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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个人诉求的角度出发，将朝鲜朝中期文人柳梦寅所作《朝天录》《星槎录》，以及相关诗文的赠序中的中国乌托邦形象梳理为“钧天化国”“立贤无方”“尚才识人”三个特点，并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现实处境、情绪与心理，阐明在中国形象的形成过程中，出于交际需要、尊重需求及自我实现需要的“尚友”“售才”“不朽”等个人诉求发挥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柳梦寅;中国乌托邦;个人诉求
[中图分类号]13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43-05
“东国之人愿往生中原。区内极宽平。天皇大界人皇世，万里长河千里垧。寿域腾歌浑击壤，边《垂白不观兵。乾坤尽囿垂衣化，帝力何为但凿耕。”[1]（323）这是朝鲜朝文人柳梦寅所作《独乐寺施诗六首》中的第一首。除此之外，其他几首分别从语言、文化、服饰、官爵等方面描绘了中国的文明富庶，堪称朝鲜文学史上将中国刻画为乌托邦的典范之作。
柳梦寅（1559—1623）是朝鲜中期著名文人、官员，“文非但擅东国，当旷世无比”。[1]（453）他3次出访明朝，著有中国使行诗集《星槎录》（1591—1592年）、《朝天录》（1609年），并为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作赠序20余篇。这些诗文数量繁多，从各个角度刻画出极为正面的中国形
象，表现出柳梦寅对中国的关注和认可。在已有研究中，涉及这些作品的共有7篇，其中韩国学者撰写的5篇文章分别对柳梦寅《朝天录》中部分诗歌、赠序进行考察，并从接受先进文物制度、经世意识等角度进行了阐释，①着重探寻柳梦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其余2篇中国学者的论文考察了《朝天录》中的中国形象：《柳梦寅〈朝天录〉中的明朝形象研究》将明朝形象归纳为壮丽的自然景色、异国风土人情、先进文物制度，但未分析形象的形成原因《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柳梦寅的〈朝天录〉为中心》首次将柳梦寅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定义为乌托邦，主要从朝鲜民族的慕华思想、对明感恩意识等社会集体想象的角度阐释了形成原因。①如文中所言，慕华思想与对壬辰战争中明朝援助的感激之情为16世纪末一17世纪上半期朝鲜社会所共有，这无疑是柳梦寅作品中中国乌托邦形象的形成原因之一。然而，明朝末年危机四伏，当时众多熟悉明朝现实的朝鲜朝文人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唯有柳梦寅塑造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这就必然与其个人体验、诉求等個性因素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但是现有研究对此未能进行充分的阐释。
综上所述，柳梦寅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特点鲜明，但现有成果尚未全面地梳理其诗歌以及赠序中的中国形象特点，Xf其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形成原因分析也不够全面、深入。因此，本文拟以柳梦寅两次访明时所作的诗集《星槎录》《朝天录》和与中国相关的赠序为主要研究对象，总结中国形象的特点，并从作者的个人体验与诉求入手，分析其形成原因，为厘清朝鲜文学中中国形象的特点及形成机制提供帮助。
—、“钧天化国”与“尚友”
柳梦寅的作品将中国称为“钧天化国”。[1]（377）“钧天”是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意为皇帝直接统治的国家，即指中国作为宗主国，政治地位尊崇;“化国”指教化施行之国，指中国为文明之国。
《星槎录》是柳梦寅1591—1592年首次访明时所作的朝天录，首篇诗歌的内容为“云和声奏碧霞端，蓬海无人识子安。闻道玉京仙侣下，龙蛇留与壁间蟠”，[1]（294）“碧霞”“蓬海”“玉京”等几个意象将中国描绘为神仙、天帝居住的仙境、天界，强调中国作为“天朝上邦”之崇高神圣。在另外几首诗歌中，如《东岳庙》则突出了中国作为文明中心，特别是儒家文化圣地的地位。在送别友人的赠序中，中国各地的名胜古迹、与帝王相关的事物则作为“化国”“钧天”的载体被一再提及。“伯夷叔齐遗祠清节，颜杲卿忠臣着节，渔阳山斗，韩愈起于昌黎，李广射石虎，秦始皇筑万里城，燕昭王礼贤黄金台，荆轲纵饮燕市悲歌易水之上，文天祥死义北京柴市，周宣王石鼓刻在太学馆。”[1]（5（）8）引文中所列的众多地方、建筑，承载着在中国悠久历史中积淀的各种政治、文化记忆，足以让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朝鲜朝文人进一步深化中国是宗主国、文明国的体验。
