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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代大家谢无量先生革命思想、学问修养及“孩儿体”书法的介绍，使人们对“学者型书家”谢无量先生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而对他独创一格的“孩儿体”书法则进行了深刻分析，最后认定为碑帖融合下具有 “二王”灵魂的“新帖派”。另外，还通过对谢无量及当代书坛实际状况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创作方面的四点“警示”，并进一步强调、肯定了“书家学者化”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绩学大儒 非凡“内功” “孩儿体”与“新帖派” “书家学者化”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之一的书法可谓越来越火，不少人视其为国粹，故大力弘扬，推而广之，而二十世纪书坛中的一些书法大家尤为有识之士关注，谢无量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后学者，我们有必要对谢无量先生加大宣传力度，而对其极具个性化的书艺，尤需加强学术性的研究。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谢无量先生的思想、治学及为艺做一管窥蠡测。
一、谢无量先生生平
1884年6月8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六日），谢无量先生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北乡金马沟。原名蒙，又名沈、澄、大澄，字仲清，号希范，别号啬庵，后改字无量。祖父为自耕农。父谢维喈，号凤岗，科举为官，尝于安徽做三任知县。母张氏，有四子，无量行二。
1887年，随双亲先后至安徽庐江、池州等地，后久住芜湖父宅“憩园”。
1889年，6岁。始做诗，聪颖好学。
1892年，9岁。毕五经，习八股文。
1898年，15岁。浙江学者、立宪派人物汤寿潜携女婿马一浮来芜湖，无量拜汤氏为师，获益匪浅。此间与马一浮结为至友。
1900年，17岁。为广视野，出安徽往沪，后独往北京。旋取道张家口转太原。
1901年，18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今交通大学），时蔡元培教授讲习中文。同学相好者有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
1903年，20岁。7月1日，邹容因《苏报》案入狱，谢无量逃往日本，第二年末回国，受聘为安徽公学教授。
1906年，23岁。再至京，任《京报》主笔。
1911年，28岁。正月，至成都，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校长）兼授词章科。同时任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讲席。辛亥革命后，“存古学堂”与“四川国学院”合并为“国学院”，谢任监督（院长）。
1914年，31岁。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员。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
1923年，40岁。3月1日，谢游至广州，在广州大学任教。第二年5月19日，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特务秘书，后又任参议。
1926年，43岁。应东南大学（后更名中央大学）之聘，谢出任历史系主任并授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归沪，任教于中国公学，授世界革命思潮等课。
1930年，47岁。经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再三恳请，谢无量赴南京出任监察委员，然无心政事，主要致力于书法文史等研究。
1937年，54岁。日军危及南京，谢避地汉口。第二年，应邀赴澳门讲学。
1940年，57岁。春返重庆，夏至成都。此间与林山腴、刘君惠等每周做诗酒之会，同游者尚有张大千、商衍鎏、张寒杉、向迪琮、严谷声等。
1944年，61岁。冬，录自做诗75首成卷。
1946年，63岁。在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授汉朝以后学术思想变迁史。此间，游历乐山、雅安、青城、峨嵋等地，并与在东山设书院的马一浮磋究学问。
1947年，64岁。作为国民党国大代表（乐至县），赴南京与会，宿鼓楼医院，称心脏病而谢客。会议结束后往沪。时与章士钊、江庸、沈尹默等往来。
1949年，66岁。2月，由沪返渝。熊克武、但懋辛等组织“中国公学”，聘谢为文学院院长。
1950年，67岁。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聘请谢无量先后担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文史馆研究员等。
1956年，73岁。1月，作为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赴京，并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及宴请、合影。8月，应吴玉章之邀，赴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
1960年，77岁。8月6日，国务院任命谢无量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4年，81岁。12月10日，心脏病发。逝于北京，安葬于八宝山公墓。
二、光明坦荡，忧国忧民，坎坷的一生闪耀着亮丽的政治光彩
作为一个正直、热情，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国近现代时期的文人，谢无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充满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段，而他一生崇尚光明，藐視邪恶，始终与满腔热忱的革命派志士仁人站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自立、富强而贡献了自己的满腔热血。
少年时代的谢无量，目睹清廷对百姓的摧残压迫和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肆虐，革命意识逐渐萌发。1901年，年仅18岁的谢无量，与马君武、马一浮合办“翻译社会”、“翻译世界”，介绍西洋文学及社会主义思想。此时，他结识了维新派人士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参编《苏报》、《国民日报》。后因“《苏报》案”邹容入狱，谢无量逃往日本。其间，好友马一浮自美国至日本，赠他英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1904年，谢无量回国，接受新知识的他本想凭借年轻气盛，为挽救民族危亡尽绵薄之力，谁知归国后，眼见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而他的雄才大略竟无施展的机会，只好暂居焦山和杭州，遍阅《四库全书》等，藏器以待。
