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初三时，我们班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潇洒倜傥，风趣幽默却管不住学生的数学老师兼班主任挥泪和我们作别，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很土气的老头。凭心而论，他的课讲得很明白，很难懂的问题，他三言两语就能解释清楚，可惜的是他从不说一句笑话，和原来的数学课堂相比，郁闷得令人窒息，于是我们给他起了一个非常难听的外号“老闷”。但我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他的刻薄，同学们有时回答不出问题来，他便一改沉闷的样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令我们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有一次他让我背诵一个定理，我背错了，他居然拿着教鞭指着我的鼻子说：“呵呵，你看人家袁双霞同学，自己开创了一个袁氏定理。”全班哄堂大笑，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滚落下来。他并没因为我的眼泪而产生恻隐之心，而是变本加厉，故意拉长了语调，加重了语气，说：“别哭，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那一刻，我心底恨透了他。
　　我几乎带着仇恨学习数学的，我要让他看看，我不是他说的那样无能与可笑，我要让他知道，我不是一个只会哭鼻子的小女生。我疯了似地学数学，所有的课余时间，我都用在了那些曾经让我头疼的定理公式上。期中考试的时候，我的数学是全年级唯一的满分。
　　我买了一大袋糖果，在课余的时候发给同学们，我站在凳子上，高举着我的试卷，大胆而嚣张地说：“各位同学，我要让‘老闷’看看，我的眼泪不是流给莫斯科的，我的眼泪是我前进的动力。‘老闷’，他可以打击我的心灵，但打不倒我的精神。”同学们边笑边鼓掌，但后来，都蹑手蹑脚地缩回了自己的位置，教室里一下子静下来。
　　我看到“老闷”很茫然地站在我的面前，我的腿一软，咕咚掉下凳子，“老闷”指着我手里的糖果，居然是一幅开心的样子，“是该请客啊，这次你是全年级唯一的满分。”我死死地咬着下嘴唇，什么也不敢说。
　　“老闷”笑嘻嘻地从我的口袋里挑了一块白色的奶糖，当众剥开，放进嘴里，对着寂静无声的我们说：“同学们，下次，谁考到袁双霞这么好，我请客。”说完，他背着手，哼着小曲出去了。但我的心却越发地沉重，我们谁都搞不懂“老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那段日子，我不敢看“老闷”一眼，看到他我就装作低头没看见。他上课的时候，我也是一直不敢抬头，我想他肯定会找机会报复我的，我默默地做好了承受一切的准备，包括叫家长，甚至是，退学。“老闷”却没表现出一点异样来，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批评同学，一切都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但我的数学成绩在急剧地下滑。
　　一次，“老闷”讲课的时候，提了个问题，同学们一起回答，“老闷”却愣愣地说：“大家声音再大点，我听不清。”同学们愣了，我也愣住了，声音这么大，“老闷”居然没听清。于是我们提高声音重复了一遍，“老闷”这才说“这个声音还差不多”。隔了一会儿，“老闷”说：“有件事不能不告诉同学们一下，医生说我最近由于上火，引发了一个毛病，叫间歇性耳聋，也就是说，我的耳朵，经常会有听不清的时候，希望同学们回答问题尽量大声点儿。”那一刻，我如释重负，难怪“老闷”还那么快乐地和我们一起吃糖，难怪“老闷”没对我采取任何行动，原来他没听见我那段“精彩的演讲” 。
　　当窗外的小白杨出落得青翠欲滴亭亭玉立的时候，我们迎来了没有硝烟的战斗，因为“老闷”的严厉与挖苦，我们班打了一个漂亮仗，一张张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让我们理解了“老闷”的苦心：那样松散的一个班级，如果没有严厉这把尚方宝剑，怎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快速转变。告别母校的时候，“老闷”笑容满面地和我们说再见，我们也很快乐很大声地和他说再见，这时“老闷”说了一句话，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我。“老闷”说：“拜托同学们了，我这个耳朵再也受不了这么大声了。”然后，“老闷”居然孩子似的冲我做了个鬼脸。
　　我的笑容傻傻地凝固在脸上。一个老师，在一个孩子叛逆的青春里，为了她的前途，压抑了火气，牺牲了自尊，用宽容和谎言，无怨无悔地为她编织一个成长的摇篮。
　　 （摘自《倾心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