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心比心这个词我们常说，其主要指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但常说不一定能常做。你想，人都是趋于为自己考虑的，要设身处地事事为别人想，实在勉为其难。
　　不过，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将心比心是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不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是推己及人，都含有同样的意思。那么，人为什么能够将心比心？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通俗点讲，大家都是人，在很多方面是能够互相理解的，民间就拿人心都是肉长的来表达对别人的理解之情。这可谓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基础。比如你在路上不小心碰到别人，会赶紧说“对不起”，如果对方通情达理，就会回应“没关系”。这是一种礼貌，也是最基础的将心比心。
　　从理论上说，将心比心是一个很好处理矛盾的办法，这不仅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因为人在社会中扮演着多重角色，很多时候能够做到换位思考。比如对于大多数男人，既是儿子又是父亲，这就容易理解上面的“老”和下面的“小”，容易做到将心比心。再比如一个人，既可能是路上的行人，又可能是车上的司机。那么作为行人时，能够理解司机的焦躁；作为司机时，能够理解行人的莽撞。
　　所以说，将心比心无处不在，否则人也就是失去了“人情味”，成了冰冷的机器。也正因为此，许多矛盾可随之化解。但上述所言，只是理论上而言，并非事实就是如此。也就是说，将心比心作为一种处世原则，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用，这主要看与他人的利益冲突到了什么程度，也看自己处于什么样的立场。
　　如果你在路上只是不小心碰了人，那么对方能够将心比心，一笑而过；如果你把对方碰伤了，那就不光是将心比心的事了。一辆相对拥挤的公交车驶来，人总是倾向于自己赶紧上去，一旦上去了，就希望公交车不要再上人了。这是大家常说的“公交车心态”，可谓与将心比心背道而驰。为什么会有这种心态？因为人处的位置变了，立场不一样了，人和人因拥挤产生了内在的“緊张”。
　　再说行人与司机，理论上应该将心比心，但也可能因为角色与立场的不同，产生不同的心理——走路时，觉得别的司机素质不行；开车时，觉得行人不守规则。因为这时大家在争夺路权。也因此，才有了红绿灯和人行道。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坚持性善论，这样说自有一定道理。学者杜维明曾说儒家的现代使命就是要发挥孟子推己及人的心学精神。然而，由于儒家重义轻利，往往对人在利益面前的冲动估计不足。一个人确有不忍伤害别人的心，看到孩子要掉到井里，会有惊恐同情的心情，但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做不做伤害别人的事就难说了，此时，将心比心就可能变成一句漂亮话。
　　比如按照将心比心的逻辑，很多食品安全问题是不该存在的。拿地沟油做菜的人也要吃饭，将心比心一下，就该主动将地沟油倒掉；卖过期肉的人也会吃肉，将心比心一下，就该将过期肉处理掉。但现实没有如此乐观，因为这里面充满了巨大的个人利益，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大家自欺欺人、眼不见为净，开始“易粪相食”。
　　当然，作为一种道德实践，人能否将心比心，和彼此的关系紧密相关。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在差序的人伦格局中，“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应之得看所施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这个容易理解，如果一个人和自己关系较好，那么就容易做到将心比心，反之就不行。但与个人利益相比较，这倒在其次了。
　　其实，将心比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其要义在于自我修养，讲究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我们往往把将心比心当做告诫别人的箴言，自己则不以为然。这也就让将心比心停留在了嘴上，因此在调节人际关系上显得捉襟见肘。如果大家都以将心比心要求自己，并身体力行，也许才会真正彰显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