1906年，谢无量至京，任《京报》主笔。他积极撰写社论，评议时政。此时，他获悉段芝贵以重金买歌妓杨翠喜，献于清宗室权贵载振，从而得任黑龙江巡抚一职。正直的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揭发了此事，迫使载振、段芝贵辞职，而《京报》亦被勒令停刊。
1909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谢则为文艺方面的作者之一。 1917年，谢无量一生中的转折点由此开始。7月，孙中山至沪，慕谢之名，写信约见。两人握谈甚欢，而谢无量亦从此踏上革命征途。此后，他积极帮助孙中山完善孙文学说及建国大纲，并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参议，同时执教于黄埔军校，可谓踌躇满志，前程似锦。然风云突变，孙中山过早地去世了，北伐革命的果实被蒋汪篡夺，国家再次陷入了祸乱的深渊。谢无量悲痛之极，肝胆欲裂。在孙中山先生葬礼上，他与同乡陈毅相会，谢指着当时在场的一些党政要员说，靠这些人革命不会成功的。陈毅亦颇有同感。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谢无量与李大钊、陈独秀神交意合，他拥护新文化运动，积极为《新青年》写白话诗，并用白话文写成了《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再版时更名为《马致远与罗贯中》）。此书深得鲁迅先生推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于上海创办了《国难月刊》，积极倡导抗日救亡。第二年，日军攻上海，謝愤然改《国难月刊》为《国难晚刊》，痛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刊物旋告停办。其间，谢无量还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知名人士组织“救国会”，并积极参加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又从政局出发，以孙中山《建国方略》思想为基础，撰写了《四川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五要点》一文，其中心内容可谓颇有战略设想，可惜腐败高层根本不予理睬。
由于社会活动屡屡受挫，谢无量先生难免有些消极思想。对于没有能摆脱当局控制，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先生引为终身之憾，但他与马一浮等屹立于后方，树德建言，传播先进思想，启迪后学，如无爱国大志，岂能至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无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则对他十分器重，多次委以重任。而且，毛泽东主席两次亲切接见他，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谢先生曾感慨万端地说：我一生早年得孙中山相知，晚年得毛主席礼遇，非常幸运。
三、勤奋耕耘，精研国学，皇皇巨著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大学者的地位
谢无量先生的一生是风风雨雨、充满坎坷的。在国家有难，列强横行之时，他坚定不移，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祖国，而在受挫或局势过于险恶之时，他则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著述立说，教育后学，并取得了十分显赫的成就。
谢无量先生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古代政治思想》、《佛教历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六大文豪》、《诗经研究》、《楚辞新论》、《诗词入门》、《骈文指南》等。
在这众多的著述中，最值得重点介绍的是《中国大文学史》。它是中国早期文学史论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谓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它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整性和系统性。从上古至晚清，从文学的定义、文字的起源、文学的特质，一一加以解释和论述。从上古、中古、近古直到近世文学史诸篇，凡文学史上重大事件，各种流派，以及名家名篇，无一遗漏。
二、广博和深入。在论述文学的发展演变时，谢无量特别注意将相关文化现象放在一起加以探究……显示出博大精深的恢宏气势。
三、体制庞大和资料丰富。融流派、宗派、纪事、杂评、叙传为一体，引用了许多少见的史料、传闻，体现了它的珍贵资料价值和很高的学术水平。
四、见解独到和分析的细密准确。当时中国文学史尚处草创阶段，没有现成的参考，但谢无量却能从繁杂的史籍和纷纭的评论中理出头绪，决定取舍，提出自己的见解……。① 文坛巨匠鲁迅先生对《中国大文学史》高度赞扬，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两部著述中，亦引用了此书及谢无量其他著作中的许多论述。
在谢无量先生宏大的学问修养中，其诗歌亦是大放异彩的一株奇葩。他一生勤奋，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三千多首诗词，其中不乏遣情抒怀、失意感奋、忧国忧民的杰作。如“酒酣拔地起高歌，意气直与山嵯峨”（《庚子，欣闻义和团举事》）；又如“男儿未死中原在，极目斜阳只涕零”（《乙巳，1905年归自日本，登金陵北极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赋诗哀悼，“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是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莫改香。”可谓哀婉低回，如泣如诉，毫无虚浮夸张、歌功颂德之俗弊，真实地表露了他对孙中山先生既敬慕又难分难舍的情怀。而另一首诗中，“别有壮心营四海，笑人攘臂作三公”，则抒发了作者一种沉郁的、爱国忧时的深厚感情。在谢先生诸多遗诗中，我们还能找到许多抨击腐朽，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歌颂劳苦大众的作品。这一首首发自作者内心的诗篇，可谓朴实无华地表现了一代学者、 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疾恶如仇、热爱人生的博大胸怀。
此外，谢无量先生长年致力于教育，在众多名牌大学执掌教鞭，以先生之学养、德行，受其恩泽者又岂能为少数。
