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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自从2012日2月28日以来，作为第一个获得普利兹克建筑奖的中国公民，王澍在中国建筑界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澍曾引用过这样一句名言——“一个地方的建筑如果是庸俗的，在那里生活着的人也一定是庸俗的”。在王澍看来，中国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人工和自然的冲突都是非常激烈的，对他来说，作为一个建筑师，不能单纯地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一个技术性的服务行业，因为这时他的责任更大。
王澍，现在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也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十多年来，王澍始终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走了一条和现代化趋势完全不同的路，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标志建筑或庞然大物，而是依据建筑原址中山和水的态势，借用古法，甚至利用旧砖弃瓦修筑出全新形式的建筑。从他的建筑中时常能看出宋明古画的意境和手法。有人说，他在从宋画里找感觉；也有人说，他在追寻一种江南民居的意境。其实，王澍所图者，并非若干具体却碎片化的意象，根本上仍是人与环境如何共存的问题。
尽管以一己之力很难改变中国“千城一面”的现状，但王澍也在用个体的方式提醒人们，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可以是怎样的。在王澍看来，正是因为时代走到了一个急速转换的“节点”上，在追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高速过程中，人们好像开始抓到了有关生活的某种本真的部分，在这个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时代中，我们的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模样的？王澍始终认为：建筑和人是相互影响的，看着是人在选择建筑，其实建筑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行为举止
重拾遗失的美好
王澍的代表设计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普利兹克奖在给王澍的评审辞中这样写到——“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宁波博物馆的外墙材料原本是一堆废料，都是旧城老房子拆迁多余下来的瓦片和青砖。在12万平方米的墙面上，王澍用了上百万块瓦片。王澍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回收材料按照同色系排列在一起，让工人手工把瓦片一片片拼起来，前后历时近10个月，最后，才还原出王澍内心所要实现的那个博物馆的模样——用这种看似破旧的方式，来找回消失的时间和记忆。
在王澍的建筑代表作中，除了宁波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则是另一个常为人称道并引起不少话题的建筑。他曾说，“整个的现代主义建筑，都是以医院这样的地方做原型的：大玻璃、窗明几净、阳光灿烂，非常健康。我做的建筑都是有点脏的，但只有这类有点脏的东西，它和自然才是真正可以融合的。象山校区这个地方类似于村落，当然传统的中国村落建筑，没有这么大的。我在这么大的建筑面积下，把传统的感觉找回来，实际上是介乎城乡之间的实验。一方面，它为新城市建设，探索和我们传统生活方式有关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乡村建设，探索比较偏向于城市化方向的模式。我希望用它来弥补中国城乡建设分裂的问题。”
实验建筑运动
很多人都以为王澍是杭州人，至少是江南的，其实他祖籍山东吕梁。因为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南方的传统，甚至是江南的，园林、瓦舍，他曾坦言：南方一直是自己很喜欢的一种氛围，“因为我在这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的作品没有南方的意象，那这件事反而不对了。当然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真正在南方本地土生的建筑师，那种南方其实是一种格局很小的南方。”