实际上，中国是“天朝上国”、文化圣地的相关文字反复出现在朝鲜朝文人的作品中，反映出当时朝鲜民族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及以儒学为内核的中国文化的普遍认同。而柳梦寅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并未满足于塑造中国“钧天化国”的形象，而且多次表达出渴望畅游中国的强烈愿望，并赋予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如《送朴说之东说赴京序》：
如以青骡角巾，彷徉天下，由冀兖出青徐，历豫梁掠荆扬，出入乎邹鲁洙泗濂洛，复游乎燕赵之间，以与夫诗书礼乐之儒，忠信道德之士，瑰伟俶傥博雅之流，披心腹，倒肝胆，结义气，使天下之人，皆知东国有人也。则虽死吾不恨矣。[1]（359）
“冀兖青徐豫梁荆扬”是《禹贡》中记载的中国古代九州中八个州的名称，为确保句式整齐，文中省略了幽州，这些古朴厚重的地名彰显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邹鲁洙泗濂洛”是儒学和性理学的发源地，“燕赵”是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士聚居地，分别代表中国底蕴深厚的主流思想和魅力十足的民间气质;“诗书礼乐之儒”“忠信道德之士”“瑰伟俶傥博雅之流”则是作者欣赏的学识、品德、才能卓异之士。柳梦寅在文中表示，自己的心愿就是探访中国各地的古迹名胜，吊古凭今，并与意气相投之人相识相知，倾心相交，让自己得到中国人的认可，让中国人知道朝鲜半岛亦有人才。
柳梦寅对游历中国的这种期待和想象源自孟子的“尚友”思想。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126）孟子指出，交友的原则是优秀者与同样优秀者相交。“天下之善士”自然和“天下之善士”交友，如果仍不满足，也可“尚论古人”，即吟咏古人之诗，阅读古人之书，了解古人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这就是“尚友”。根据孟子的观点，后人将“尚友”分为“尚友千古”和“尚友四方”两种方式，前者指跨越时间距离以古人为友，后者指跨越空间距离与异地者为友。柳梦寅以“平生尚友古人”[1]（419）自诩，诵读四书五经，吟咏唐宋诗文，通过文字记录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这也是古代朝鲜朝文人“尚友”中国古人的主要方式。而柳梦寅期待的直接探访相关遗迹能加深对古人其人、其事的理解，是与古人对话的另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柳梦寅还期待“尚友四方”，在游历中国过程中结识“善士”，交流思想，建立友谊。在此，柳梦寅使用了“天下之人”一词，这意味着，他寻找的知己是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善士”，言外之意，他认为自己当然是“天下之善士'体现出自信与自尊意识。 如上所述，柳梦寅积极塑造中国“钧天化国”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表达出畅游中国的愿望。但是，明朝施行保守的对外政策，不许外国人随意出入或在国内自由旅行，对使臣也有馆禁制度，W柳梦寅所津津乐道的尚友之游并无实现的可能。因此，其作品的意义更多是在表达渴望与志同道合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诉求。柳梦寅个性刚直，坚信“正直为心神可通”，[1]（351）不愿与现实妥协。他还颇为清高自信，认为“天之赋我生，夫岂偶尔？其志其才，既无愧古之人，独何负于今之天下耶？”[1]（359）不轻易称许他人，让人难以接近。柳梦寅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当时朝廷内部盛行的结党争斗，持鄙夷的态度。例如，他曾说道：“余病夫今之世交友之道多歧，自一而为二，又转而为四五。各戴一恒人为弁，如众鳖听命于白鼋，唯唯诺诺甘心焉。余窃哀之。”[1]（518）同时，柳梦寅还声称“耻与恒人为朋比”。[1]（419）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态度使他身边缺少朋友，处境极为孤立。其文集中收录的书信总数不足二十封，写给同一人的书信最多不过两封，也从侧面说明他交游不广，与寥寥几个朋友关系也并不亲密。所以，在国内极度孤独的处境中，柳梦寅将实现交游诉求的理想空间设定在“钧天化国”的中国。
二、“立贤无方”与“售才”
“立贤无方”一语亦出自《孟子》，[2]（89）指推举贤人不拘一格。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举五羧于牛口，不以卑贱弃。取由余于西戎，不以疏远疑”，被高丽文人李齐贤奉为立贤无方的典范。[4]（519）隋朝开始施行科举制度，只将“贱业者”和女性排除在外，为平民百姓读书人仕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唐朝为藩属国子弟设宾贡科，打破了对外国人才的限制。元朝允许高丽人与中原人一同参加科举、担任官职，被高丽文人崔滋评价为“一视同仁，立贤无方”。[5]（23）