四、尊而不泥，巧取妙汇，“孩儿体”书法
堪称中国近现代书坛碑帖结合的杰出代表
清末之前的千余年间，中国书法的主流可以说始终笼罩在传统帖学的范畴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帖学亦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这其中的因素很多，而名家手迹的屡屡翻刻，严重失真，及明清“台阁体”、“馆阁体”的盛行似应为重要的原因）。物极必反，天理固然。在帖学难以发展的情况下，一些志士仁人，如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力倡碑学，众多学子、书家则积极响应，一时间，学碑蔚然成风，而其中才情卓绝者，书法面目迅即大变，为沉寂的书坛注入了缕缕鲜活的清风。但在书坛另创新格，艺术上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有识之士亦发现，碑学固有其优，如学之可得壮美、古朴、雄强、浑厚之大气，远离柔媚软弱、轻飘虚浮，但如过分推崇，或囿于其间，亦可能会走入偏执，有误书坛。而帖学之所以会久久流传不衰，自有其大美境界，如“二王”等晋人高士的风韵、雅逸、潇洒、飞动，其高妙之处，绝非寻常之辈可轻易得之。而帖派一系扛大旗的代表书家，又哪一个没有自己过人的绝招，既然经过残酷的历史淘汰，“万不挑一”地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必定有值得后人借鉴学习之处。公平地说，碑帖各有其优，它们都是中国书法艺术赖以发展的“精萃”。但书法的路子走到今天，可以说能占的高峰几乎让前贤给统统占领了，而“碑帖融合”虽不能说是后人唯一的学书之路，最起码应该是一条最可靠、最科学又最值得一试的道路。事实上，清末赵之谦、康有为、何绍基等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真理”，并身体力行地各自创造了自己的辉煌。近现代，书家亦大多走碑帖交融之路，不少人亦获得了成功，其中享大名者如沈曾植、徐生翁、于右任、李叔同、马一浮、刘孟伉等。谢无量的书法亦是在同样背景下产生的，而与上述诸“大师”相比，谢书亦可谓毫不逊色。 下面摘录三段文艺界名人的评语。
1946年，“于右任先生招饮。座中有人乞于先生书。于肃然说：‘你们四川谢无量先生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②
“沈尹默先生曾称赞说：‘无量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 株守者岂能望其项背耶？”③
林山腴先生评价谢书时说：“近代书法以康南海为第一。南海而后，断推无量了。‘海内何人足雁行’啊？”④
以上诸评，虽均为私誉，但都应该是肺腑之言。
谢无量先生乃一代文豪，作为旧时的中国文人，于书法必从小习之，然细品谢书，我们会感觉到，谢无量的作品并非一般文人雅士的信笔尽性，亦不是一般意义上人们眼中的“学者型法书”，而是深有功力且个性强烈的、地地道道的“艺術”。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断定：谢无量的书法是传统的，是碑帖融合观念下有意识追求的卓越代表
吴丈蜀先生在《谢无量书法集》序言中谈到：“谢先生的书法是有深厚的基本功的。从他的手迹中可以看出他对魏晋六朝的碑帖曾下过相当的功夫。从行笔来看，受钟繇、‘二王’及《黑女碑》的影响极为明显；从结体来看，则可窥见《瘗鹤铭》以及其他六朝造像的迹像。”⑤ 笔者认为，谢无量先生的作品属碑帖融合之作当无疑义，而骨子里面，或者说得之最多的似还是“二王”的帖学，而难能可贵的是，谢先生未停留在“二王”书风的表层，而是深深抓住了“二王”的灵魂，在此前提下，深层次地理解、学习碑学，将雄强、稚拙等碑派特点和谐地融入到了自己“帖派”的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貌离神聚”的“新帖派”。观谢先生那一件件精品力作，我们会感觉到，其结字稚拙，用笔流畅而凝重中，既有碑派作品的意趣而又无通常学碑者所难免的“粗疏狂野”，而其直率不雕，雍容大度，又远离了一般习帖者纤弱做作的毛病。
其次，谢无量的作品是学养之下的天然流露
在此，我们首先要肯定谢先生在传统碑帖上所下的“苦功”，如无此，断难最终成功创作出他那惊世骇俗的“孩儿体”作品。然而，功夫并非能决定一切。
吴丈蜀先生还曾谈到：“谢无量先生是当代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书法家，是和他是大学者、大诗人分不开的。……由于他博古通今，含蕴深厚，兼之具有诗人的气质，襟怀旷达，所以表现在书法上就超逸不同凡响，形成他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⑥ 李行百先生亦评曰：“如果仅以书法上的标准来品评先生的翰墨，那就未免简单、浅薄和庸俗了。因为无量先生既是一位书法家，同时又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诗人。其‘孩儿体’（亦有人誉为‘谢体’）之所以能够突破藩篱，不落窠臼，不仅反映了他对书法艺术规律的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那广博、深邃的学识修养。”⑦谢无量先生本人亦认为，研习书法艺术若只勤于“临池”练手，仅仅停留在对书写技法的追求上，是不足为训的。更要善于“读碑”、“读帖”，自觉地领会、理解，坚持不懈地“练心、练眼、练手”，三者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心怀手从”，方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升华。同时，开阔视野，广泛涉猎，提高艺术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昔人曾言：“学琴得之海上，参禅来自屠门。”学习书法，亦当如此。我们欣赏谢无量先生的作品，无论短札长条、中堂对联，虽然风格多变，或潇洒飞动，气势连贯；或凝练厚重，端稳遒逸，都能熟练驾驭，应付自如。可以说，谢无量的作品是真正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高超境界。世上不少人（包括一些所谓“大家”），创作时有意为之，虽然精心，但不免失之做作。而谢无量“写字”，轻松自然之中即得“二王”神韵，信手挥运期间已巧化“碑意”，其行云流水、天趣盎然的境界，似乎不是为书法而书法，而完全是“披胸襟”、“姿潇洒”，是书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这一切，如无大学问滋养，广视野涉事，岂可轻易得之。
另外，“孩儿体”书法是谢无量先生“创新”思想的自然产物
