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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趋势与新气象
2012年是名副其实的“大选年”与“换届年”，整个世界都正处在一个新陈代谢与继往开来的转折期，新的领导人及其战略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5-10年世界的发展走向。对中国而言，中国将在十八大之后进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时代，从经济角度来讲则主要是“十二五”与“十三五”规划时期，从政治角度来讲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未来5-10年（2012年-2016年-2021年）则是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后半段及其延长期。其中，国际传播对于中国的稳步崛起、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对于中国按计划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都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立足当前，放眼未来5-10年，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有以下四大趋势：
第一，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新旧交替加快。2008年9月全面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国际或西方金融危机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分水岭，此次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但目前欧盟与欧元区却是受灾最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冷战之后一直主导着国际体系，而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三大支柱美国、欧盟与日本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出现了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二者共同作用，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前者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受到了冲击。
第二，世界出现了“新的四化”，即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并且这四个“化”还相互交织、彼此叠加。其中，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的特点，新兴经济体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格局多极化在未来5-10年势必将会发展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或框架，冷战后出现的“一超多强”正在演变成今天的“新一超多强”；社会信息化主要源自新一轮的信息高科技革命，特别是无线互联网正在将全球“一网打尽”，全世界70亿人口目前上网的就已有40多亿；政治民主化主要来自于各国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壮大，新一波的民主潮流使得世界进入一个大众化的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在十八大之后继续稳健推进。
第三，国际战略格局呈现为“三个多”与“新一超多强”。“三个多”即国际格局多极化、各极之间多层化、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多极化可谓众所周知，但“极”与“极”之间、各大力量中心之间还存在着多层化，彼此并非是等量齐观的。至于多元化，是指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影响在不断上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网络联合体。在多极化之中，如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则中国并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才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过只是第二大经济体）。而如按单个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则中国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进一步分析，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大力量中心，包括一个超级大国与另外六个力量中心，这“七大家”可被划分为三个层次：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独自居于第一层；欧盟、中国与俄罗斯三家位于第二层，原因之一是欧盟中的法国与英国、中国与俄罗斯都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作为政治大国标志的否决权；日本、印度 、巴西属于第三层次，其影响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或潜力。
而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述七大力量中心又可被划分为两大“集群”（而非冷战时期截然对抗的两大集团或两大阵营），一个是美欧日组成的西方发达国家集群，这是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企图维护国际体系主导权；另一个集群则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集群（中、俄、印、巴），在这两大集群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复杂激烈的战略博弈，彼此既竞争、又合作。
简言之，美国还是世界第一，美国的抗危机、转嫁危机和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欧债危机由于受到欧元区一些成员国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还在持续，可以说前述欧盟综合实力世界第二的地位并不牢固，如果欧债危机失控、希腊最终“退出”欧元区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欧元区解体乃至引发欧元危机，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从前面的世界第三上升为第二、成为综合实力排名的“世界老二”。
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属于“前三甲”，但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还很不均衡。一方面，GDP总量与经济规模要么“世界第二”（按单个国家标准衡量），要么“世界第三”（如把欧盟视为一个整体），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为跨国资本“打工”，属于“世界加工厂”。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有限，政治影响力在西方价值观占主导的世界还远远不够，文化软实力包括国际传播竞争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相当之大。可以说，中国的“前三甲”地位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局限性，而即便是中国真地成了“世界第二”，“第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面临着前后左右的夹击与排挤，其国际处境恐将更加微妙而敏感。