柳梦寅熟知朝鲜半岛文人在唐朝、元朝及第为官的先例，赞赏“中国立贤无方，洞辟四门。霜露所降，日月所照，无不衣被圣泽”。[1]（365）出使途中遇到聪明好学的酒家小童时，柳梦寅特意作诗以示鼓励：“中国贤无方，何嫌卖浆者？勉尔勤饬身，早骛青云驾。”[1]（476）如果是在朝鲜朝，酒家小童因身份限制并无参加科考的资格，但是在“立贤无方”的中国，却可以通过科举实现身份的上升。在海州卫遇到壬辰战争结束后随明军移居辽東的朝鲜人，柳梦寅也赠诗“寡识难离褐，贻谟望握枢”，[1]（477）告诫他们，尽管第一代移民缺乏学识，难以提升身份，但要为后代早做筹划，力争出人头地。不过，要从衣“褐”者上升为“提枢”者，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平等开放的用人制度。通过这些诗作，柳梦寅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中国的“立贤无方”为平民、移民提供了宝贵的上升空间。
作为外邦人，柳梦寅自然关注中国对外国人的任用情况。前辈文人的经历告诉他，中国曾许可外邦人参加科举考试，并任用优秀者为官。柳梦寅总结，在中国，“虽旃裘左衽文身剌发之俗，苟怀好音而归化，率冠带于朝，大则朱丹其毂，暎貂珥于台省，小则绚耀其文，振声华于科甲。”[1]（365）即只要有志有才，外邦人小则可以在科举考试中声名鹊起，大则可以入仕，乃至跻身高官之列，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不过，在柳梦寅的生活时期，中国不再接受外邦子弟人学，也不允许外国人经科举人仕，柳梦寅憧憬的不限内外的人才任用政策已不复存在，这让他深以为憾。[1]（359）所以，柳梦寅一方面塑造中国“立贤无方”的形象，一方面敦促朝鲜使臣提请明王朝恢复人才开放政策，“使我邦怀器抱道者，售才大邦，展武于天下”。如获应允，“吾虽老，亦有志于斯焉”。[1]（365）他通过这些文字坦然表示，自己向往中国的“立贤无方”，希望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德才兼备的朝鲜朝文人有机会进入更大、更高的平台施展才华。
柳梦寅对用人制度的关注与其坎坷的仕途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朝鲜时期的文人、儒学者皆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而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就是人朝为官。柳梦寅自视颇髙，胸怀大志。1589年，柳梦寅由增广试状元及第入仕，此后逐渐晋升，直至1608年任承政院都承旨，进入朝廷核心。但是，数日后宣祖薨逝，柳梦寅的仕途急转直下。由于在对待宣祖遗教、仁穆大妃废黜等重大事件上与掌权的光海君一派相左，柳梦寅两次被罢官，后半生大部分时间被迫蛰伏，无法继续从政。此外，他发现身边并不乏像自己一样才华出众却因种种限制不得任用的“怀器抱道者”。不以德、才而以门第出身、所属党派任用人才的社会现实让柳梦寅不满，自然会对用人制度更为平等开放、让前辈文人展露才华的中国产生向往。因此，在中后期的作品中，柳梦寅突出表现了中国的“立贤无方”，着重表达了人仕“售才”的愿望。
三、“尚才知人”与“不朽”
中国“尚才知人”，是柳梦寅在诗文中强调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每千百年朝鲜出现的“瑰伟倜傥奇倔之士”，却得不到本国人的认可，“惟中国人大异之。当时称焉，后世传焉。何者？中国尚才，而东方不尚才。中国知人，而东方不知人”。[1]（363）在此，柳梦寅态度鲜明地表示：人才在中国和朝鲜受到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识人尚才，朝鲜既不识人，也不重才。即便是千百年一见的奇才，在朝鲜国内也得不到重视，只能寄希望于获得中国人的认可。
柳梦寅以自己和周边人物为例，具体地刻画了中国的知人尚才。在为李廷龟所作的《送户部尚书房圣征廷龟奏请天朝诗序》中，柳梦寅勾勒出想象中李廷龟访华的盛大场景：
吾知公之之中国也，中国之人曾经我将士者曰，某地有碑，子之文也，某军有檄，子之文也;辽广按抚曰，某年之呈，子之文也;六部诸官曰，某事某事之咨，子之文也;通政司各衙门曰，某题本某表笺，皆子之文也。至于天下儒士多蓄诗文者曰，某诗某句，传咏中国者，非子之所制耶？轺车所略，环堵观公曰，东方太学士李公来。壶浆以御之者，蹄轴交于路矣。[1]（347）
李廷龟（1564—1635），字圣征，号月沙，出生于文翰世家，精通汉语，擅作外交文书，是柳梦寅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李廷龟是朝鲜朝最为著名的对明外交专家之一，曾多次接待明朝官员、出使明朝，与很多明朝官员、文人关系良好，为解决丁应泰辩诬等明与朝鲜之间的外交问题做出过很大贡献。[7]_因此，李廷龟在中国受到尊重和认可是朝鲜朝朝廷上下的共识。而上述引文就用一系列排比句，极富感染力地表现出明朝人对李廷龟的尊敬和重视，既肯定了李廷龟等朝鲜文人的才华，更凸显出中国识人重才蔚然成风的情形。 柳夢寅在作品中也多次提及自己的诗文得到明朝人重视之事。在向“朝中诸大夫”求诗的书信中写道，出使明朝时自己题写于永平府万柳庄壁上的一首诗歌受到庄主的格外喜爱，“镌之板，钉屋梁上”，他感叹“岂但中国人爱才无外人尔？”m（408）他还数次不无自豪地提到中国“纱笼悬板自余始”。[1]（352）这些记录既强调了柳梦寅自己文采之高，也突出了中国识才、重才、爱才的特点。
