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发皱眉细框眼镜，49岁的中国建筑师王澍的照片被更新在普利兹克奖官网首页，这意味着，本年度建筑界最高奖项被这位中国人领走。
　　王澍成为普利兹克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建筑师。此前，1983年，华裔建筑师贝聿铭也曾获得此奖。王澍此次获奖，也是中国建筑界迄今为止所获得的国际最高荣誉。
　　“讨论过去与现在之间的适当关系是当今一个关键的问题，因为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2012年普利兹克奖的评审词中说道。
　　在得知自己获奖后，王澍有些激动地说：“这真是个巨大的惊喜。获得这个奖对我来说实在是太荣幸了。我突然意识到，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做了如此多的事情，看来真诚的工作和足够久的坚持一定会有某种结果。”
　　这位没有喝过一滴洋墨水的建筑师，一直执著地践行着他的中国本土建筑学理念。他用一种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姿态，抵抗着西方建筑学和大工业复制时代的建筑理念，捍卫并希望恢复传统的尊严。
　　终于，他成功了。这一次，回收的旧砖碎瓦战胜了光鲜的高科技材料，独特战胜了复制，自然战胜了人造，传统战胜了现代。
　　一个建筑一个世界
　　“二战以后最大的新闻应该在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有一天，他们突然做了一个决定，他们决定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走向所谓的现代化。”在一次演讲中，时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的王澍痛心地说道。
　　这位喜欢吹箫、热爱书法和中国山水画的建筑师想做的，是留住文化。
　　王澍1963年生于新疆，幼时曾在西安和北京生活，如今定居杭州。在成长过程中，他自言“从来没有和传统分开过”。
　　从小学四年级起，王澍就开始疯狂练习书法。直到上了大学，午休时分，宿舍里其他同学都睡了，只有他一个人在写字，看上去是个“很孤独的身影”。
　　对于中国绘画，王澍更是崇尚有加。“它是一种哲学性的绘画，描述了一个天人合一的世界。”王澍说。
　　在正式跨入建筑领域后，王澍坚决抛开西方建筑学标准，坚守中国建筑学传统。这条路孤独且艰难，但他从没有退缩，在妻子的支持下，闷头向前闯。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的扩张也进入了一种空前的疯狂。过去的三十年，每个城市都拆毁了将近90%的传统建筑，外形雷同的高楼 在一片拆迁的废墟上拔地而起。
　　“大规模开发之后，建筑和街道只能看不能用，人性消失了，如自然一样生长起来的东西被挤压得没有余地。”面对着民族核心价值观随之土崩瓦解的残酷现实，王澍开始思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当你看到有那么多的材料，原来非常有尊严地待在老建筑上，忽然变成像垃圾一样被扔在地上的时候，作为一个建筑师，不能视而不见，否则就是无德。”王澍说，“如果仅仅把建筑师作为一个职业，是很猥琐的。”
　　凭着建筑视角的关照，王澍选择对“小草一般的代表某种权力底层的带有真正生机的”东西致以敬意。而他的方式，是建造一个差异性世界。用这种差异性，来分解霸权分解权力，保留传统。
　　“做一个建筑，有的建筑师就是做一个建筑，有的建筑师是在做一个世界。”王澍想要做的，是后者。“我不相信只有一个世界存在。”他说。
　　


　　


　　为传统恢复尊严
　　获奖评审词中，有这样一句：王澍的建筑能够唤起往昔，却又不直接使用历史的元素。
　　达到这种效果，一个重要方法是运用旧材料。瓦片木头竹子等自然产品都成了王澍建筑的原材料。
　　“这几年，大量古旧建筑被拆除，出现许多砖瓦废料。2000年开始，我们就有重点地回收旧料循环利用。”王澍说。
　　2006年，宁波博物馆按照王澍绘制的图纸起建。面对着环绕四周的新区，王澍却从建造新区拆掉的近30个村庄里，回收了600多万块废砖瓦片。他把这些超过40种不同尺寸来自不同年代的旧瓦片，作为建造博物馆的原材料。
　　得知这个消息，甲方一位负责人找到王 澍，对他咆哮说：“这么现代化的城市新中心，你用这么脏的材料做博物馆，你什么意思？”
　　王澍连环反问道：“我们有个约定，要做一件新东西，是不是？”“新东西就意味着评价标准没有形成，没形成谁最了解最有把握，是不是我？既然是我，那你是不是应该听我的呢？”
