有自卑感和异己感。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它在汤亭亭写《女勇士》时还鲜有人提起。赛义德1978年发表的《东方主义》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处于帝国的中心地带对其文化霸权和语言霸权进行削弱和解构的一次努力。尽管他们渴求、呼吁所有民族、所有人平等的全球化可能只是一个并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但这种乌托邦理想却能激励人们为更好的明天、更有意义的生存奋斗，因为，完全消除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力量，就意味着人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失去理解现实的能力。在为一个美好的理想努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化。写《女勇士》的汤亭亭尽管那时还没有听说这些，但已意识到，所以她笔下的人物无意识地顺应了这一当今世界变化的趋势。书中的第一代移民几乎都说不好英语，在生活中遇到诸多不便。他们意识到语言（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既然话语对现实产生具体作用，它们就应该被看做物质力量。为了更好地在帝国中生存，他们鼓励孩子们掌握英语，甚至把留在中国的孩子接过来，希望他们学会英语来帮助他们。因而，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汉语水平很低这一普遍现象，就毫不奇怪了。勇兰的儿女们只有七年级的汉语词汇，能勉强进行交流；而孙辈们则完全不会说汉语了。平时吃饭时，勇兰不让孩子们说话，但说英语似乎却是例外。父母们在无意识中把孩子们由中国文化推向了美国文化。汤亭亭用英语来写作有关中国和美籍华人这一举动，既是她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需要，又无可否认地是她生存、或更好生存的需要。种种的一切，使得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移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女勇士》作为展现美国多元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丰富的主题和多元的表现形式成为整部作品的耐人寻味之处，其中的神话、传说、回忆、幻想、历史、现实及家庭轶闻为一体，展现了关于移民处境、代沟矛盾、青少年的困惑和叛逆、女性主义、边缘文化、寻根意识等多重主题，更增强了作品的魅力，使之成为华裔美国文学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部作品。
参考文献：
[1]张延军.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多重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J].世界文学评论，2008（02）.
[2]程昊.《女勇士》中“鬼”的杂交性意象解读[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3]曾奕晖.华裔美国人的第三空间身份建构[D].福建师范大学，2010.
[4]胡亚敏.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J].外国文学评论，2000（01）.
[5]董美含.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D].吉林大学，2011.
[6]臧严.《女勇士》与“鬼魂”之“斗”与“和”[D].郑州大学，2010.
汤亭亭1962年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在中学教书十余年，1976年发表的处女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在读者中和批评界引起强烈反响。书的篇首语“‘你不能把我要给你讲的话’，我妈妈说，‘告诉任何人……’”竟成为美国大学生的口头禅。该书虽成为流行一时的畅销书，但常常被看做是她的自传。汤亭亭辩解说，她写的是小说，是美国小说，因为她在写作时，视野远远超出了自家身世、个人经历，而着眼于一代移民的共同感受和情怀。
《女勇士》一书所涉及的题材极其广泛，涵盖了女权主义思想、边缘文化、寻根意识、古老的民俗与神话、文化冲突，等等，自出版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讨论最多的亚裔文本。
《女勇士》出版时，正值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汤亭亭曾直截了当地说这部作品就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作品，这部作品的出版就是为了声援妇女解放运动。
在汤亭亭的《女勇士》书中，女勇士的生活环境深刻地反映了男权造就女性这一点。强烈的中国厌女症，如“养女不如养只鹅”，对女性的种种约束和惩罚，以及传统的男女不平等的婚姻观念，等等，在女勇士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阴影，同时也使女勇士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反抗情结。
在精神世界里，她幻想自己是花木兰代父从军，像爱国英雄岳飞那样把家仇国恨刻在背上，像女英雄穆桂英那样把孩子生在生死之争的战场上，统率千军万马，肩负着国家、民族和家庭的重托，奋力拼搏，成为一个真正的女英雄。在现实生活中，她反对性别歧视，顶着严酷的厌女现实，自强不息。她拒绝煮饭、洗碗，拒绝母亲把她培养成家庭主妇。她努力学习，读完大学，走上了职业妇女的道路。女勇士的斗争历程充满了艰辛的、顽强的反传统、反男权思想。
边缘文化在作品中也是显而易见的，小说的主人公在美国出生长大，对中国的概念完全建立在母亲絮叨的故事和自己的幻想之上。在他们眼中，中国这个遥远古老的东方国度在地理上和文化上都处于世界的边缘，是他们眼中的一个“他者”。而汤亭亭笔下的中国正是与他们期待视野相一致的“他者”形象，故而小说备受读者青睐。但汤亭亭在谈话中一再强调“她是美国人”，她写的是美国小说，中国对她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他者。但与生俱来的中国血统和父母潜移默化中传授给她的中国文化使她不可能像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西方人）那样来看待东方和中国。汤亭亭实际上也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她生活在西方，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学会用英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思想，期望获得西方人的认同，实现自我成功和价值，但她拥有的中国背景使她难以融入主流文化。与此同时，因对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缺乏切身体验和了解，加之在美国拥有优越的工作，并能以娴熟、地道的英语写作，使她与本民族的人亦有距离感。
