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的“日本鸟”缘何在中国崛起？

　　有时候，环保不只是政府或者某环保组织的事情。个人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来自日本的，一辈子都在保护朱鹮的村本义雄。没错，日本也有朱鹮。

　　村本从小就喜欢鸟。孩提时代，他生活的那个位于日本石川县的小村子还有20多只朱鹮，后来就只剩下了10多只。有一次，他捉来两只朱鹮，分别养在两个笼子里，但被蛇吃了一只。第二天，村本就把另一只朱鹮放了。
　　那是村本与朱鹮的第一次结缘，从此，保护朱鹮就贯穿了他的余生。
　　但由于环境恶化、人为捕猎等原因，朱鹮已经濒临灭绝，尤其是因为农药的滥用，导致朱鹮经常觅食的水田和河流遭到污染，食物减少。1934年，日本还有100多只朱鹮，1952年只剩下32只，而到了1970年，则只剩下了7只。
　　忧心忡忡的村本忍著当地猎户的生命威胁，向政府提倡建立一个朱鹮保护区，但政府以“没有预算经费”为由回绝。等到了1981年，日本只剩下了5只朱鹮，此时，这种在日本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圣鸟”，英文学名“Nipponia nippon”，直译为“日本的日本鸟”的物种，才引起日本政府的重视，决定将野生的朱鹮全部捕获，进行人工繁育。但为时已晚，朱鹮相继死去。
　　然而村本并没有放弃对朱鹮的保护，这一坚持就是50年。在这样的努力下，日本建立了许多保护区，但日本的朱鹮还是灭绝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政府采取措施太晚，农村稻田用的农药太多，保护措施又不太好。日本的朱鹮太少了，就只能近亲繁殖，生出的蛋多是未受精的。”
　　2003年，随着日本境内最后一只朱鹮阿金的死亡，日本原生的野生朱鹮已告灭绝。
　　不只是在日本，这个曾经广泛分布在中国东北、中国台湾、日本和西伯利亚等地的鸟类，都几乎濒临灭绝。1964年，在康县采到最后一只标本后，中国便很长时间没有朱鹮的报道;1963年，苏联境内最后1只朱鹮在哈桑湖灭绝。
　　转机发生在1981年。当时，中国科学家刘荫增带领团队经过三年五万多公里的科学考察，终于在陕西南部的汉中洋县发现了仅存的7只朱鹮。
　　听到这个消息，村本十分高兴，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这7只朱鹮保护起来，无论如何也要把日本的教训告诉中国。
　　1993年，心愿终于实现。村本的爱鸟行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当他来到陕西洋县，在海拔1800米的山上步行6小时，看到一对朱鹮在爱抚一只小朱鹮时，村本热泪盈眶。
　　从1993年起，村本每年的5月和9月都会来一趟中国看望朱鹮，同时将募集到的公益基金捐赠给朱鹮保护机构。在村本的努力下，中日两国关于朱鹮的友好交流一直在进行，中国也多次赠送朱鹮给日本。目前，日本的野生朱鹮已经恢复到了370多只。
　　从1993年至2003年，中国陕西、北京等地共建立了13个朱鹮保护地，总面积达4230公顷。此外为了扩大种群，北京动物园还积极开展朱鹮人工繁殖的研究，是世界上最早成功繁殖朱鹮的科研机构。2005年8月9日，中国汉中朱鹮生存区域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经过30多年的艰辛历程，2015年中国的野生种群数量已经超过1300只，并建立了一定规模的人工饲养和再引入种群制度。朱鹮终于摆脱了“野外灭绝”的危险。