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柳梦寅强调中国“尚才知人”，其中的“才”主要是指文才，“人”主要是指文人。柳梦寅如此重视文才、关注文人的际遇，因为他自身好文、擅文，而且髙度重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有着希望通过“立言”实现“不朽”的强烈诉求。他说：“文者，何物？出自性情。周情孔思，传语经旨。横绝百代，覆冒天下。”[1]（349）他确信，“文”可以跨越时空，持续产生影响。①由此，他提出，为文者“一朝溘然长辞，属之于其子孙。为子孙者，如使绣之梓，传之通邑大都，流入中国，布之于天下万世。则虽曰死，其惟寿乎？”[1]_“今中朝多赏音君子，不让古之人。而得其言布之彼者，偕不朽于天下”。[1]（376）文章广泛流布于中国，作者的生命就变相地得到延续，这就是“寿”与“不朽”。“不朽”是儒学者希望超越生命有限性的终极理想，而“立德”“立功”“立言”是实现“不朽”的三种方式。[s]_“立德”非圣贤不能为，“立功”对古人而言只有一条途径——做官，但是宦海沉浮，非个人所能左右。仕途遇挫、老之将至的柳梦寅“困心衡虑者，永贻不朽于天下万世”。[1]（357）在他看来，自己实现不朽最现实的途径只有“立言”，即通过文章的写作与广泛流传实现生命的延续。为此，他数次请使臣将自己的作品介绍到中国。
综上所述，柳梦寅笔下之所以出现中国“尚才知人”的形象，朝鲜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与当时文人群体的体验、作者的个人诉求等多种因素发挥了作用。崔致远等文人在中国以文扬名，已经沉淀为朝鲜民族对华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包括柳梦寅在内的当时一批朝鲜朝文人也有着以文采得到中国人认可的个人体验。具体来说，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上半期，东北亚局势动荡不安，明朝与朝鲜朝外交往来频繁，李廷龟、崔立等一大批文人凭借出色的诗文写作能力在明朝获得了声誉，柳梦寅本人也是在对明外交活动中展露出文学才能。前辈文人和自己、同时代文人的经历和体验为树立“尚才知人”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事实基础。但是，在众多文人中，唯有柳梦寅格外强调这一点，这与其晚年对“不朽”的孜孜以求不无关系。如前所述，清高自负且志向远大的柳梦寅突然失去了“立功”的可能，激发起他通过“立言”实现“不朽”的强烈愿望，而“尚才知人”的中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本文以柳梦寅的《朝天录》《星槎录》，以及有关诗文的赠序为研究对象，将其中的中国形象梳理为“钧天化国”“立贤无方”“尚才识人”三点，并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及所处现实、作者的心理与情绪，探讨了其形成原因，认为作者及其友人乃至前朝文人有关中国的体验发挥了作用，为其笔下中国形象的形成提供了事实基础，但柳梦寅“尚友”——与志同道合者自由交往、“售才”——施展才华与抱负、“不朽”——通过文章延续生命的强烈个人诉求为其塑造三种中国形象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理论，人类具有5个层次的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际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会产生对更高层次的需要。交际需要使人渴望同他人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团队中占有一个位置;自尊需要是对自尊、自重及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自我发挥、自我欲望完成的需要。[8]（w～34）笔者认为，为柳梦寅塑造中国乌托邦发挥重要作用的三种个人诉求即源于这三种需要。作为朝鲜朝贵族阶层的一员，柳梦寅的低层次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由于当时朝鲜朝社会的局限性及其个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等，他的交际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未能得到满足。这促使他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并在作品中塑造出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简而言之，对于柳梦寅作品的中国乌托邦形象的形成，朝鲜半岛文人有关中国的实际体验为此提供了事实基础，作者强烈个人诉求的表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韩]柳梦寅：《於于集》，《韩国文集丛刊》（第6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2]孟轲：《孟子》，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
