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吴文藻求知欲望大增，广泛阅读《少年中国》《新潮》《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关注时事新闻，留意社会民生，在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文章里，寻求自己喜爱的社会学元素，并一步步确立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梁启超是舍友梁思成的父亲，听过他公开的讲座，有过私下的交流。吴文藻曾说，“他的丰富的国学知识和治学方法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很大”。
　　在清华，吴文藻展示了自己出色的社团活动能力。办过“书报贩卖社”，与北京、上海的出版商洽谈，代销清华学子喜爱的优秀书籍。参与创办“小说研究社”，组织座谈、讲座等社团活动。吴文藻还展示了较强的文学才华，参与翻译《短篇小说做法》一书，撰写《评清华学生生活》的征文，为无锡老乡、南菁校友撰写《杜君钟珩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上。“君容貌魁梧，精神活泼，行止安详……若是偿得天假之年，他日立足社会，为苍生谋幸福，岂可限量？”一篇有太史公风格的文章，客观描绘了杜君的风采，也展示了自己的重情与才情。
　　执教燕园 风雨萍踪
　　1928年冬天，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取道欧洲，经苏联，回到北平，任职燕京大学，为清华兼职授课。1929年底，吴文藻荣获哥伦比亚大学近十年内最优秀外国留学生奖。
　　走上讲台的吴文藻，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命题，并为之努力实践。1935年，吴文藻应邀去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演讲内容彰显了个人的追求，后来发表在《社会研究》上，被人称为“燕京学派”的基石。吴文藻作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带领师生们，一起构建“社会学中国化”“燕京学派”的大厦。燕大执教的10年中，吴文藻建立起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教学和科研体系，培养了林耀华、费孝通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七七事变以后，北平沦陷，吴文藻和冰心经香港辗转至昆明。吴文藻任云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办社会学系，冰心到呈贡简易师范学校义务授课。1940年吴文藻赴重庆，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冰心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从事文化救亡活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吴文藻赴日本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外交组组长，他们在复杂的情况下团结和影响海外的知识分子，积极从事爱国和平进步活动。
　　赤子情怀 鞠躬尽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日本的吴文藻、冰心欢欣鼓舞。他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冲破重重阻挠，冒着生命危险，于1951年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以百倍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归国后，吴文藻被聘为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从事民族学的研究。
　　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吴文藻、冰心等人接到翻译尼克松著作《六次危机》的紧急任务。之后，他们又陆续翻译了《世界史》《世界史纲》等。除了翻译著作，还承担起接待外宾的任务，当然也接待了许多慕名而来的学者、学子，还参加了一些统战活动。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不久，在民进中央的帮助下，吴文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也在他79岁高龄时予以更正，并恢复名誉和待遇。年近八旬的吴文藻，为恢复社会学竭尽全力，提供第一手资料，亲自带民族学专业的研究生。风烛残年的吴文藻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只想用毕生所学为祖国多做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