“雪山之王”雪豹：从濒危到易危

　　“在未来的许多个世纪中，那些山峰仍然会矗立在这寂寥的风景里，但当最后一只雪豹在峭壁间消失时……一簇生命的火花将随之而逝，山峰也将变成沉默的石头。”1977年，美国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世界上三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的乔治·夏勒（George Schaller）博士如是说。
　　1990年，他又说道：“只见雪豹皮，不见雪豹。”
　　这不是危言耸听。雪豹在中国及其他各国一直面临一系列威胁。最为明显的威胁来自盗猎和报复性猎杀。雪豹的皮毛被用来做装饰品、豹骨被用作虎骨的替代品。在雪豹和牧民冲突较为严重的地方，报复性猎杀会和盗猎交织在一起。雪豹分布区内日益增加的人类活动也威胁着雪豹的生存。在中国，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始大量进入雪豹分布区，开矿、旅游等其他人类活动也一并涌入，进一步挤压雪豹有限的生存空间，也给本就脆弱的生态系统带来沉重的负担。此外，气候变暖也是一个潜在威胁。雪豹分布区气候变暖的速度是北半球平均变暖速度的两倍，随着气温的上升，雪豹生活的高山和亚高山带随之上移，导致雪豹栖息地面积减小和破碎化。研究表明，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东段的雪豹栖息地可能是对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区域。
　　夏勒，这位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都开展过大量动物保护和研究的学者，与中国的渊源颇深。1980年夏勒应世界自然资金会的邀请在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开始对大熊猫进行行为学研究。1984年，夏勒博士成为第一个得到中国政府批准进入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的外国人，并由此开始了他在藏北长达十几年的调查。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他深入研究了藏羚羊、西藏盘羊、岩羊、藏原羚、野牦牛、白唇鹿、野骆驼、藏野驴等有蹄类动物，他的言传身教和科学方法也培养了年轻一代的野外研究人员。
　　同对大熊猫的研究一样，他也将对雪豹的研究带入了国际视野。自1980年第一次到访中国以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回到中国，回访、调查，“待在中国的时间比在美国密苏里老家还要长”。尽管如此，在这37年里，他依然没有亲眼见过中国的雪豹。
　　1984～1986年，夏勒在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以及中国的其他山区展开了大范围的雪豹调查，结果一只也没有碰上。离得最近的一次，他在野外露营，夜里雪豹就像银色的影子一般从他身边走过，悄然无声，只留下了一串漂亮的圆形足印。 　　2008年年底至2010年年中，他和中国的同事四次穿越青海，开车走遍了青海东部和东南部，查看地貌，曾与狼近距离同行，见过藏羚羊、数过岩羊、关注过鼠兔、旱獭，但是却依然没见过雪豹。直到2017年，夏勒还在计划来中国看雪豹，一直不死心。
　　他对于推动中国的雪豹保护事业，功勋卓著。在他的帮助下，西藏自治区于1993年成立羌塘自然保护区。在学界公认的雪豹潜在栖息地里，羌塘是不容忽视的一大块中心区域。从2008年起，国际雪豹基金会、美国大猫基金会、WWF、WCS等开始了对中国雪豹的关注和投入。2010年6月，夏勒与李娟、王大军一起，推动中国第一个雪豹深度调查项目在牙曲寺扎根。如今，建立有关雪豹的保护小区或合作社区已成保护的主流趋势。
　　比如，20世纪80年代起成立的一系列自然保护区与雪豹分布区有较大重叠，对雪豹的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主要包括新疆自治区的托木尔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肃省的祁连山自然保护区、西藏自治区的羌塘自然保护区、青海省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开始试点三江源国家公园）等。
　　经过数十年的宣传和保护，对雪豹的保护已经形成了一个上到政府下到民间组织的系统。成果也显著。据最新一版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IUCN Red List），雪豹已经从“濒危”降级为“易危”。