前面谈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大地天翻地覆，革新思潮风起云涌，作为一名先进的知识分子，谢无量先生积极参与政事，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这种革新的思想在他的书法研究上也表现得十分强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谢先生尊重古人，广采博收，撷其精华，但他不盲目崇古，而是我行我素，我自为法。这种强烈的求变思想，加之谢无量先生超人的颖悟能力及一般人难以具有的修养与内功，终于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孩儿体”作品。可以这样说，“孩儿体”书法是对“二王”体系的一种超越。他出之“二王”而又有别于“二王”，学习“碑学”而又不露痕迹，扬弃自由，巧取妙汇，最终达到了一种浑融无迹，天真浪漫，既不失传统书法之古趣，又新意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至境。李行百先生评谢书时还谈到：“无量先生的书法艺术正是从‘险绝’中见‘平正’，‘平正’中有‘险绝’，二者的交织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从心所欲而又不逾规矩。他的作品，看似漫不经意，任笔为体，实则成竹在胸，且将行书笔法融入正楷，写楷书飘逸飞动，写行书则沉雄稳健……其书风格如行云流水，自然成章，寓新奇于平淡之中，格调之高雅，当不宜以常理揆之。”⑧ 此评当为的论。一代大家赵之谦亦曾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谢无量的“孩儿体”以绩学大儒得三岁稚子之童趣，可谓功可盖世。
对谢无量先生的“孩儿体”书法，本人自是推崇有加，但也可能有些人不以为然。曾有人评价谢先生的书法是“天赋”（或称“天才字”），而并非“真功夫”。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或许是这些人对谢先生了解的尚不够全面，而对谢先生多变的“书法面目”（“孩儿体”面貌之下的多方探索）亦知之甚微，如能深层次了解，想必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真功夫”则实在难以讲清。书人均知，旧时的账房先生、衙门师爷、抄书手，其功夫当不一般，然若书家均如此，书坛当如何发展？而谢先生的“孩儿体”得古人神髓而新意迭出，又怎能说没有“真功夫”。一代大师于右任、张大千面对“谢书”，一个极力赞扬，一个推崇备至。我想，似不应是世俗中文人雅客之间的互相吹捧吧。 五、谢无量书法作品对当代书坛创作上的警示
前文对谢无量先生的政治抱负、学问修养及书法艺术作了粗浅的分析和介绍，而针对“热闹”的当代书坛，作为功绩卓著的一代大家，笔者认为，谢无量成功的书法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现简述如下：
1.学者性
前几年，针对书家是否应该“学者化”，不少人通过专业刊物已发表了各自的不同看法，最后，大家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确实，20世纪末的书坛，和前人的生存环境、文化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写字”不再成为所有文化人生活、工作当中的必需，而只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被一些爱好者坚守、继承着。书法已经由士阶层的精英艺术蜕变成了大众参加的平民艺术。可以说，现在搞书法的，尤其是年轻一些的同志，极少部分的人有在美术学院或有关院校（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专业）求学的机会，大部分的人是在自己工作之外业余地搞搞（尽管不少人十分投入，“事业心”也极强），他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书法的学习、研究当中。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书法的发展还需要不需要学问修养的支撑？还需要不需要最终文化方面的认同？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尽管当代的书家有诸多的“难关”，但我们审视书法史，那些数之可详的大家哪一个不是在文艺方面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而最终才在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以说，一个书家的书法“内功”再硬，如果学问修养跟不上，不可能在书法上有高深的见解，更不可能独创一格，引领一代时风。当然，“大家”是极少数的，一个朝代也难出几个，一般人似不应有此妄想。但如果我们不高标准要求，不把书法当作高层次的艺术去深入研究，我们又怎能轻而易举地有所“发展”？而作为一个时代，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世的同行？从小处上说，我们创作一幅作品，如别人随便即可指出诸多文字修养方面的不足，我们是否随时就会面临尴尬之境？而书法家的地位又怎能在当代社会得到认同和提升。所以，我认为在书法界倡导“学者化”是必须的，并且是当务之急。
2.创造性
谢无量的“孩儿体”书法之所以会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文艺界同行的普遍称赞及广泛传扬，而20世纪末又重新得到世人的推重，就是因为其作品不同凡响，具有明显的创造性。这一点，亦应是对当代书家（尤其是具有远大抱负的学子）的明确警示。历史是残酷的，它的名册中记录的永远是卓尔不群的强者。要想做一个出人头地的“行中状元”，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是绝对不行的，像谢无量这样的旷世奇才，尚需目标明确，终身求索，更不要说一般的平民书家了。当然，创新是有前提的，无深厚学养，无扎实的临帖基本功，即使有意识，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以“花拳绣腿”欺人耳目。当代书坛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情况，即“追风”现象。今天流行“作旧”，不少人就染纸拼接，明天“手札”吃香，大家又一窝风跟随。在这些人的視野中，只有眼前的“成功者”及入展、获奖的诱惑，如此下去，何时才能写出“自我”？什么时候才能创作出“不朽”的力作？
3.经典性
历史留传下来的大家力作，尽管风格不同，其表现上亦有区别，但作品技法精到（粗犷豪放类的亦并非远离技法的要求），可读性强，而且即守法又不为法所拘，作品都有明确的艺术指向。
谢无量的作品得“二王”佳作之神韵，其精神表现当为根本。在此前提下，他用笔讲究，点画准确到位，既轻松自然，“写意性”极浓，又绝不粗率浅薄，敷衍草草。在结构上，他既有明确的艺术表现，又不囿于其中，该强调则强调，需调节则巧变。故观他的作品，既有风格上的统一，寓变化于法度之中，又都能尽情尽性，洒脱自如，令人品味无穷。此乃高境界中的经典力作。
而当代书家的不少作品，大多在形式外表上作文章，粗看华丽无比，而细细品味则顿失丰采。这些作品首先在技法上即严重不过关，其用笔大多粗野荒率，抛筋露骨，而点画则随意为之，不能到位。结构上，有些虽不乏变化，但有违艺术规律，貌似粗头乱服，一派天真，实则愈品愈令人感到乏味。书法是艺术品，它需要的是让人百读不厌，愈品愈觉其奥妙无穷，如一眼即可看透，甚至越看越让人倒胃口，岂会有永恒的艺术生命？我相信，只有多观、细品大师谢无量那样不朽的作品，方能使当代书家知其不足并获得发人深省的启迪。
4.天然性