第四，中国和外部世界互动的深度与复杂性不断增加，彼此越来越难以分割。2012年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这就要求我们务必自觉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原则。
新机遇与新挑战
总的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而对挑战如应对得当、也可能转化成新的机遇。面临的机遇主要有三：一是国家的综合国力更强，对外传播的大背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有着中国崛起的上升走强国运、国势与国力的支撑，大时代决定了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着空前大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期；二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国际场合的讲话不同凡响，其中包含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等在国际政界、舆论界越来越有分量；三是国际社会更加借重中国，虽然“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这“三论”并存，但后“两论”逐渐居多，“中国责任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看中国的一个主要论调，“责任论”对中国不全是挑战，也有机遇，即“有责”须“有权”。
面临的新挑战有四个：一是中国崛起将在未来5-10年遭遇外界新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也来自周边某些邻国。西方大国主要通过国际规则等，要求中国“尊重”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让中国超前承担“大国责任”。来自周边邻国的挑战主要是海洋争端趋于激化，中国在周边地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与良好形象都面临着严峻的态势。
二是中国经济、人员、文化等全方位地“走出去”面临诸多风险，我们对外拓展海外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了当地的、别人的既得利益，需要及时与准确了解外界的反应。
三是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并被外界“关注”，加之我国与西方政治价值观、体制的差异突出，致使我们独特的发展道路受到外部质疑。
四是来自网络时代的挑战，包括网络新媒体带来的传媒大众化、平民化、快速化与泛政治化，我们自上而下的传统宣传模式将面临考验。
新思路与新举措
首先是要注重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要有相应的国家对外传播战略，还要从体制机制上整合资源，避免各自为战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要形成对外传播的合力，切忌贪大求全、好大喜功、好高骛远、搞“假大空”。
其次要有明确而准确的国家定位，中国的定位应该主要是“负责任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同时也是“复兴中的文明古国”，千万不要动不动就以“世界第二”自居，而忘掉了我们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属性，否则对内容易轻飘飘，对外容易疏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要内外统筹与兼修，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来促进对外传播，妥善回应外界的质疑乃至误解误读，积极面对国际社会善意的批评，要有“大格局”。
第四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要扬长“补”短，善于借鉴国外的经验，主动顺应网络时代的传播新特点。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责编：吴奇志
2012年是名副其实的“大选年”与“换届年”，整个世界都正处在一个新陈代谢与继往开来的转折期，新的领导人及其战略调整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5-10年世界的发展走向。对中国而言，中国将在十八大之后进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的时代，从经济角度来讲则主要是“十二五”与“十三五”规划时期，从政治角度来讲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而未来5-10年（2012年-2016年-2021年）则是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后半段及其延长期。其中，国际传播对于中国的稳步崛起、和平发展与民族复兴，对于中国按计划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都肩负着重要的使命。立足当前，放眼未来5-10年，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有以下四大趋势：
第一，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新旧交替加快。2008年9月全面爆发并持续至今的国际或西方金融危机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分水岭，此次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但目前欧盟与欧元区却是受灾最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冷战之后一直主导着国际体系，而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三大支柱美国、欧盟与日本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出现了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二者共同作用，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前者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受到了冲击。
第二，世界出现了“新的四化”，即国际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政治民主化，并且这四个“化”还相互交织、彼此叠加。其中，经济全球化呈现新的特点，新兴经济体取代发达经济体,成为了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国际格局多极化在未来5-10年势必将会发展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或框架，冷战后出现的“一超多强”正在演变成今天的“新一超多强”；社会信息化主要源自新一轮的信息高科技革命，特别是无线互联网正在将全球“一网打尽”，全世界70亿人口目前上网的就已有40多亿；政治民主化主要来自于各国公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壮大，新一波的民主潮流使得世界进入一个大众化的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将在十八大之后继续稳健推进。