作者还借用鬼魂探讨华裔美国人（尤其是第一代、第二代移民）的内心世界，指涉华裔美国人的文化无根心态。从各国鬼文化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鬼是很难定义的，无论人们如何努力揭开那层神秘的面纱，他们始终是虚无缥缈、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的，而这些特点正好吻合母亲和女儿眼中的人物形象。比如无名姑姑只是出现在勇兰的故事中，尽管主人公一直想把她的形象具体化，但即使在想象中也无法实现。在各式各样的美国鬼中，流浪鬼、酒鬼等为求生存到处流浪。按照中国传统文化标准，他们都是难以解释的鬼魂。华裔美国鬼的无根特性尤为突出。勇兰在旧中国曾经是一名驱鬼英雄，但是在新世界她所遭受的种种挫折，尤其是不能帮助妹妹要回名分的打击，导致她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属性丧失在异域。月兰是传统的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后无法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因此不可避免地无家可归，失魂丧命。在探讨移民的文化属性时，印度裔作家赛尔门·鲁思迪认为：我们的属性既是多元的也是一元的，有时我们感到自己跨越两种文化，有时又陷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女勇士》的主人公正是处于这样的境遇中，徘徊在两种文化之中的女儿无法构建完整的自我属性，只好将自己认同为女勇士花木兰和蔡琰。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方面，《女勇士》这部作品还详细地说出了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汤亭亭屡次强调自己是华裔美国人（ChineseAmerican），而不是中国—美国人（Chinese—American）。她认为“中国的”（Chinese）是用来修饰“美国人”的（American）。她生活在美国社会，就不得不适应那里的环境。虽然她从小就对美国社会有很强的异己感，但生存的需要促使她改变、学习，有着第三世界的东方血统的汤亭亭，作为第二代移民，已渐渐远离了印在她皮肤上的中国文化，有意识地强调、突出主流文化的特点。但汤亭亭在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时，试图超越单纯的西方或单纯的东方，向着一种“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方向努力。书中的小女孩劝说母亲：“现在我们属于整个地球了，妈妈。如果我们和某一块土地切断了联系，我们就只属于整个地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我们站在什么地方，这块地方也就属于我们，和属于其他任何人一样。”文化全球化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试图消解中心话语、弘扬民族文化的一次努力。赛义德认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和维持，都有赖于另一种不同的、相竞争的异己的存在。一种自我的构成，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最终都是一种建构，即确立自己的对立面和‘他者’，而这些‘他者’，实际上又总是通过不断的对于‘他们’与‘我们’之间区别的阐释和再阐释而实现的。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在再创造自身的‘他者’。”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汤亭亭和书中的女孩很难精确地区分在中国和美国中，谁是他们，谁是我们，很难确定自己的真正身份。遥远而陌生的中国对她并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形成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地方。而美国尽管从多方面吸引她，但她毕竟不能完全融合其中。对于中国文化，她是一個“他者”，对于美国文化，她也是一个“他者”。她只能渴望一种文化的全球化，在其中，各民族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或文化身份被抹杀，实现每个人在文化身份上的平等。这样，她不会有“失重”感（weightlessness），不会因为失去原有文化根基又没有完全进入中心文化而总是处于边缘状态。同时，她在中国人面前不会因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而局促不安、困窘惶惑；在美国人面前也不至于因中国背景和黄肤黑发而有自卑感和异己感。然而，全球化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它在汤亭亭写《女勇士》时还鲜有人提起。赛义德1978年发表的《东方主义》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在处于帝国的中心地带对其文化霸权和语言霸权进行削弱和解构的一次努力。尽管他们渴求、呼吁所有民族、所有人平等的全球化可能只是一个并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乌托邦理想，但这种乌托邦理想却能激励人们为更好的明天、更有意义的生存奋斗，因为，完全消除乌托邦超越现实的力量，就意味着人失去创造历史的意志，失去理解现实的能力。在为一个美好的理想努力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西化。写《女勇士》的汤亭亭尽管那时还没有听说这些，但已意识到，所以她笔下的人物无意识地顺应了这一当今世界变化的趋势。书中的第一代移民几乎都说不好英语，在生活中遇到诸多不便。他们意识到语言（话语）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既然话语对现实产生具体作用，它们就应该被看做物质力量。为了更好地在帝国中生存，他们鼓励孩子们掌握英语，甚至把留在中国的孩子接过来，希望他们学会英语来帮助他们。因而，第二、第三代移民的汉语水平很低这一普遍现象，就毫不奇怪了。勇兰的儿女们只有七年级的汉语词汇，能勉强进行交流；而孙辈们则完全不会说汉语了。平时吃饭时，勇兰不让孩子们说话，但说英语似乎却是例外。父母们在无意识中把孩子们由中国文化推向了美国文化。汤亭亭用英语来写作有关中国和美籍华人这一举动，既是她表达思想和情感的需要，又无可否认地是她生存、或更好生存的需要。种种的一切，使得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在移民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女勇士》作为展现美国多元文化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丰富的主题和多元的表现形式成为整部作品的耐人寻味之处，其中的神话、传说、回忆、幻想、历史、现实及家庭轶闻为一体，展现了关于移民处境、代沟矛盾、青少年的困惑和叛逆、女性主义、边缘文化、寻根意识等多重主题，更增强了作品的魅力，使之成为华裔美国文学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一部作品。
参考文献：
[1]张延军.汤亭亭《女勇士》中的多重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J].世界文学评论，2008（02）.
[2]程昊.《女勇士》中“鬼”的杂交性意象解读[J].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2）.
[3]曾奕晖.华裔美国人的第三空间身份建构[D].福建师范大学，2010.
[4]胡亚敏.谈《女勇士》中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J].外国文学评论，2000（01）.
[5]董美含.90年代后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研究[D].吉林大学，2011.
[6]臧严.《女勇士》与“鬼魂”之“斗”与“和”[D].郑州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