这个当年被老师看做是“后现代青年”的建筑师，在毕业之后虽然也参与了一些大的建筑项目，但更多的，他选择了一种“隐居”于杭州的生活方式，长期和建筑工人以及手工匠人在一起，在民间做装修，研究和琢磨传统建筑工匠的技艺。这段隐居生活，王澍一尝试就是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种选择，是由王澍对建筑学学习的特殊领悟而来。他曾说，“我学建筑学，应该说是自己找到了学建筑的方式。我们当时学的时候，还是很传统的模仿西方的套路，所有建筑学全是西方的，中国的只是在历史课和理论课上上一点点，但是和设计没什么关系，它整个体系都是西方的。我们那时不能出国，只是在照片和图纸上看到西方房子，就在那里模仿。我就发现，建筑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在场的经验，你光在那里对着图纸和照片模仿有什么意义呢，它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关系，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出了一个简单办法：我用中国的传统建筑，和西方的建筑互相印证，比如我们学习一些大师的作品，比如柯布西耶，我又没有去过，但我发现它们那里的房子的空间经验，我可以在很多中国传统的建筑里找到。所以每天我就带一个速写本，在南京城里转悠，我去体验，去画，这个对我后来的建筑经验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我都是从现场经验，而非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在王澍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大一学生都要学习砌墙、木工。对于学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哲匠”。
用建筑来写作
一位外国记者曾问王澍：“如果不做建筑师，你会选择做什么工作？”“我想我会是不错的作家。”王澍马上回答。他表示无论是古旧的瓦还是钢筋混凝土，都只是自己写作的工具。
王澍一直有古典文人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的强烈愿望。早在为象山校区选址时，许江和他就带着恢复中国传统书院的想法。“大学应该是在山边有组院子，没有入学和毕业考试，学生可以随时进，随时出，就好像孔子带弟子，流动性很大，随时有变化。”王澍说，这种理想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气质。
王澍有几十张古代书画的克隆版，用来研究传统绘画。王澍常借这些画作来阐释自己的作品：“有人说从象山校区建筑的屋檐上看到沈周的长线条，从校园里大尺度的连续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迹，细腻之处跟李公麟接近。当然和巨然的层峦叠嶂比我还差很多，现在只能说努力向董源的感觉靠近。”进入大学后，王澍开始临帖，最开始是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这个爱好；大三时，他把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翻烂了，还能倒背《世说新语》。
他可以连续几天陪妻子逛商场，不知疲倦，他说其实自己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生活；也能够在西湖边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发。王澍一直是个不怕孤独的人，研究生时，他曾经在农村住了两年，看书、写字、爬山，独自面对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机之于王澍并不是即时通讯工具，他极少接手机，偶尔回短信。
王澍，现在是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也是哈佛大学设计研究生院客座教授。十多年来，王澍始终坚持自己的建筑理念，走了一条和现代化趋势完全不同的路，他的作品中几乎没有标志建筑或庞然大物，而是依据建筑原址中山和水的态势，借用古法，甚至利用旧砖弃瓦修筑出全新形式的建筑。从他的建筑中时常能看出宋明古画的意境和手法。有人说，他在从宋画里找感觉；也有人说，他在追寻一种江南民居的意境。其实，王澍所图者，并非若干具体却碎片化的意象，根本上仍是人与环境如何共存的问题。
尽管以一己之力很难改变中国“千城一面”的现状，但王澍也在用个体的方式提醒人们，建筑应该是怎样的，城市可以是怎样的。在王澍看来，正是因为时代走到了一个急速转换的“节点”上，在追逐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高速过程中，人们好像开始抓到了有关生活的某种本真的部分，在这个已经失去了很多的时代中，我们的生活究竟应该是什么模样的？王澍始终认为：建筑和人是相互影响的，看着是人在选择建筑，其实建筑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行为举止
重拾遗失的美好
王澍的代表设计作品包括宁波历史博物馆和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普利兹克奖在给王澍的评审辞中这样写到——“中国当今的城市化进程正在引发一场关于建筑应当基于传统还是只应面向未来的讨论。正如所有伟大的建筑一样，王澍的作品能够超越争论，并演化成扎根于其历史背景、永不过时甚至具世界性的建筑。”