[3][韩]民族文化推进会：《朝鲜中宗实录》，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69年。
[4][韩]民族文化推进会：《光海君曰记》，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
[5][韩]李齐贤：《益斋乱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
[6][韩]崔沆：《拙稿千百》，《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
[7][韩]崔有海：《遗事》，《韩国文集丛刊》（第7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8]左丘明：《左传》，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9][美]亚伯拉罕·马斯洛：《人格与动机》，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关键词]柳梦寅;中国乌托邦;个人诉求
[中图分类号]13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9）02-0043-05
“东国之人愿往生中原。区内极宽平。天皇大界人皇世，万里长河千里垧。寿域腾歌浑击壤，边《垂白不观兵。乾坤尽囿垂衣化，帝力何为但凿耕。”[1]（323）这是朝鲜朝文人柳梦寅所作《独乐寺施诗六首》中的第一首。除此之外，其他几首分别从语言、文化、服饰、官爵等方面描绘了中国的文明富庶，堪称朝鲜文学史上将中国刻画为乌托邦的典范之作。
柳梦寅（1559—1623）是朝鲜中期著名文人、官员，“文非但擅东国，当旷世无比”。[1]（453）他3次出访明朝，著有中国使行诗集《星槎录》（1591—1592年）、《朝天录》（1609年），并为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作赠序20余篇。这些诗文数量繁多，从各个角度刻画出极为正面的中国形
象，表现出柳梦寅对中国的关注和认可。在已有研究中，涉及这些作品的共有7篇，其中韩国学者撰写的5篇文章分别对柳梦寅《朝天录》中部分诗歌、赠序进行考察，并从接受先进文物制度、经世意识等角度进行了阐释，①着重探寻柳梦寅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其余2篇中国学者的论文考察了《朝天录》中的中国形象：《柳梦寅〈朝天录〉中的明朝形象研究》将明朝形象归纳为壮丽的自然景色、异国风土人情、先进文物制度，但未分析形象的形成原因《朝鲜古典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以柳梦寅的〈朝天录〉为中心》首次将柳梦寅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定义为乌托邦，主要从朝鲜民族的慕华思想、对明感恩意识等社会集体想象的角度阐释了形成原因。①如文中所言，慕华思想与对壬辰战争中明朝援助的感激之情为16世纪末一17世纪上半期朝鲜社会所共有，这无疑是柳梦寅作品中中国乌托邦形象的形成原因之一。然而，明朝末年危机四伏，当时众多熟悉明朝现实的朝鲜朝文人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描述，唯有柳梦寅塑造了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这就必然与其个人体验、诉求等個性因素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但是现有研究对此未能进行充分的阐释。
综上所述，柳梦寅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特点鲜明，但现有成果尚未全面地梳理其诗歌以及赠序中的中国形象特点，Xf其乌托邦化中国形象的形成原因分析也不够全面、深入。因此，本文拟以柳梦寅两次访明时所作的诗集《星槎录》《朝天录》和与中国相关的赠序为主要研究对象，总结中国形象的特点，并从作者的个人体验与诉求入手，分析其形成原因，为厘清朝鲜文学中中国形象的特点及形成机制提供帮助。
—、“钧天化国”与“尚友”
柳梦寅的作品将中国称为“钧天化国”。[1]（377）“钧天”是传说中天帝居住的地方，意为皇帝直接统治的国家，即指中国作为宗主国，政治地位尊崇;“化国”指教化施行之国，指中国为文明之国。