　　听过这一番霸气外露的回答，负责人愤怒地摔门而去。
　　宁波博物馆建成开放后，从开馆第一天起，连续三个月，每天3000人次的参观限额都突破了一万人。项目大获成功，当时摔门的甲方也向王澍做了真诚的正式道歉。
　　有一次，王澍在博物馆里问一位老太太来过几次，老太太说：“四次。”
　　王澍觉得奇怪，便接着问她来看什么。老太太答道：“展览我看不懂，我就是来看建筑的。我原来的家没有了，但我在你做的房子上，到处都能发现我原来家里的痕迹。”
　　听后，王澍很感动。他说他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反复来看的收集回忆的博物馆。
　　除了在材料上恢复传统的尊严，王澍更推崇工匠技艺。他认为，普通工匠们手上的技艺，才是“活着的传统”。一旦技艺消失，传统也就死了。
　　在设计让他获得最高荣誉的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时，王澍采用的材料依然类似。这一次，他想让建筑更加贴近自然贴近水乡江南。
　　于是，他大量启用传统的手工建造，面对从各地拆房现场收集到的700多万块不同年代的旧砖弃瓦，他让农民工们大展“砌石头”的精湛手艺。许多国际著名建筑师看到这样的建筑非常激动，觉得自己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味道”。
　　“建筑要靠工匠的二度创作，要给他们足够的机会有事可做。工匠的尊严很重要。”王澍不止一次如此强调。
　　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从大学二年级起，王澍就是一名反叛学院派教学传统的学生，他曾以“太假”为由拒绝画必修课中的商业效果图，甚至带着三四个学生去和教授谈判。为此，宽容的学校取消了这一限制。
　　至今在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里被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是王澍当着导师齐康（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面口吐狂言：“如果说中国有现代建筑师，那也只有一个半，半个是我导师，一个就是我。”
　　然而，这位“现代建筑师”却在研究生毕业后的8年时间里，没有接任何建筑设计项目，而是每天从早上8点到午夜，在工地上与工匠们同吃同作，在最真实的建造中积累经验。
　　如今，从学生变为老师的王澍，依然秉承着自己鲜明的风格。
　　“如何对待中国建筑的传统？说是没用的，一定要做，在做的当中才可以体会。”王澍强迫学生每天练书法，让他们经常参加建造活动，他传授的是让学院派们匪夷所思的中国传统建筑学。
　　王澍说自己的“智慧”源于乡土传统，“人和自然可以做到极类似”。
　　200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首次出现中国馆。5000根竹子6万多块回收的青瓦6位建筑师3名工人13天时间，王澍带领他的团队在全手工的状态下，完成了800平方米的“瓦园”。
　　当游览者踏上竹桥，走入瓦园，就像走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上。
　　“在你真正捏着竹子搭建时，你的整个意识都会发生变化。”王澍说。
　　比起被反复复制的现代主题，王澍显然更喜欢谈传统的独特。若是某位学生通过模仿傳统做出作品来，王澍必定会打零分。“传统是个死东西，你得有办法给他整活了。”他说。
　　重返自然之道，王澍深知，走起来甚为艰难。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曾这样评价王澍的作品：“一方面具有很鲜明的中国情结；但另一方面，又具有一种英雄主义色彩。”
　　王澍希望能做一种超越个人的建筑。就像在国际上产生了震撼级反应的象山校区那样，让人看过后记住的不仅仅是建筑本身的存在，而是“一个整体的建筑完全融入自然里的深刻感觉”。
　　他说：“建筑是一种表达的终端，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我的设计，就是希望通过建筑，向世界讲述中国人对生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高兴的是，很多人都看懂了，认可了。”
　　在当前语境下，王澍依然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也很特别，叫斗拱。斗拱是中国建筑特有的经典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