我们欣赏谢无量先生所留下的大量作品，其中不少风格上会有明显的变化，但不管是何种形式，字大字小，谢先生均能坦然处之。其笔下作品表现出的轻松自如，一派天真，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然和谐，非大手笔不能达之，非人书俱老，心手双畅，进入艺术的理想王国，不能有此忘我之境。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大自在”，是谢无量先生的书法作品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反观当代书坛，不少人急功近利，他们视书法为“事业”，但心中所想的只是速成收益，而非成功收获前的“耕耘”。他们的创作只是为创而“创”，写一件作品，可以用一刀或数刀纸，来个短时间的“冲刺”。而为夺人眼球，使自己的“大作”技压群芳，只好绞尽脑汁，竭力在外表上逞强使能。其作品或以拼接多彩炫目，或以伸胳膊蹬腿来博彩，貌似“鹤立鸡群”，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其人为做作，卖乖取巧的结果，虽有可能蒙人一时，但如“昙花一现”，瞬间即逝。试看，多少昔日的“名角”今日已消无踪迹。
清代学者、书法家吴德旋评论苏东坡的书法时曾说：“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谢无量先生以炉火纯青的高深学养及书法内功，创造了足以传世的“孩儿体”书法作品，从他的身上，作为后学的我们，似乎应该多思考一些“为什么”，如真能读懂并有所发展，当是时下书坛之大幸。
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代大家谢无量先生革命思想、学问修养及“孩儿体”书法的介绍，使人们对“学者型书家”谢无量先生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而对他独创一格的“孩儿体”书法则进行了深刻分析，最后认定为碑帖融合下具有 “二王”灵魂的“新帖派”。另外，还通过对谢无量及当代书坛实际状况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创作方面的四点“警示”，并进一步强调、肯定了“书家学者化”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绩学大儒 非凡“内功” “孩儿体”与“新帖派” “书家学者化”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之一的书法可谓越来越火，不少人视其为国粹，故大力弘扬，推而广之，而二十世纪书坛中的一些书法大家尤为有识之士关注，谢无量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后学者，我们有必要对谢无量先生加大宣传力度，而对其极具个性化的书艺，尤需加强学术性的研究。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谢无量先生的思想、治学及为艺做一管窥蠡测。
一、谢无量先生生平
1884年6月8日（清光绪十年闰五月初六日），谢无量先生出生于四川乐至县北乡金马沟。原名蒙，又名沈、澄、大澄，字仲清，号希范，别号啬庵，后改字无量。祖父为自耕农。父谢维喈，号凤岗，科举为官，尝于安徽做三任知县。母张氏，有四子，无量行二。
1887年，随双亲先后至安徽庐江、池州等地，后久住芜湖父宅“憩园”。
1889年，6岁。始做诗，聪颖好学。
1892年，9岁。毕五经，习八股文。
1898年，15岁。浙江学者、立宪派人物汤寿潜携女婿马一浮来芜湖，无量拜汤氏为师，获益匪浅。此间与马一浮结为至友。
1900年，17岁。为广视野，出安徽往沪，后独往北京。旋取道张家口转太原。
1901年，18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今交通大学），时蔡元培教授讲习中文。同学相好者有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
1903年，20岁。7月1日，邹容因《苏报》案入狱，谢无量逃往日本，第二年末回国，受聘为安徽公学教授。
1906年，23岁。再至京，任《京报》主笔。
1911年，28岁。正月，至成都，任四川“存古学堂”监督（校长）兼授词章科。同时任高等学堂及通省师范讲席。辛亥革命后，“存古学堂”与“四川国学院”合并为“国学院”，谢任监督（院长）。
1914年，31岁。任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员。后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
1923年，40岁。3月1日，谢游至广州，在广州大学任教。第二年5月19日，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特务秘书，后又任参议。
1926年，43岁。应东南大学（后更名中央大学）之聘，谢出任历史系主任并授历史研究法。第二年归沪，任教于中国公学，授世界革命思潮等课。
1930年，47岁。经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再三恳请，谢无量赴南京出任监察委员，然无心政事，主要致力于书法文史等研究。
1937年，54岁。日军危及南京，谢避地汉口。第二年，应邀赴澳门讲学。
1940年，57岁。春返重庆，夏至成都。此间与林山腴、刘君惠等每周做诗酒之会，同游者尚有张大千、商衍鎏、张寒杉、向迪琮、严谷声等。
1944年，61岁。冬，录自做诗75首成卷。
1946年，63岁。在四川大学（城内部）先修班任教，授汉朝以后学术思想变迁史。此间，游历乐山、雅安、青城、峨嵋等地，并与在东山设书院的马一浮磋究学问。
1947年，64岁。作为国民党国大代表（乐至县），赴南京与会，宿鼓楼医院，称心脏病而谢客。会议结束后往沪。时与章士钊、江庸、沈尹默等往来。
1949年，66岁。2月，由沪返渝。熊克武、但懋辛等组织“中国公学”，聘谢为文学院院长。
1950年，67岁。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人民政府聘请谢无量先后担任川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川西博物馆馆长、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文史馆研究员等。
1956年，73岁。1月，作为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特邀代表赴京，并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及宴请、合影。8月，应吴玉章之邀，赴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
1960年，77岁。8月6日，国务院任命谢无量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
1964年，81岁。12月10日，心脏病发。逝于北京，安葬于八宝山公墓。
二、光明坦荡，忧国忧民，坎坷的一生闪耀着亮丽的政治光彩
作为一个正直、热情，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中国近现代时期的文人，谢无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充满动荡的特殊历史时段，而他一生崇尚光明，藐視邪恶，始终与满腔热忱的革命派志士仁人站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自立、富强而贡献了自己的满腔热血。