《星槎录》是柳梦寅1591—1592年首次访明时所作的朝天录，首篇诗歌的内容为“云和声奏碧霞端，蓬海无人识子安。闻道玉京仙侣下，龙蛇留与壁间蟠”，[1]（294）“碧霞”“蓬海”“玉京”等几个意象将中国描绘为神仙、天帝居住的仙境、天界，强调中国作为“天朝上邦”之崇高神圣。在另外几首诗歌中，如《东岳庙》则突出了中国作为文明中心，特别是儒家文化圣地的地位。在送别友人的赠序中，中国各地的名胜古迹、与帝王相关的事物则作为“化国”“钧天”的载体被一再提及。“伯夷叔齐遗祠清节，颜杲卿忠臣着节，渔阳山斗，韩愈起于昌黎，李广射石虎，秦始皇筑万里城，燕昭王礼贤黄金台，荆轲纵饮燕市悲歌易水之上，文天祥死义北京柴市，周宣王石鼓刻在太学馆。”[1]（5（）8）引文中所列的众多地方、建筑，承载着在中国悠久历史中积淀的各种政治、文化记忆，足以让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朝鲜朝文人进一步深化中国是宗主国、文明国的体验。
实际上，中国是“天朝上国”、文化圣地的相关文字反复出现在朝鲜朝文人的作品中，反映出当时朝鲜民族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封贡体系及以儒学为内核的中国文化的普遍认同。而柳梦寅的与众不同在于，他并未满足于塑造中国“钧天化国”的形象，而且多次表达出渴望畅游中国的强烈愿望，并赋予其非同寻常的意义。如《送朴说之东说赴京序》：
如以青骡角巾，彷徉天下，由冀兖出青徐，历豫梁掠荆扬，出入乎邹鲁洙泗濂洛，复游乎燕赵之间，以与夫诗书礼乐之儒，忠信道德之士，瑰伟俶傥博雅之流，披心腹，倒肝胆，结义气，使天下之人，皆知东国有人也。则虽死吾不恨矣。[1]（359）
“冀兖青徐豫梁荆扬”是《禹贡》中记载的中国古代九州中八个州的名称，为确保句式整齐，文中省略了幽州，这些古朴厚重的地名彰显出中国历史源远流长;“邹鲁洙泗濂洛”是儒学和性理学的发源地，“燕赵”是慷慨悲歌的侠义之士聚居地，分别代表中国底蕴深厚的主流思想和魅力十足的民间气质;“诗书礼乐之儒”“忠信道德之士”“瑰伟俶傥博雅之流”则是作者欣赏的学识、品德、才能卓异之士。柳梦寅在文中表示，自己的心愿就是探访中国各地的古迹名胜，吊古凭今，并与意气相投之人相识相知，倾心相交，让自己得到中国人的认可，让中国人知道朝鲜半岛亦有人才。
柳梦寅对游历中国的这种期待和想象源自孟子的“尚友”思想。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126）孟子指出，交友的原则是优秀者与同样优秀者相交。“天下之善士”自然和“天下之善士”交友，如果仍不满足，也可“尚论古人”，即吟咏古人之诗，阅读古人之书，了解古人及其所处的社会与时代。这就是“尚友”。根据孟子的观点，后人将“尚友”分为“尚友千古”和“尚友四方”两种方式，前者指跨越时间距离以古人为友，后者指跨越空间距离与异地者为友。柳梦寅以“平生尚友古人”[1]（419）自诩，诵读四书五经，吟咏唐宋诗文，通过文字记录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这也是古代朝鲜朝文人“尚友”中国古人的主要方式。而柳梦寅期待的直接探访相关遗迹能加深对古人其人、其事的理解，是与古人对话的另一种方式。另一方面，柳梦寅还期待“尚友四方”，在游历中国过程中结识“善士”，交流思想，建立友谊。在此，柳梦寅使用了“天下之人”一词，这意味着，他寻找的知己是孟子所说的“天下之善士”，言外之意，他认为自己当然是“天下之善士'体现出自信与自尊意识。 如上所述，柳梦寅积极塑造中国“钧天化国”的形象，并在此基础上表达出畅游中国的愿望。但是，明朝施行保守的对外政策，不许外国人随意出入或在国内自由旅行，对使臣也有馆禁制度，W柳梦寅所津津乐道的尚友之游并无实现的可能。因此，其作品的意义更多是在表达渴望与志同道合者进行思想感情交流的诉求。柳梦寅个性刚直，坚信“正直为心神可通”，[1]（351）不愿与现实妥协。他还颇为清高自信，认为“天之赋我生，夫岂偶尔？其志其才，既无愧古之人，独何负于今之天下耶？”[1]（359）不轻易称许他人，让人难以接近。柳梦寅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对当时朝廷内部盛行的结党争斗，持鄙夷的态度。例如，他曾说道：“余病夫今之世交友之道多歧，自一而为二，又转而为四五。各戴一恒人为弁，如众鳖听命于白鼋，唯唯诺诺甘心焉。余窃哀之。”[1]（518）同时，柳梦寅还声称“耻与恒人为朋比”。[1]（419）这样的性格和处事态度使他身边缺少朋友，处境极为孤立。其文集中收录的书信总数不足二十封，写给同一人的书信最多不过两封，也从侧面说明他交游不广，与寥寥几个朋友关系也并不亲密。所以，在国内极度孤独的处境中，柳梦寅将实现交游诉求的理想空间设定在“钧天化国”的中国。
二、“立贤无方”与“售才”
“立贤无方”一语亦出自《孟子》，[2]（89）指推举贤人不拘一格。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举五羧于牛口，不以卑贱弃。取由余于西戎，不以疏远疑”，被高丽文人李齐贤奉为立贤无方的典范。[4]（519）隋朝开始施行科举制度，只将“贱业者”和女性排除在外，为平民百姓读书人仕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唐朝为藩属国子弟设宾贡科，打破了对外国人才的限制。元朝允许高丽人与中原人一同参加科举、担任官职，被高丽文人崔滋评价为“一视同仁，立贤无方”。[5]（23）
