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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作家梁晓声以长篇小说《人世间》摘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最近，梁晓声另一部小说《我和我的命》出版，延续着对普通人看似寻常又总是屡经跌宕的命运的书写，也关注女性的际遇。
小说《我和我的命》共有20余万字，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命运也随之转变，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我”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长大后，“我”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亲姐姐和姐夫接二连三地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到深圳摸爬滚打，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见证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
“我”在深圳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我”固然愤怒、无奈，却总是不能袖手旁观。
“伦理现实主义”
梁晓声一直关注社会变迁与青年的成长，之前在书写知青生活、在写下社会阶层变化的时候，他总会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等等。同时，也总是在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其中更多的是被动的回应，是不屈不挠。而到了这部新长篇，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要承担起血缘、家庭和生命、社会带给人的责任。
梁晓声认为，我们时代的年轻人也与父辈一样，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命名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梁晓声是当代文坛少有的，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而他的“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这部小说聚焦于“命运”这个主题，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我和我的命》是关于命运的写作，也是关于人怎样去面对命运的写作，如开头部分写道：“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如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被选中，我便也做了些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友喜欢…… ”
李敬澤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一种与他人无关的个人幸福，也没有一种与别人无关的命，顺应大势，我命由我，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我们和我们的命，是我们想要的善好的生活。梁晓声保持了我们对善好的想象。而且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没有现实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困境里。”
梁晓声写“人世间”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也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同时，他更是不断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善好”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也是生命境界上的。在李敬泽看来，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梁晓声迎难而上，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
“女性价值”与“亲情扶贫”
作为高校教师，梁晓声熟悉年轻人的思想动态，熟悉他们作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享受的一切便利。他们几乎不用知道“苦难”二字怎么写，就可以长大成人。然而，离开家庭的暖巢走向社会之后，他们总会为成长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社会、家庭，都会对他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所以，梁晓声通过这样一部小说，与年轻人沟通和探讨：女性的成长代价是什么？每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
女性成长话题也是《我和我的命》关注的另一个层面。小说中的几个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尤其在深圳，商业的冲击和诱惑，容易让人迷失。小说中就写到了出卖身体换取生存的女性，她们向自己的“天命”投降了，当然，命运也并没有因此厚待她们。
通过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梁晓声的小说写出了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她们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除了女性角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也各具特点，梁晓声借着养父的经历，进一步贯穿起中国两代人对“社会关系之和”的认识：养父从贫苦农家成长为一市之长，他改变了命运，然而，“穷亲戚”一直是他的“社会关系”，是他不能挣脱的部分。他用责任扛起了这一切，他一直在践行“亲情扶贫”，也教导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用“亲情扶贫”为社会分担责任。在李敬泽看来，书中的这些内容，使得“我”变成了“我们”，这是一部书写“我们和我们的命”的小说。
评论家吴义勤认为，梁晓声身上的思想者形象和知识分子情怀，是他现实主义的内核，并且形成了其现实主义的温暖底色，这种温暖的、朴实的现实主义为他的作品留下了普通人的生命情怀和民间温度。而这现实主义的根基，就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传统。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既关注到了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的宏观层面，也贴近了对民间的底层关怀，是建立在对民众、大众关怀的基础上的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现实主义传统。
责编：马京京
小说《我和我的命》共有20余万字，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为是女孩被父母遗弃，命运也随之转变，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我”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长大后，“我”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亲姐姐和姐夫接二连三地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到深圳摸爬滚打，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见证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
“我”在深圳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四十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提出各种要求，“我”固然愤怒、无奈，却总是不能袖手旁观。
“伦理现实主义”
梁晓声一直关注社会变迁与青年的成长，之前在书写知青生活、在写下社会阶层变化的时候，他总会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等等。同时，也总是在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其中更多的是被动的回应，是不屈不挠。而到了这部新长篇，人物的回应更多地化为一种责任和修养，人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而是要承担起血缘、家庭和生命、社会带给人的责任。
梁晓声认为，我们时代的年轻人也与父辈一样，能够承担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命名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梁晓声是当代文坛少有的，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而他的“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
这部小说聚焦于“命运”这个主题，小说中说，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原生家庭给的，叫“天命”;二是由自己生活经历决定的，叫“实命”;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人的总和显然与这三命有密切的关系。梁晓声在小说中对“命运”倾注了最深切的关怀。他写出了命运之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也写出了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我和我的命》是关于命运的写作，也是关于人怎样去面对命运的写作，如开头部分写道：“我的体会是——当人真的能心平气和地面对坏命运，连命运之神也会刮目相看。如果有命运之神的话，她或他的工作不过就是电脑般的工作，是某种神秘程序的自动锁定。即使那程序是他们参与编制的，估计也无法操控每一次的抽签结果。所以，对于命运之神的工作，我也采取理解万岁的态度。可我既已被选中，我便也做了些该做的事——我在沪深两地组建了癌病友网站，还主编了一份民间的刊物《与癌共舞》，颇受癌病友喜欢…… ”
李敬澤认为：“对中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一种与他人无关的个人幸福，也没有一种与别人无关的命，顺应大势，我命由我，这是中国人的精神，也是我们和我们的命，是我们想要的善好的生活。梁晓声保持了我们对善好的想象。而且这份想象不是凭空的，不是没有现实感的，而是深深扎根在现实里，扎根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困境里。”
梁晓声写“人世间”热气腾腾的生活，也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也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同时，他更是不断在小说中构建一个“善好”的空间，这个空间既是伦理上的，也是生命境界上的。在李敬泽看来，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梁晓声迎难而上，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
“女性价值”与“亲情扶贫”
作为高校教师，梁晓声熟悉年轻人的思想动态，熟悉他们作为“独生子女”，在成长过程中享受的一切便利。他们几乎不用知道“苦难”二字怎么写，就可以长大成人。然而，离开家庭的暖巢走向社会之后，他们总会为成长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社会、家庭，都会对他们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所以，梁晓声通过这样一部小说，与年轻人沟通和探讨：女性的成长代价是什么？每个人的成长代价是什么？
女性成长话题也是《我和我的命》关注的另一个层面。小说中的几个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尤其在深圳，商业的冲击和诱惑，容易让人迷失。小说中就写到了出卖身体换取生存的女性，她们向自己的“天命”投降了，当然，命运也并没有因此厚待她们。
通过主人公和她的好朋友李娟，梁晓声的小说写出了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她们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
除了女性角色，小说中的男性角色也各具特点，梁晓声借着养父的经历，进一步贯穿起中国两代人对“社会关系之和”的认识：养父从贫苦农家成长为一市之长，他改变了命运，然而，“穷亲戚”一直是他的“社会关系”，是他不能挣脱的部分。他用责任扛起了这一切，他一直在践行“亲情扶贫”，也教导女儿用责任扛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用“亲情扶贫”为社会分担责任。在李敬泽看来，书中的这些内容，使得“我”变成了“我们”，这是一部书写“我们和我们的命”的小说。
评论家吴义勤认为，梁晓声身上的思想者形象和知识分子情怀，是他现实主义的内核，并且形成了其现实主义的温暖底色，这种温暖的、朴实的现实主义为他的作品留下了普通人的生命情怀和民间温度。而这现实主义的根基，就是“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传统。梁晓声的现实主义既关注到了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的宏观层面，也贴近了对民间的底层关怀，是建立在对民众、大众关怀的基础上的国家民族现代性的追求，最大限度地贴近了现实主义传统。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