第三，国际战略格局呈现为“三个多”与“新一超多强”。“三个多”即国际格局多极化、各极之间多层化、国际行为体多元化。多极化可谓众所周知，但“极”与“极”之间、各大力量中心之间还存在着多层化，彼此并非是等量齐观的。至于多元化，是指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影响在不断上升，包括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网络联合体。在多极化之中，如将欧盟视为一个整体，则中国并非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才是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不过只是第二大经济体）。而如按单个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则中国已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进一步分析，当今世界存在着七大力量中心，包括一个超级大国与另外六个力量中心，这“七大家”可被划分为三个层次：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独自居于第一层；欧盟、中国与俄罗斯三家位于第二层，原因之一是欧盟中的法国与英国、中国与俄罗斯都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作为政治大国标志的否决权；日本、印度 、巴西属于第三层次，其影响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实力或潜力。
而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上述七大力量中心又可被划分为两大“集群”（而非冷战时期截然对抗的两大集团或两大阵营），一个是美欧日组成的西方发达国家集群，这是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企图维护国际体系主导权；另一个集群则是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集群（中、俄、印、巴），在这两大集群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复杂激烈的战略博弈，彼此既竞争、又合作。
简言之，美国还是世界第一，美国的抗危机、转嫁危机和自我修复能力还是很强的。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欧债危机由于受到欧元区一些成员国内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还在持续，可以说前述欧盟综合实力世界第二的地位并不牢固，如果欧债危机失控、希腊最终“退出”欧元区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欧元区解体乃至引发欧元危机，那么中国就有可能从前面的世界第三上升为第二、成为综合实力排名的“世界老二”。
尽管中国的国际地位属于“前三甲”，但中国的综合国力结构还很不均衡。一方面，GDP总量与经济规模要么“世界第二”（按单个国家标准衡量），要么“世界第三”（如把欧盟视为一个整体），但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在为跨国资本“打工”，属于“世界加工厂”。另一方面，中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有限，政治影响力在西方价值观占主导的世界还远远不够，文化软实力包括国际传播竞争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还相当之大。可以说，中国的“前三甲”地位还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与局限性，而即便是中国真地成了“世界第二”，“第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面临着前后左右的夹击与排挤，其国际处境恐将更加微妙而敏感。
第四，中国和外部世界互动的深度与复杂性不断增加，彼此越来越难以分割。2012年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种趋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这就要求我们务必自觉坚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原则。
新机遇与新挑战
总的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而对挑战如应对得当、也可能转化成新的机遇。面临的机遇主要有三：一是国家的综合国力更强，对外传播的大背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时代，有着中国崛起的上升走强国运、国势与国力的支撑，大时代决定了中国国际传播面临着空前大发展的、历史性的机遇期；二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增强，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国领导人在很多国际场合的讲话不同凡响，其中包含的新理念如“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等在国际政界、舆论界越来越有分量；三是国际社会更加借重中国，虽然“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中国责任论”这“三论”并存，但后“两论”逐渐居多，“中国责任论”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看中国的一个主要论调，“责任论”对中国不全是挑战，也有机遇，即“有责”须“有权”。
面临的新挑战有四个：一是中国崛起将在未来5-10年遭遇外界新的阻力，阻力主要来自美国、日本等西方大国，也来自周边某些邻国。西方大国主要通过国际规则等，要求中国“尊重”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权，让中国超前承担“大国责任”。来自周边邻国的挑战主要是海洋争端趋于激化，中国在周边地区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与良好形象都面临着严峻的态势。
二是中国经济、人员、文化等全方位地“走出去”面临诸多风险，我们对外拓展海外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到了当地的、别人的既得利益，需要及时与准确了解外界的反应。
三是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与政治的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并被外界“关注”，加之我国与西方政治价值观、体制的差异突出，致使我们独特的发展道路受到外部质疑。
四是来自网络时代的挑战，包括网络新媒体带来的传媒大众化、平民化、快速化与泛政治化，我们自上而下的传统宣传模式将面临考验。
新思路与新举措
首先是要注重并不断完善“顶层设计”，要有相应的国家对外传播战略，还要从体制机制上整合资源，避免各自为战与低水平重复建设，要形成对外传播的合力，切忌贪大求全、好大喜功、好高骛远、搞“假大空”。
其次要有明确而准确的国家定位，中国的定位应该主要是“负责任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同时也是“复兴中的文明古国”，千万不要动不动就以“世界第二”自居，而忘掉了我们的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属性，否则对内容易轻飘飘，对外容易疏远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第三要内外统筹与兼修，通过深化内部改革来促进对外传播，妥善回应外界的质疑乃至误解误读，积极面对国际社会善意的批评，要有“大格局”。
第四要与时俱进地加强对外传播能力建设，要扬长“补”短，善于借鉴国外的经验，主动顺应网络时代的传播新特点。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