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一九年春节过后，北京罕见地持续下了几场雪。这究竟要给中美贸易战的紧张谈判一个好兆头呢，还是给《流浪地球》引发的热议降降温，让我们更冷静地看待中国要面对的世界？在国庆七十周年之际，中美贸易战和《流浪地球》不期而遇，让人们想到的不仅是中国科幻电影工业追赶美国以及面对好莱坞电影的文化自信问题，而且是在中美科技竞争乃至发展道路竞争的大背景下，科技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怎样命运的哲学问题。究竟是科技主宰文明，还是文明驯服科技？当地球环境遭破坏，究竟是拋弃地球、殖民新的星球，还是带着地球在太空中流浪？地理空间、科技、现代化道路与文明秩序之间有着怎样的复杂关联？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无疑会让人想到施米特，尤其是他关于地理空间与文明秩序的思考。

一

　　从地理学角度看，“地球”上三分之二以上是海洋，三分之一才是土地，因此应称为“水球”或“洋球”而非“地球”。我们称之为“地球”本身就包含了文明的意味，即人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动物，文明诞生于大地。大地原本就是我们生命体验和生存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人才将“天人合一”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柏拉图《理想国》也试图用哲学方式来证明一个古老的腓尼基神话，人类是“大地母亲”所生，原本亲如兄弟，理想城邦就应当如同家庭一样相互关爱、同生共死。
　　然而，地理大发现恰恰给了人类一种不同于陆地生活的海洋生活体验。正是在陆地与海洋的不同地理空间产生出两种文明图景：海洋一贸易的西方文明与土地一农耕的东方文明。用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的话说，哥伦布航海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此前的人类历史属于亚洲主导的陆地时代，此后的历史是欧洲主导的海洋时代。“哥伦布时代”是欧洲人共同推进的，若从罗马一基督教帝国角度看，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兰西和德意志这些民族类似于中国的中原诸夏，乃是文明的正统。而不幸的是，在这场类似中国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残酷竞争中，处于欧洲文明边缘蛮荒之地的英国成为世界帝国。这就给欧洲思想家带来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为什么全球竞争中西方战胜曾经占优势的东方？西方内部为什么处于文明边缘地带的英国会最终胜出？这些问题无疑是我们理解西方现代性思想的钥匙。
　　面对这个根本性问题，不同时代的思想家有不同的回答。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主流回答是与古典历史彻底决裂的现代思想的兴起，这就是英法所开辟的自由人权、市场经济和主权宪制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到了十九世纪，德意志崛起不仅在政治上挑战英法在欧洲的霸权，更在思想上挑战英法的现代化老路。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展开关于“文化”与“文明”的辩论就在于强调英法开辟的现代化老路所塑造的现代“文明”走向了技术理性主宰的“异化”道路，而德国崛起要开辟的现代化新路，就是要将人从技术异化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文化”所建构的存在世界。在麦金德看来，德国与英法的两条现代化道路实际上是陆地道路与海洋道路的分歧，最终是由英法和德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空间决定的。事实上，在整个十九世纪，大陆与海洋成为整个欧洲思想家、公共舆论思考政治问题的基本分野，由此形成了潜在的地理决定论：唯有海洋帝国才能迈向现代商业贸易的现代化道路。于是，整个十九世纪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展开的地缘政治“大博弈”（the Great Game）被形象地描述为“鲸”与“熊”之间的搏斗。野心勃勃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放弃了俾斯麦长期经营的大陆帝国路线，转向海洋帝国路线，从而引发与大英帝国的必然冲突，两次世界大战也由此展开。