少年时代的谢无量，目睹清廷对百姓的摧残压迫和列强在中华大地上的肆虐，革命意识逐渐萌发。1901年，年仅18岁的谢无量，与马君武、马一浮合办“翻译社会”、“翻译世界”，介绍西洋文学及社会主义思想。此时，他结识了维新派人士章太炎、邹容、章士钊等，参编《苏报》、《国民日报》。后因“《苏报》案”邹容入狱，谢无量逃往日本。其间，好友马一浮自美国至日本，赠他英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1904年，谢无量回国，接受新知识的他本想凭借年轻气盛，为挽救民族危亡尽绵薄之力，谁知归国后，眼见山河破碎，生灵涂炭，而他的雄才大略竟无施展的机会，只好暂居焦山和杭州，遍阅《四库全书》等，藏器以待。
1906年，谢无量至京，任《京报》主笔。他积极撰写社论，评议时政。此时，他获悉段芝贵以重金买歌妓杨翠喜，献于清宗室权贵载振，从而得任黑龙江巡抚一职。正直的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揭发了此事，迫使载振、段芝贵辞职，而《京报》亦被勒令停刊。
1909年5月，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谢则为文艺方面的作者之一。 1917年，谢无量一生中的转折点由此开始。7月，孙中山至沪，慕谢之名，写信约见。两人握谈甚欢，而谢无量亦从此踏上革命征途。此后，他积极帮助孙中山完善孙文学说及建国大纲，并担任孙中山大本营秘书、参议，同时执教于黄埔军校，可谓踌躇满志，前程似锦。然风云突变，孙中山过早地去世了，北伐革命的果实被蒋汪篡夺，国家再次陷入了祸乱的深渊。谢无量悲痛之极，肝胆欲裂。在孙中山先生葬礼上，他与同乡陈毅相会，谢指着当时在场的一些党政要员说，靠这些人革命不会成功的。陈毅亦颇有同感。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谢无量与李大钊、陈独秀神交意合，他拥护新文化运动，积极为《新青年》写白话诗，并用白话文写成了《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再版时更名为《马致远与罗贯中》）。此书深得鲁迅先生推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于上海创办了《国难月刊》，积极倡导抗日救亡。第二年，日军攻上海，謝愤然改《国难月刊》为《国难晚刊》，痛斥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刊物旋告停办。其间，谢无量还与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知名人士组织“救国会”，并积极参加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又从政局出发，以孙中山《建国方略》思想为基础，撰写了《四川政治经济改革方案五要点》一文，其中心内容可谓颇有战略设想，可惜腐败高层根本不予理睬。
由于社会活动屡屡受挫，谢无量先生难免有些消极思想。对于没有能摆脱当局控制，投身延安参加革命，先生引为终身之憾，但他与马一浮等屹立于后方，树德建言，传播先进思想，启迪后学，如无爱国大志，岂能至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谢无量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政府则对他十分器重，多次委以重任。而且，毛泽东主席两次亲切接见他，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谢先生曾感慨万端地说：我一生早年得孙中山相知，晚年得毛主席礼遇，非常幸运。
三、勤奋耕耘，精研国学，皇皇巨著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大学者的地位
谢无量先生的一生是风风雨雨、充满坎坷的。在国家有难，列强横行之时，他坚定不移，勇敢地站出来，以自己的一腔热血报效祖国，而在受挫或局势过于险恶之时，他则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著述立说，教育后学，并取得了十分显赫的成就。
谢无量先生的主要著述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平民文学之两大文豪》、《古代政治思想》、《佛教历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六大文豪》、《诗经研究》、《楚辞新论》、《诗词入门》、《骈文指南》等。
在这众多的著述中，最值得重点介绍的是《中国大文学史》。它是中国早期文学史论著作中最有影响的一部，可谓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它的意义和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整性和系统性。从上古至晚清，从文学的定义、文字的起源、文学的特质，一一加以解释和论述。从上古、中古、近古直到近世文学史诸篇，凡文学史上重大事件，各种流派，以及名家名篇，无一遗漏。
二、广博和深入。在论述文学的发展演变时，谢无量特别注意将相关文化现象放在一起加以探究……显示出博大精深的恢宏气势。
三、体制庞大和资料丰富。融流派、宗派、纪事、杂评、叙传为一体，引用了许多少见的史料、传闻，体现了它的珍贵资料价值和很高的学术水平。
四、见解独到和分析的细密准确。当时中国文学史尚处草创阶段，没有现成的参考，但谢无量却能从繁杂的史籍和纷纭的评论中理出头绪，决定取舍，提出自己的见解……。① 文坛巨匠鲁迅先生对《中国大文学史》高度赞扬，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两部著述中，亦引用了此书及谢无量其他著作中的许多论述。
在谢无量先生宏大的学问修养中，其诗歌亦是大放异彩的一株奇葩。他一生勤奋，笔耕不辍，为后人留下了三千多首诗词，其中不乏遣情抒怀、失意感奋、忧国忧民的杰作。如“酒酣拔地起高歌，意气直与山嵯峨”（《庚子，欣闻义和团举事》）；又如“男儿未死中原在，极目斜阳只涕零”（《乙巳，1905年归自日本，登金陵北极阁》）。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赋诗哀悼，“浅浅春池曲曲廊，阑干寸寸是回肠。多情花底缠绵月，纵改花阴莫改香。”可谓哀婉低回，如泣如诉，毫无虚浮夸张、歌功颂德之俗弊，真实地表露了他对孙中山先生既敬慕又难分难舍的情怀。而另一首诗中，“别有壮心营四海，笑人攘臂作三公”，则抒发了作者一种沉郁的、爱国忧时的深厚感情。在谢先生诸多遗诗中，我们还能找到许多抨击腐朽，歌颂祖国大好河山，歌颂劳苦大众的作品。这一首首发自作者内心的诗篇，可谓朴实无华地表现了一代学者、 一个先进知识分子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疾恶如仇、热爱人生的博大胸怀。
此外，谢无量先生长年致力于教育，在众多名牌大学执掌教鞭，以先生之学养、德行，受其恩泽者又岂能为少数。
四、尊而不泥，巧取妙汇，“孩儿体”书法
堪称中国近现代书坛碑帖结合的杰出代表