美国国鸟的涅槃之路

　　说到对保护白头鹰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就不得不提美国海洋生物学家、作家和环保主义者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
　　她1907年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在那个女性科学家凤毛麟角的年代，瑞秋的突出能力实在少见。从一名海洋科学家转换为作家身份，她不忘科学家的本色，讲求实验的精神，当她发现DDT（曾经最著名的合成农药和杀虫剂）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时，决定将事情写成一本书告知大众。她开始与了解杀虫剂的专家通信，不眠不休地搜集相关的研究数据，证明DDT对生物有毁灭性的杀伤力。
　　同时，她遭遇许多挫折，丧母之痛，癌症缠身，还有许多来自外界对她的批评。其中就包括生产杀虫剂的化学公司阻挠书籍的出版，也有人认为限制DDT就是限制农业生产。众多压力之下，她仍坚持自己的理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大声疾呼。
　　很多人认为白头鹰数量减少的原因是栖息地减少、非法猎杀、环境污染等，但更多人认为，人类对DDT的滥用，才是白头鹰濒危的主因。即使DDT不会致命，但也会干预到白头鹰的新陈代谢，令它们生下不正常的蛋—蛋会因太脆弱，不能负荷成鸟的重量而碎裂。
　　虽然白头鹰早就受到191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候鸟协定法案》和1940年颁布的《保护白头鹰法案》的保护，但这些远远不够。据估计，在18世纪初，白头鹰的数量为3万～5万只，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48个州中只有412对白头鹰的巢。
　　1962年9月27日，瑞秋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瞬间引起轰动。它不仅是一部唤醒大众的读物，还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书中由土壤、植物、动物、水源等一路环环相扣的生态网络，举出实证说明化学制剂对大自然的连锁危害，然后针对人类生活所接触的化学毒害问题，提出强烈警告。
　　《寂静的春天》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1967年环境保护基金的成立。该组织提起了针对政府的诉讼，提倡“建立公民享有清洁环境的权利”，反对DDT的论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瑞秋的观点。1967年，美国宣布把白头鹰列为濒危物种。1970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成立环境保护局。1972年，美国正式全面禁止使用DDT。
　　1995年7月12日，美国渔業与野生动物局正式把白头鹰从濒临灭绝物种列表中移除，并把其“濒危”状况改为“受威胁”。

一条小鱼与一座大坝的对决

　　试想一下，一种鱼类从发现就处于濒危的情景。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人为原因，它们的栖息地还受到了破坏。每年春季向上游溯回的时候，一座大坝横亘眼前，切断生路。
　　坦氏小鲈（Snail darter）是原产于美国田纳西河上游的一种鱼类，体长最长只能达到7.6厘米，以水生昆虫为食。1975年，坦氏小鲈被发现濒临灭绝。
　　然而此时，泰利库大坝正在小田纳西河上建设。该大坝的修建，是为了应对能源危机和地区经济萧条状况。大坝的建成，将对这种脆弱的鱼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根据1973年尼克松总统签署生效的《美国濒危物种法案》，在希拉姆·希尔（Hiram Hill）（坦氏小鲈的发现者）等人的申请下，坦氏小鲈进入濒危物种名单，泰利库大坝区被指定为坦式小鲈的重要栖息地。
　　以希尔为首的一些环保主义者，状告泰利库大坝的开发者—国有独资机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认为TVA违反了《美国濒危物种法》的规定，要求法院确认其违法并终止泰利库大坝的修建。
　　联邦地方法院认为，虽然大坝的修建将会对坦式小鲈造成不利影响，但大坝在该法案生效前7年就开始动工，当时TVA已经为鱼类的洄游采取了合理措施，到坦式小鲈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单时，大坝已经接近完工，以牺牲纳税人一亿多美元的利益为代价来保护一个微不足道、没有重大经济价值且生态价值也不明显的鱼种是很不明智的;况且，国会也支持大坝继续修建，因而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拒绝下达大坝停工禁令。
　　原告继续将案件上诉至联邦第六巡回法院。法官认为，是否让大坝停工，只有国会或内政部才能作出决定，而地方法院在其判决中作出了这种决定，滥用了其自由裁量权，有违三权分立原则，因而判令联邦地方法院永久禁止大坝继续完工，“除非国会通过适当立法豁免泰利库大坝遵循《美国濒危物种法》，或者坦氏小鲈从濒危物种名单上取消或有新的关键栖息地生存”，否则依据《美国濒危物种法》必须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置于绝对优先地位。
　　这次又轮到被告不服。1977年4月18日，TVA将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撤销上诉法院的判决。希尔等人申请法庭在诉讼期间发出裁定，暂停大坝的修建，以免造成不可逆转的结果。最高法院于同年6月15日作出了终审判决，9位大法官以6：3的优势支持了希尔等人的诉求，裁定维持联邦第六巡回法院的判决。
　　但最终结果是，1979年7月，国会通过了将泰利库大坝排除在濒危动物法案中的修正案，并纳入能源和水利发展拨款法案，指示TVA完成大坝的建设， 拨款法案由总统吉米·卡特签署。
　　在大坝建成之前，坦氏小鲈被移植到田纳西州的Hiwassee河。1984年7月5日，坦氏小鲈的濒危等级从“濒危”重新划为“受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