二

　　施米特深深地卷入到对德国崛起探寻新的现代化道路和人类命运的思考中。在“二战”德国显示出失败迹象时，他已经开始写作《大地的法》。这本著作乃是一曲欧洲文明的挽歌，描写欧洲文明秩序几百年的兴衰。而欧洲文明的兴衰与英国有着直接的关联，为此他又写了《陆地与海洋》的小册子，和《大地的法》一道在反思欧洲文明的衰落。
　　《大地的法》实际上有与麦金德对话的味道。麦金德秉持一种现实主义政治的立场，将地理、科技、政治、经济和文化统统化约为支配人类活动的“力”。人类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竞争乃是“力”的竞争，地理就是作为这种“力”的一部分加入到这种竞争中的。然而，施米特在《陆地与海洋》中借助回答“大英帝国为什么会崛起”来反驳这种地理决定论。在他看来，地理大发现的意义并非在于地理空间的变化，而是法秩序的变化。因为地理大发现已经被有效地纳入到基督教帝国的法秩序中，一四九三年的教皇子午线就是天主教会作为最高权威机构裁定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殖民地的领土纠纷，并将全球新发现的土地在两个天主教国家之间进行平分。西班牙和葡萄牙早期殖民帝国正是借助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法秩序来排斥后来荷兰和英国对新发现的领土要求。加勒比海盗之所以“非法”就是违反了基督教帝国的法秩序。
　　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英国面前：是认可国际法秩序，还是挑战国际法秩序？选择前者就必须要寻求罗马教皇的庇护；选择后者就意味着在政治上挑战罗马教皇权威，在精神上挑战天主教所代表的欧洲普适价值。正是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英国人决定挑战欧洲天主教主导的国际法秩序及其普适价值观。这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起源，荷兰、英国等这些新兴海洋国家在挑战罗马教皇权威的过程中必然转向支持新教。因此，在施米特眼中，重要的不是地理，而是法权，奠定法秩序需要立法者的政治决断。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的根本不是宗教问题，而是领土和法权问题，是天主教与新教争夺全球的立法权。因此，英国崛起过程中始终存在天主教普适价值派与新教本土独立派的斗争。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岁月中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谋杀、动乱、战争和断头台成为这个时期的关键词。最终由于伊丽莎白女王的政治决断，使得英国的本土独立派战胜了普适价值派，开辟了大英帝国的崛起之路。而“光荣革命”不过是新教集团成功地打退天主教势力在英国复辟的可能性。
　　因此，在施米特看来，英国崛起的根源不在于地理，而在于政治决断和精神力量。德国的汉莎同盟一度垄断北欧海上贸易，德国又是宗教改革的故乡，然而路德宗教是一种充满妥协性的宗教。在耶稣会士与加尔文分子就空间革命的立法权和话语权展开你死我活的敌对斗争时，德国新教阶层竟然与罗马教皇结成政治同盟，变成旧秩序的捍卫者。这个政治决断导致德国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成为追随英法的“尾随者”。不少德国思想家都为此痛心疾首并继而探索德国精英阶层这种保守的政治举动的深层原因。马克思和韦伯都认为封建容克地主阶层阻碍了资本主义在德国的发展。而在施米特看来，路德新教集团的保守性就在于固守封建领土的“小国寡民的狭隘眼界”，而缺乏空问革命带来的海洋视野。

三

　　施米特对英国崛起的解读批判了流行的地理决定论，强调英国崛起并非由于是海岛国家，而是由于政治决断导致其转向海洋，促成了海洋冒险家的海盗精神与加尔文教预定论信仰的结盟。在这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思维中，“地球”变成了“水球”，英伦三岛不再是孤悬大陆边缘的海岛，相反欧洲大陆却被看作拥有腹地的海滩。英国人获得了一种流动性意识，大不列颠岛屿“这个以纯粹的海洋性存在为发展方向的世界性帝国的中枢，由此而成为无根的海洋性存在。像一艘船或一條鱼一样，它可以向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游动，因为它是一个世界帝国的可以移动的中心，这个帝国辐射到了所有的大洲”（《陆地与海洋》，56页）。如果说大陆国家的“陆地性存在及其各种具体的制度的核心乃是住宅。住宅、财产、婚姻、家庭以及继承权，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农耕的基础上”，相比之下，“海洋性存在中所行驶的船只本身在更大的程度上乃是一个科技性的工具”（同上，120-121页）。在施米特看来，科技对于住宅为中心的陆地性秩序和船只为中心的海洋性秩序有着不同的意义，恰恰是后者将科技从陆地性秩序中解放出来。英国迈向海洋与英国的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四大发明早已在中国这样的陆地性国家广泛拥有，然而，这些科技只有在海洋时代才被真正“解放”出来。
　　那么，英国利用海洋意识和“解放了的科技”实现崛起，对欧洲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施米特看来，欧洲文明奠基于欧洲大陆的后罗马一基督教秩序。地理大发现过程不仅是陆地迈向海洋的地缘政治空间的变化，更重要的乃是由于自由土地、自由空间、自由争夺所释放出来的关于占取与划界、立法与争端、战争与和平等的法秩序整体性转型，即从中世纪的基督教法秩序转向了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欧洲公法秩序”。平等的主权国家取代了统一的教会，法学家取代了神学家，文明与野蛮的等级制取代了基督徒与异教徒的等级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稳固的陆地”与“自由的海洋”这两种空间和两种法秩序的竞争。而英国崛起最终让欧洲秩序从大陆法秩序转向了海洋法秩序。
　　在施米特看来，只有英国才会创造出“乌托邦”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含义不仅指“不存在的地方”（Nowhere）或“乌有之乡”（Ere。hon），而是指“无空间”（U-T0pos）。“乌托邦这个词像一张阴影之网，预示了后来于十九世纪发生的英国由一个海上大国向工业一技术国家转变。……灾难性的阴影终于笼罩下来，在海洋主导的新世界图景渐渐走向黄昏之后，起源于十八世纪英伦诸岛的工业时代终于来临。”（《大地的法》，158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洋秩序与科技主宰都基于一个共同的“法”：人类生存的“无根性”所创造的自由。既然人类可以脱离大地像“鱼”一样在海洋中自由生活，那么人类也就可以脱离大地赋予的存在意义，生活在科技构造的世界中。从大地角度看，这种脱离大地的、无根的、完全依赖科技建构起来的生活秩序不就是一种“虚无主义”？施米特在《大地的法》中，始终站在由欧洲大地/历史所支撑的“欧洲文明”基础上，批判这种技术支撑的无根性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就体现在十九世纪的实证主义法学中，而其极端就是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在凯尔森的理论中，“国家”不再是历史文化实体，也不是政治实体，而变成了一系列人为建构的法律关系的总和。施米特与凯尔森的辩论核心就在于国家究竟是一个仅仅区分合法与非法的技术治理机器，还是一个在根本生存意义上而区分敌友的政治实体？
　　正是在这种区分中，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施米特将“一战”后“国联”的出现看作欧洲公法秩序的终结乃至欧洲文明的终结。美国、俄国、日本的参与意味着欧洲公法空间秩序的瓦解，更重要的是基于欧洲文明发展起来的文明与野蛮的国际法秩序被一套基于法律实证主义的国际法所取代：“十九世纪末欧洲国际法学没有了任何反思精神，甚至在全然无疑是的情况下丢掉了传统秩序中的空间结构观念，将这种日益表面化、肤浅化并不断扩展的普遍化过程天真地视为欧洲国际法的胜利，将欧洲从世界国际法中心的云端上跌落误认为是青云直上。”（《大地的法》，214页）