柳梦寅熟知朝鲜半岛文人在唐朝、元朝及第为官的先例，赞赏“中国立贤无方，洞辟四门。霜露所降，日月所照，无不衣被圣泽”。[1]（365）出使途中遇到聪明好学的酒家小童时，柳梦寅特意作诗以示鼓励：“中国贤无方，何嫌卖浆者？勉尔勤饬身，早骛青云驾。”[1]（476）如果是在朝鲜朝，酒家小童因身份限制并无参加科考的资格，但是在“立贤无方”的中国，却可以通过科举实现身份的上升。在海州卫遇到壬辰战争结束后随明军移居辽東的朝鲜人，柳梦寅也赠诗“寡识难离褐，贻谟望握枢”，[1]（477）告诫他们，尽管第一代移民缺乏学识，难以提升身份，但要为后代早做筹划，力争出人头地。不过，要从衣“褐”者上升为“提枢”者，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要有平等开放的用人制度。通过这些诗作，柳梦寅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中国的“立贤无方”为平民、移民提供了宝贵的上升空间。
作为外邦人，柳梦寅自然关注中国对外国人的任用情况。前辈文人的经历告诉他，中国曾许可外邦人参加科举考试，并任用优秀者为官。柳梦寅总结，在中国，“虽旃裘左衽文身剌发之俗，苟怀好音而归化，率冠带于朝，大则朱丹其毂，暎貂珥于台省，小则绚耀其文，振声华于科甲。”[1]（365）即只要有志有才，外邦人小则可以在科举考试中声名鹊起，大则可以入仕，乃至跻身高官之列，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
不过，在柳梦寅的生活时期，中国不再接受外邦子弟人学，也不允许外国人经科举人仕，柳梦寅憧憬的不限内外的人才任用政策已不复存在，这让他深以为憾。[1]（359）所以，柳梦寅一方面塑造中国“立贤无方”的形象，一方面敦促朝鲜使臣提请明王朝恢复人才开放政策，“使我邦怀器抱道者，售才大邦，展武于天下”。如获应允，“吾虽老，亦有志于斯焉”。[1]（365）他通过这些文字坦然表示，自己向往中国的“立贤无方”，希望自己以及像自己一样德才兼备的朝鲜朝文人有机会进入更大、更高的平台施展才华。
柳梦寅对用人制度的关注与其坎坷的仕途经历有着密切关系。朝鲜时期的文人、儒学者皆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而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就是人朝为官。柳梦寅自视颇髙，胸怀大志。1589年，柳梦寅由增广试状元及第入仕，此后逐渐晋升，直至1608年任承政院都承旨，进入朝廷核心。但是，数日后宣祖薨逝，柳梦寅的仕途急转直下。由于在对待宣祖遗教、仁穆大妃废黜等重大事件上与掌权的光海君一派相左，柳梦寅两次被罢官，后半生大部分时间被迫蛰伏，无法继续从政。此外，他发现身边并不乏像自己一样才华出众却因种种限制不得任用的“怀器抱道者”。不以德、才而以门第出身、所属党派任用人才的社会现实让柳梦寅不满，自然会对用人制度更为平等开放、让前辈文人展露才华的中国产生向往。因此，在中后期的作品中，柳梦寅突出表现了中国的“立贤无方”，着重表达了人仕“售才”的愿望。
三、“尚才知人”与“不朽”
中国“尚才知人”，是柳梦寅在诗文中强调的另一个特点。他认为，每千百年朝鲜出现的“瑰伟倜傥奇倔之士”，却得不到本国人的认可，“惟中国人大异之。当时称焉，后世传焉。何者？中国尚才，而东方不尚才。中国知人，而东方不知人”。[1]（363）在此，柳梦寅态度鲜明地表示：人才在中国和朝鲜受到的待遇有着天壤之别，中国识人尚才，朝鲜既不识人，也不重才。即便是千百年一见的奇才，在朝鲜国内也得不到重视，只能寄希望于获得中国人的认可。
柳梦寅以自己和周边人物为例，具体地刻画了中国的知人尚才。在为李廷龟所作的《送户部尚书房圣征廷龟奏请天朝诗序》中，柳梦寅勾勒出想象中李廷龟访华的盛大场景：
吾知公之之中国也，中国之人曾经我将士者曰，某地有碑，子之文也，某军有檄，子之文也;辽广按抚曰，某年之呈，子之文也;六部诸官曰，某事某事之咨，子之文也;通政司各衙门曰，某题本某表笺，皆子之文也。至于天下儒士多蓄诗文者曰，某诗某句，传咏中国者，非子之所制耶？轺车所略，环堵观公曰，东方太学士李公来。壶浆以御之者，蹄轴交于路矣。[1]（347）
李廷龟（1564—1635），字圣征，号月沙，出生于文翰世家，精通汉语，擅作外交文书，是柳梦寅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李廷龟是朝鲜朝最为著名的对明外交专家之一，曾多次接待明朝官员、出使明朝，与很多明朝官员、文人关系良好，为解决丁应泰辩诬等明与朝鲜之间的外交问题做出过很大贡献。[7]_因此，李廷龟在中国受到尊重和认可是朝鲜朝朝廷上下的共识。而上述引文就用一系列排比句，极富感染力地表现出明朝人对李廷龟的尊敬和重视，既肯定了李廷龟等朝鲜文人的才华，更凸显出中国识人重才蔚然成风的情形。 柳夢寅在作品中也多次提及自己的诗文得到明朝人重视之事。在向“朝中诸大夫”求诗的书信中写道，出使明朝时自己题写于永平府万柳庄壁上的一首诗歌受到庄主的格外喜爱，“镌之板，钉屋梁上”，他感叹“岂但中国人爱才无外人尔？”m（408）他还数次不无自豪地提到中国“纱笼悬板自余始”。[1]（352）这些记录既强调了柳梦寅自己文采之高，也突出了中国识才、重才、爱才的特点。