清末之前的千余年间，中国书法的主流可以说始终笼罩在传统帖学的范畴之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帖学亦逐渐失去了昔日的辉煌（这其中的因素很多，而名家手迹的屡屡翻刻，严重失真，及明清“台阁体”、“馆阁体”的盛行似应为重要的原因）。物极必反，天理固然。在帖学难以发展的情况下，一些志士仁人，如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力倡碑学，众多学子、书家则积极响应，一时间，学碑蔚然成风，而其中才情卓绝者，书法面目迅即大变，为沉寂的书坛注入了缕缕鲜活的清风。但在书坛另创新格，艺术上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有识之士亦发现，碑学固有其优，如学之可得壮美、古朴、雄强、浑厚之大气，远离柔媚软弱、轻飘虚浮，但如过分推崇，或囿于其间，亦可能会走入偏执，有误书坛。而帖学之所以会久久流传不衰，自有其大美境界，如“二王”等晋人高士的风韵、雅逸、潇洒、飞动，其高妙之处，绝非寻常之辈可轻易得之。而帖派一系扛大旗的代表书家，又哪一个没有自己过人的绝招，既然经过残酷的历史淘汰，“万不挑一”地留下了他们的作品，必定有值得后人借鉴学习之处。公平地说，碑帖各有其优，它们都是中国书法艺术赖以发展的“精萃”。但书法的路子走到今天，可以说能占的高峰几乎让前贤给统统占领了，而“碑帖融合”虽不能说是后人唯一的学书之路，最起码应该是一条最可靠、最科学又最值得一试的道路。事实上，清末赵之谦、康有为、何绍基等已经认识到了这个“真理”，并身体力行地各自创造了自己的辉煌。近现代，书家亦大多走碑帖交融之路，不少人亦获得了成功，其中享大名者如沈曾植、徐生翁、于右任、李叔同、马一浮、刘孟伉等。谢无量的书法亦是在同样背景下产生的，而与上述诸“大师”相比，谢书亦可谓毫不逊色。 下面摘录三段文艺界名人的评语。
1946年，“于右任先生招饮。座中有人乞于先生书。于肃然说：‘你们四川谢无量先生书法笔挟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笔，我自愧弗如。’”②
“沈尹默先生曾称赞说：‘无量书法，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 株守者岂能望其项背耶？”③
林山腴先生评价谢书时说：“近代书法以康南海为第一。南海而后，断推无量了。‘海内何人足雁行’啊？”④
以上诸评，虽均为私誉，但都应该是肺腑之言。
谢无量先生乃一代文豪，作为旧时的中国文人，于书法必从小习之，然细品谢书，我们会感觉到，谢无量的作品并非一般文人雅士的信笔尽性，亦不是一般意义上人们眼中的“学者型法书”，而是深有功力且个性强烈的、地地道道的“艺術”。
首先，我们可以这样断定：谢无量的书法是传统的，是碑帖融合观念下有意识追求的卓越代表
吴丈蜀先生在《谢无量书法集》序言中谈到：“谢先生的书法是有深厚的基本功的。从他的手迹中可以看出他对魏晋六朝的碑帖曾下过相当的功夫。从行笔来看，受钟繇、‘二王’及《黑女碑》的影响极为明显；从结体来看，则可窥见《瘗鹤铭》以及其他六朝造像的迹像。”⑤ 笔者认为，谢无量先生的作品属碑帖融合之作当无疑义，而骨子里面，或者说得之最多的似还是“二王”的帖学，而难能可贵的是，谢先生未停留在“二王”书风的表层，而是深深抓住了“二王”的灵魂，在此前提下，深层次地理解、学习碑学，将雄强、稚拙等碑派特点和谐地融入到了自己“帖派”的作品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貌离神聚”的“新帖派”。观谢先生那一件件精品力作，我们会感觉到，其结字稚拙，用笔流畅而凝重中，既有碑派作品的意趣而又无通常学碑者所难免的“粗疏狂野”，而其直率不雕，雍容大度，又远离了一般习帖者纤弱做作的毛病。
其次，谢无量的作品是学养之下的天然流露
在此，我们首先要肯定谢先生在传统碑帖上所下的“苦功”，如无此，断难最终成功创作出他那惊世骇俗的“孩儿体”作品。然而，功夫并非能决定一切。
吴丈蜀先生还曾谈到：“谢无量先生是当代大学者、大诗人和大书法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大书法家，是和他是大学者、大诗人分不开的。……由于他博古通今，含蕴深厚，兼之具有诗人的气质，襟怀旷达，所以表现在书法上就超逸不同凡响，形成他独特的风格，在书坛独树一帜。”⑥ 李行百先生亦评曰：“如果仅以书法上的标准来品评先生的翰墨，那就未免简单、浅薄和庸俗了。因为无量先生既是一位书法家，同时又是一位大学者和大诗人。其‘孩儿体’（亦有人誉为‘谢体’）之所以能够突破藩篱，不落窠臼，不仅反映了他对书法艺术规律的理解和掌握，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他那广博、深邃的学识修养。”⑦谢无量先生本人亦认为，研习书法艺术若只勤于“临池”练手，仅仅停留在对书写技法的追求上，是不足为训的。更要善于“读碑”、“读帖”，自觉地领会、理解，坚持不懈地“练心、练眼、练手”，三者融会贯通，“得心应手”、“心怀手从”，方能自然而然地得以升华。同时，开阔视野，广泛涉猎，提高艺术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昔人曾言：“学琴得之海上，参禅来自屠门。”学习书法，亦当如此。我们欣赏谢无量先生的作品，无论短札长条、中堂对联，虽然风格多变，或潇洒飞动，气势连贯；或凝练厚重，端稳遒逸，都能熟练驾驭，应付自如。可以说，谢无量的作品是真正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高超境界。世上不少人（包括一些所谓“大家”），创作时有意为之，虽然精心，但不免失之做作。而谢无量“写字”，轻松自然之中即得“二王”神韵，信手挥运期间已巧化“碑意”，其行云流水、天趣盎然的境界，似乎不是为书法而书法，而完全是“披胸襟”、“姿潇洒”，是书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而这一切，如无大学问滋养，广视野涉事，岂可轻易得之。
另外，“孩儿体”书法是谢无量先生“创新”思想的自然产物
前面谈到，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大地天翻地覆，革新思潮风起云涌，作为一名先进的知识分子，谢无量先生积极参与政事，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而这种革新的思想在他的书法研究上也表现得十分强烈。“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谢先生尊重古人，广采博收，撷其精华，但他不盲目崇古，而是我行我素，我自为法。这种强烈的求变思想，加之谢无量先生超人的颖悟能力及一般人难以具有的修养与内功，终于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孩儿体”作品。可以这样说，“孩儿体”书法是对“二王”体系的一种超越。他出之“二王”而又有别于“二王”，学习“碑学”而又不露痕迹，扬弃自由，巧取妙汇，最终达到了一种浑融无迹，天真浪漫，既不失传统书法之古趣，又新意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至境。李行百先生评谢书时还谈到：“无量先生的书法艺术正是从‘险绝’中见‘平正’，‘平正’中有‘险绝’，二者的交织已臻炉火纯青的境地，从心所欲而又不逾规矩。他的作品，看似漫不经意，任笔为体，实则成竹在胸，且将行书笔法融入正楷，写楷书飘逸飞动，写行书则沉雄稳健……其书风格如行云流水，自然成章，寓新奇于平淡之中，格调之高雅，当不宜以常理揆之。”⑧ 此评当为的论。一代大家赵之谦亦曾说：“书家有最高境，古今二人耳。三岁稚子，能见天质；绩学大儒，必具神秀。”谢无量的“孩儿体”以绩学大儒得三岁稚子之童趣，可谓功可盖世。