四

　　既然欧洲文明源于大地，施米特追问什么是“大地的法”。施米特用“nomos”来定义“法”，就在于强调“法”不同于法律实证主义所关注的“律”。“法”是一种植根于大地，与大地的占取、边界划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行动，这种行动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正是这种划界行动区分了“我的”和“你的”、“我们”与“你们”，乃至于区分出“朋友”与“敌人”；“法”又是一种与大地上万物生长、养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命能量，而这种能量无疑来源于历史、文化与传统所赋予的存在意义。如果将前者所赋予的“空间一政治秩序”与后者赋予的“精神一心灵秩序”联系在一起，那么“法”乃是人类生活秩序的安排。这种秩序安排不是英法启蒙思想所塑造的科技一理性的“单向度”秩序，而是地理、政治、历史传统与精神存在紧密联系的复杂多维秩序。其中不仅可以看到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也可以看到拉采尔“生命国家”的影子。《大地的法》其实就在讲述欧洲秩序转型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两条路线、两种法秩序的生死搏斗。欧洲大陆世界与英美海洋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秩序构造，是在生存意义上构成敌我政治（the political）的对立，根本分歧就在于对科技和人的存在意义的不同理解。英美海洋一科技世界抽离了大地赋予人的生存意义，人开始异化为机器的奴隶。当人们为“二战”后英美现代化道路取得胜利并为“历史终结”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施米特看到的却是欧洲文明走向死亡的虚无主义。
　　面对关乎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施米特尤其关注《圣经》中的“拦阻者”（Katehon）这个概念，强调“地上之城”罗马帝国之于“天上之城”基督教世界的意义。在他看来，欧洲列强始终以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来争夺欧洲的统治权，尽管兄弟相残，但都共同承担起“拦阻者”的责任：拦住来自东方的“敌基督者”伊斯兰势力毁灭基督教世界。然而，西方兴起之后，“敌基督者”就不再是伊斯兰势力，而变成了这种推动科技主宰人类的黑暗势力。施米特虽然没有明说，但已清晰地将英美海洋集团定义为毁灭欧洲文明的“敌基督者”，而德意志的两次崛起无疑是作为“拦阻者”与“敌基督者”的搏斗，不仅是人与人的政治搏斗，而且是天使与恶魔的神学搏斗。施米特的“政治”概念始终以神学作为其基础。在写作《大地的法》时，施米特已预见到海洋世界的崛起与欧洲文明的衰落，事实上也预见到自己身处其中的德国在“二战”中的失败。尽管如此，与海德格尔一样，施米特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德意志精神一边，站在了诗意栖居的大地一边，承担起“拦阻者”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