宁波博物馆的外墙材料原本是一堆废料，都是旧城老房子拆迁多余下来的瓦片和青砖。在12万平方米的墙面上，王澍用了上百万块瓦片。王澍把这些五花八门的回收材料按照同色系排列在一起，让工人手工把瓦片一片片拼起来，前后历时近10个月，最后，才还原出王澍内心所要实现的那个博物馆的模样——用这种看似破旧的方式，来找回消失的时间和记忆。
在王澍的建筑代表作中，除了宁波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则是另一个常为人称道并引起不少话题的建筑。他曾说，“整个的现代主义建筑，都是以医院这样的地方做原型的：大玻璃、窗明几净、阳光灿烂，非常健康。我做的建筑都是有点脏的，但只有这类有点脏的东西，它和自然才是真正可以融合的。象山校区这个地方类似于村落，当然传统的中国村落建筑，没有这么大的。我在这么大的建筑面积下，把传统的感觉找回来，实际上是介乎城乡之间的实验。一方面，它为新城市建设，探索和我们传统生活方式有关的模式。另一方面，它也为中国乡村建设，探索比较偏向于城市化方向的模式。我希望用它来弥补中国城乡建设分裂的问题。”
实验建筑运动
很多人都以为王澍是杭州人，至少是江南的，其实他祖籍山东吕梁。因为他的作品很多都是南方的传统，甚至是江南的，园林、瓦舍，他曾坦言：南方一直是自己很喜欢的一种氛围，“因为我在这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的作品没有南方的意象，那这件事反而不对了。当然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实际上真正在南方本地土生的建筑师，那种南方其实是一种格局很小的南方。”
这个当年被老师看做是“后现代青年”的建筑师，在毕业之后虽然也参与了一些大的建筑项目，但更多的，他选择了一种“隐居”于杭州的生活方式，长期和建筑工人以及手工匠人在一起，在民间做装修，研究和琢磨传统建筑工匠的技艺。这段隐居生活，王澍一尝试就是将近十年的时间。
这种选择，是由王澍对建筑学学习的特殊领悟而来。他曾说，“我学建筑学，应该说是自己找到了学建筑的方式。我们当时学的时候，还是很传统的模仿西方的套路，所有建筑学全是西方的，中国的只是在历史课和理论课上上一点点，但是和设计没什么关系，它整个体系都是西方的。我们那时不能出国，只是在照片和图纸上看到西方房子，就在那里模仿。我就发现，建筑到最后其实是一个在场的经验，你光在那里对着图纸和照片模仿有什么意义呢，它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发生关系，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出了一个简单办法：我用中国的传统建筑，和西方的建筑互相印证，比如我们学习一些大师的作品，比如柯布西耶，我又没有去过，但我发现它们那里的房子的空间经验，我可以在很多中国传统的建筑里找到。所以每天我就带一个速写本，在南京城里转悠，我去体验，去画，这个对我后来的建筑经验有很重要的影响，因为我都是从现场经验，而非书本上得到的知识。”
在王澍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大一学生都要学习砌墙、木工。对于学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哲匠”。
用建筑来写作
一位外国记者曾问王澍：“如果不做建筑师，你会选择做什么工作？”“我想我会是不错的作家。”王澍马上回答。他表示无论是古旧的瓦还是钢筋混凝土，都只是自己写作的工具。
王澍一直有古典文人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解惑的强烈愿望。早在为象山校区选址时，许江和他就带着恢复中国传统书院的想法。“大学应该是在山边有组院子，没有入学和毕业考试，学生可以随时进，随时出，就好像孔子带弟子，流动性很大，随时有变化。”王澍说，这种理想奠定了他作品的基本气质。
王澍有几十张古代书画的克隆版，用来研究传统绘画。王澍常借这些画作来阐释自己的作品：“有人说从象山校区建筑的屋檐上看到沈周的长线条，从校园里大尺度的连续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迹，细腻之处跟李公麟接近。当然和巨然的层峦叠嶂比我还差很多，现在只能说努力向董源的感觉靠近。”进入大学后，王澍开始临帖，最开始是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这个爱好；大三时，他把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翻烂了，还能倒背《世说新语》。
他可以连续几天陪妻子逛商场，不知疲倦，他说其实自己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生活；也能够在西湖边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发。王澍一直是个不怕孤独的人，研究生时，他曾经在农村住了两年，看书、写字、爬山，独自面对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机之于王澍并不是即时通讯工具，他极少接手机，偶尔回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