对谢无量先生的“孩儿体”书法，本人自是推崇有加，但也可能有些人不以为然。曾有人评价谢先生的书法是“天赋”（或称“天才字”），而并非“真功夫”。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或许是这些人对谢先生了解的尚不够全面，而对谢先生多变的“书法面目”（“孩儿体”面貌之下的多方探索）亦知之甚微，如能深层次了解，想必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而“真功夫”则实在难以讲清。书人均知，旧时的账房先生、衙门师爷、抄书手，其功夫当不一般，然若书家均如此，书坛当如何发展？而谢先生的“孩儿体”得古人神髓而新意迭出，又怎能说没有“真功夫”。一代大师于右任、张大千面对“谢书”，一个极力赞扬，一个推崇备至。我想，似不应是世俗中文人雅客之间的互相吹捧吧。 五、谢无量书法作品对当代书坛创作上的警示
前文对谢无量先生的政治抱负、学问修养及书法艺术作了粗浅的分析和介绍，而针对“热闹”的当代书坛，作为功绩卓著的一代大家，笔者认为，谢无量成功的书法探索具有十分重要的警示意义，现简述如下：
1.学者性
前几年，针对书家是否应该“学者化”，不少人通过专业刊物已发表了各自的不同看法，最后，大家也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确实，20世纪末的书坛，和前人的生存环境、文化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写字”不再成为所有文化人生活、工作当中的必需，而只作为一种传统的艺术，被一些爱好者坚守、继承着。书法已经由士阶层的精英艺术蜕变成了大众参加的平民艺术。可以说，现在搞书法的，尤其是年轻一些的同志，极少部分的人有在美术学院或有关院校（政治、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专业）求学的机会，大部分的人是在自己工作之外业余地搞搞（尽管不少人十分投入，“事业心”也极强），他们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耗费在书法的学习、研究当中。那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书法的发展还需要不需要学问修养的支撑？还需要不需要最终文化方面的认同？笔者的观点是肯定的。尽管当代的书家有诸多的“难关”，但我们审视书法史，那些数之可详的大家哪一个不是在文艺方面取得了诸多的成就，而最终才在书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可以说，一个书家的书法“内功”再硬，如果学问修养跟不上，不可能在书法上有高深的见解，更不可能独创一格，引领一代时风。当然，“大家”是极少数的，一个朝代也难出几个，一般人似不应有此妄想。但如果我们不高标准要求，不把书法当作高层次的艺术去深入研究，我们又怎能轻而易举地有所“发展”？而作为一个时代，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后世的同行？从小处上说，我们创作一幅作品，如别人随便即可指出诸多文字修养方面的不足，我们是否随时就会面临尴尬之境？而书法家的地位又怎能在当代社会得到认同和提升。所以，我认为在书法界倡导“学者化”是必须的，并且是当务之急。
2.创造性
谢无量的“孩儿体”书法之所以会在20世纪30年代受到文艺界同行的普遍称赞及广泛传扬，而20世纪末又重新得到世人的推重，就是因为其作品不同凡响，具有明显的创造性。这一点，亦应是对当代书家（尤其是具有远大抱负的学子）的明确警示。历史是残酷的，它的名册中记录的永远是卓尔不群的强者。要想做一个出人头地的“行中状元”，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是绝对不行的，像谢无量这样的旷世奇才，尚需目标明确，终身求索，更不要说一般的平民书家了。当然，创新是有前提的，无深厚学养，无扎实的临帖基本功，即使有意识，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以“花拳绣腿”欺人耳目。当代书坛有一种不可忽视的情况，即“追风”现象。今天流行“作旧”，不少人就染纸拼接，明天“手札”吃香，大家又一窝风跟随。在这些人的視野中，只有眼前的“成功者”及入展、获奖的诱惑，如此下去，何时才能写出“自我”？什么时候才能创作出“不朽”的力作？
3.经典性
历史留传下来的大家力作，尽管风格不同，其表现上亦有区别，但作品技法精到（粗犷豪放类的亦并非远离技法的要求），可读性强，而且即守法又不为法所拘，作品都有明确的艺术指向。
谢无量的作品得“二王”佳作之神韵，其精神表现当为根本。在此前提下，他用笔讲究，点画准确到位，既轻松自然，“写意性”极浓，又绝不粗率浅薄，敷衍草草。在结构上，他既有明确的艺术表现，又不囿于其中，该强调则强调，需调节则巧变。故观他的作品，既有风格上的统一，寓变化于法度之中，又都能尽情尽性，洒脱自如，令人品味无穷。此乃高境界中的经典力作。
而当代书家的不少作品，大多在形式外表上作文章，粗看华丽无比，而细细品味则顿失丰采。这些作品首先在技法上即严重不过关，其用笔大多粗野荒率，抛筋露骨，而点画则随意为之，不能到位。结构上，有些虽不乏变化，但有违艺术规律，貌似粗头乱服，一派天真，实则愈品愈令人感到乏味。书法是艺术品，它需要的是让人百读不厌，愈品愈觉其奥妙无穷，如一眼即可看透，甚至越看越让人倒胃口，岂会有永恒的艺术生命？我相信，只有多观、细品大师谢无量那样不朽的作品，方能使当代书家知其不足并获得发人深省的启迪。
4.天然性
我们欣赏谢无量先生所留下的大量作品，其中不少风格上会有明显的变化，但不管是何种形式，字大字小，谢先生均能坦然处之。其笔下作品表现出的轻松自如，一派天真，如行云流水一般的自然和谐，非大手笔不能达之，非人书俱老，心手双畅，进入艺术的理想王国，不能有此忘我之境。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大自在”，是谢无量先生的书法作品给后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反观当代书坛，不少人急功近利，他们视书法为“事业”，但心中所想的只是速成收益，而非成功收获前的“耕耘”。他们的创作只是为创而“创”，写一件作品，可以用一刀或数刀纸，来个短时间的“冲刺”。而为夺人眼球，使自己的“大作”技压群芳，只好绞尽脑汁，竭力在外表上逞强使能。其作品或以拼接多彩炫目，或以伸胳膊蹬腿来博彩，貌似“鹤立鸡群”，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其人为做作，卖乖取巧的结果，虽有可能蒙人一时，但如“昙花一现”，瞬间即逝。试看，多少昔日的“名角”今日已消无踪迹。
清代学者、书法家吴德旋评论苏东坡的书法时曾说：“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谢无量先生以炉火纯青的高深学养及书法内功，创造了足以传世的“孩儿体”书法作品，从他的身上，作为后学的我们，似乎应该多思考一些“为什么”，如真能读懂并有所发展，当是时下书坛之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