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倾城的短文《死的是个读书人的样子》讲了几个读书人面对死亡的故事。其中，瞿秋白给人的印象最深。
　　1935年6月18日，正在狱中写诗的瞿秋白听到监刑官宣布枪决命令时，头都没抬，答道：“我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写完诗起身赴刑场，选了一块草坪，盘膝坐下后，对刽子手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
　　从容、淡定、视死如归，这就是读书人的样子吧！
　　花花世界，贪生、怕死，实乃人之常情。但有人不贪生、不怕死，那就一定有比死更珍贵的东西。如孟老夫子所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儒家所倡，旧时读书人多受其影響。曾祖、叔祖都为前朝举人，诗书传家的瞿秋白肯定也不例外。但瞿秋白有超越曾祖们学而优则仕的理想，那就是革命信仰。
　　有信仰的读书人，气象就不一样了。在赴刑场路上的一个凉亭前，瞿秋白拍照留念，留下了一张绝命照。黑白照片上的他背着手，昂首挺立，闲静恬淡，的确是个儒雅的读书人的样子。这儒雅的读书人在赴刑场两华里长的路上，在刀兵环伺下信步走去，那情形哪里是去赴刑场，分明是去赴宴一般。
　　常人难得有机会看杀人，关于死囚上刑场的经验大多来自影视文学，比如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学着戏里的好汉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可笑的是他毕竟不是好汉，最终怂了喊“救命”，只是早已没人能听到罢了：“他早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的一声，觉得全身仿佛微尘似的迸散了。”两腿发软、站立不稳、人未死，七魂先失了六魄，别说阿Q这样的小角色，多少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也都被死亡吓尿了裤兜，而瞿秋白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竟然如此从容淡定，或许就因他视国家安危、民族大义超过自己的生命吧！
　　近读《南史》，书中宋明帝赐死王景文一事，颇有拿来与瞿秋白比照一番的必要。
　　“景文在江州，方与客棋，看敕讫，置局下，神色怡然。争劫竟，敛纳奁毕，徐言：‘奉敕赐死。’方以敕示客，因举鸩谓客曰：‘此酒不堪相劝。’遂一饮而绝。”
　　王景文，东晋宰相王导的六世孙。宋明帝赐他毒酒。他看过敕书后，神色不变，和客人把棋下完。收拾棋具妥当之后，才拿出赐死敕书，给客人看；举毒酒饮下时，还不忘调侃：这酒我就不劝你了！
　　我不知道瞿秋白是否看过《南史》，更无从知道他是否知道王景文，但他临死之前的样子，完全和一千五百年前的王景文毫无二致：一样的从容、淡定，一样的视死如归。当然，如果非要找不同，二人最大的区别似乎就在于：一个是为共产主义信仰不惜牺牲，一个是忠于君王忠于朝廷甘愿送死。当然，我想，任谁都不应该因为王景文的愚忠而惋惜，只会被其坦然面对死亡的优雅折服！
　　作家史铁生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轮椅上的史铁生在地坛苦苦思索之后的参悟，作为一个作家，史铁生给了我们面对死亡的勇气，这份鼓动是任何不坐轮椅的作家都难以做到的。如此看来，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奔向死亡的路上，只不过有人在这条路上做他该做的事，然后坦然面对降临的“节日”。这样的人更多的是把“问心无愧”“不白活一回”当成活着的标准，才能临危不惧、临死不惊；也有人在这条路上没有做他该做的事，甚至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当然他就会恐惧死亡，更遑论把死亡看成“节日”。
　　《唐语林》里记载一事：显赫一时的元载被赐死，元载“乞一快死！”（想死个痛快）执刑者给他嘴里塞满了臭袜子，说：“相公今日受些污泥，不怪也。”重用小人，排挤忠良，广置田宅，生活奢靡的元载最终被臭袜子堵死了，惜乎哉？活该！——其实人死的是个什么样子，很大程度取决于他活的是个什么样子！
　　靳尚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