从以上的引文可以看出，柳梦寅强调中国“尚才知人”，其中的“才”主要是指文才，“人”主要是指文人。柳梦寅如此重视文才、关注文人的际遇，因为他自身好文、擅文，而且髙度重视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有着希望通过“立言”实现“不朽”的强烈诉求。他说：“文者，何物？出自性情。周情孔思，传语经旨。横绝百代，覆冒天下。”[1]（349）他确信，“文”可以跨越时空，持续产生影响。①由此，他提出，为文者“一朝溘然长辞，属之于其子孙。为子孙者，如使绣之梓，传之通邑大都，流入中国，布之于天下万世。则虽曰死，其惟寿乎？”[1]_“今中朝多赏音君子，不让古之人。而得其言布之彼者，偕不朽于天下”。[1]（376）文章广泛流布于中国，作者的生命就变相地得到延续，这就是“寿”与“不朽”。“不朽”是儒学者希望超越生命有限性的终极理想，而“立德”“立功”“立言”是实现“不朽”的三种方式。[s]_“立德”非圣贤不能为，“立功”对古人而言只有一条途径——做官，但是宦海沉浮，非个人所能左右。仕途遇挫、老之将至的柳梦寅“困心衡虑者，永贻不朽于天下万世”。[1]（357）在他看来，自己实现不朽最现实的途径只有“立言”，即通过文章的写作与广泛流传实现生命的延续。为此，他数次请使臣将自己的作品介绍到中国。
综上所述，柳梦寅笔下之所以出现中国“尚才知人”的形象，朝鲜民族的社会集体想象与当时文人群体的体验、作者的个人诉求等多种因素发挥了作用。崔致远等文人在中国以文扬名，已经沉淀为朝鲜民族对华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包括柳梦寅在内的当时一批朝鲜朝文人也有着以文采得到中国人认可的个人体验。具体来说，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上半期，东北亚局势动荡不安，明朝与朝鲜朝外交往来频繁，李廷龟、崔立等一大批文人凭借出色的诗文写作能力在明朝获得了声誉，柳梦寅本人也是在对明外交活动中展露出文学才能。前辈文人和自己、同时代文人的经历和体验为树立“尚才知人”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事实基础。但是，在众多文人中，唯有柳梦寅格外强调这一点，这与其晚年对“不朽”的孜孜以求不无关系。如前所述，清高自负且志向远大的柳梦寅突然失去了“立功”的可能，激发起他通过“立言”实现“不朽”的强烈愿望，而“尚才知人”的中国就是实现这一理想不可或缺的条件。
四、结语
本文以柳梦寅的《朝天录》《星槎录》，以及有关诗文的赠序为研究对象，将其中的中国形象梳理为“钧天化国”“立贤无方”“尚才识人”三点，并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及所处现实、作者的心理与情绪，探讨了其形成原因，认为作者及其友人乃至前朝文人有关中国的体验发挥了作用，为其笔下中国形象的形成提供了事实基础，但柳梦寅“尚友”——与志同道合者自由交往、“售才”——施展才华与抱负、“不朽”——通过文章延续生命的强烈个人诉求为其塑造三种中国形象发挥了关键作用。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动机理论，人类具有5个层次的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交际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会产生对更高层次的需要。交际需要使人渴望同他人建立一种关系，渴望在团队中占有一个位置;自尊需要是对自尊、自重及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是自我发挥、自我欲望完成的需要。[8]（w～34）笔者认为，为柳梦寅塑造中国乌托邦发挥重要作用的三种个人诉求即源于这三种需要。作为朝鲜朝贵族阶层的一员，柳梦寅的低层次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但是，由于当时朝鲜朝社会的局限性及其个人的性格特点、行为方式等，他的交际需要、自尊需要及自我实现需要未能得到满足。这促使他将希望寄托于中国，并在作品中塑造出理想化的中国形象。
简而言之，对于柳梦寅作品的中国乌托邦形象的形成，朝鲜半岛文人有关中国的实际体验为此提供了事实基础，作者强烈个人诉求的表达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参考文献：
[1][韩]柳梦寅：《於于集》，《韩国文集丛刊》（第6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2]孟轲：《孟子》，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
[3][韩]民族文化推进会：《朝鲜中宗实录》，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69年。
[4][韩]民族文化推进会：《光海君曰记》，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2年。
[5][韩]李齐贤：《益斋乱稿》，《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
[6][韩]崔沆：《拙稿千百》，《韩国文集丛刊》（第3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0年。
[7][韩]崔有海：《遗事》，《韩国文集丛刊》（第70册），首尔：民族文化推进会，1991年。
[8]左丘明：《左传》，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
[9][美]亚伯拉罕·马斯洛：《人格与动机》，许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