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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窗》：在《檀香刑》中您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韵文，在《生死疲劳》中您索性用了章回小说的文体，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中国的民间文学，重新发现中国章回小说的价值？
莫言：也不是有意识的。我在农村生活了20多年，耳濡目染。那时候电影基本上看不到，一年两次，县放映队开了拖拉机过来，巡回放映。一部电影今天王家庄明天李家庄，我们都要跟着看10几遍。再一个就是猫腔剧团会来演出，但机会很少，每当轮到电影队或剧团来了，就变成我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个“节日”里，瞎子的演出还比较多，当时县里把瞎子都组织起来，让他们有谋生的手段。一般他们会分成若干小组，三四个人一组，一个小组里有一个人不是瞎子，他的眼睛还是有一点视力的。他们有的弹三弦，有的拉二胡，说的当然还是革命书：《林海雪原》、《红岩》之类。如果说得特别好，还会留下来一场一场继续说下去，一直把一部长篇说完。地点么，一般都是露天说，冬天的时候就找一个仓库，或者大队开会的一个空房子，集市上也有人说。
《南风窗》：和色彩一样，声音在您的小说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您觉得早期作品中的声音和现在小说中的声音变化大吗？
莫言：有一点区别。《檀香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嫁接的文本，把小说和民间戏曲嫁接到一起，很多句子是押韵的，民间戏曲的土语、俚语用得比较多，严格说来很多语言都不规范，戏曲里的唱词为了押韵就凑字数，会生造很多词语，将成语割裂得支离破碎，什么“一马跌落地留平”，说人从马上掉落地上，什么叫“地留平”？老百姓可以理解，可是从书面来讲肯定是不通的。
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声音问题，写完《檀香刑》，把稿子交到编辑部，我休息了两天，才突然意识到声音在这部小说中的位置。
《南风窗》：《天堂蒜薹之歌》的重要性似乎被忽略了，这是您早期很看重的作品，其中提到的腐败问题、“三农”问题，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您的观察，中国农村是逐渐向小康迈进了，还是仍然非常困难？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严格说来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发表于《红高粱》之后，因为《红高粱》是按中篇来发的。这部长篇是受生活中真实事件的启发来写的故事。当时靠近江苏的一个地方叫天堂县发生了蒜薹事件，我写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移到了我熟悉的老家高密东北乡，小说主要人物也有我亲属的影子。这部小说打乱了我的写作计划，我写完《红高粱》之后原本是想把《红高粱》的系列一直写下去。当时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很冲动，创作的欲望非常强，热血沸腾地把它给写出来了。写完《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反而失去了给《红高粱家族》写续篇的动力。
现在的农村和20年前当然变化很大，农民比当时富裕多了，人变了，我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现在都已垂垂老矣。当时的小孩现在都变成了青年。这一代的青年和我当时所了解的青年大不一样，应该说我对他们也不太了解。现在的农村孩子很少在家里种地的，多数都到外地（或者家乡周围）打工去，没有像过去那样牢牢地守着自己的土地。他们的追求和生活，与城市中的差别并不大，也是西装革履，也喜欢电脑和上网，尽管贫困，但也在努力追赶时髦。很多人肯定是不愿意再务农了。
《南风窗》：《蛙》这部小说出版时正值计划生育开展30周年，您写这样一部小说，是为了应景？
莫言：触发我创作小说的灵感激情的，并不是这个敏感题材，而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中有个姑姑，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原型，那是我大爷爷的女儿，算堂姑吧。她是从1950年代开始推行新法接生的妇科医生，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几代人都是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我本人、我哥哥姐姐的孩子也都是我姑姑接生的，差不多有三四代人。她退休后依然在工作，有什么不孕不育症的都来找她，使得她退休后的工作更加繁忙。我们乡又在3个县的交界处，所以3个县的很多妇女都会来找她。在大城市中，我们可能有很多医院的选择，在我们乡下10几个村庄里，只有她一个妇产科医生，你就可想而知她接生了多少。
首先是这种人物在农村存在着，我就应该把她写到小说中去。而且，在生活中，我姑姑也是特别健谈的一个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乡下的医生和城里不一样，她经常会出诊，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电，经常半夜三更被人叫去接生，路过坟墓啊、荒凉的树林子呀，各种鬼火、狐狸，她都见过。她喜欢给我们讲鬼怪的故事，往往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姑姑，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想我总有一天会把她写到小说里去的。而且我以前的中短篇小说里，也断断续续地写到过我姑姑的片断，这一回只是把姑姑作为主要人物来写而已。
当然，对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我也有所考虑，如果处理得不恰当，容易带来负面影响。计划生育问题，也是全世界关注的，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80年代计划生育最紧张的时候，在乡下也确实发生过一些很粗暴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妇科医生，她接生一个婴儿，看到的是笑脸，受到热烈的欢迎；另一方面，当她把怀孕妇女强行推到医院进行人工流产的时候，看到的是泪眼。我想这些矛盾都是很真实地存在的。
《南风窗》：您对作家的责任感怎么看？
莫言：肯定要有，一个作家的正义感，一种义愤，如果没有了，那么有两种可能。要么我变成了一个上等人，和下层人民失去了联系；要么我变成了一个傻子。否则怎么会连道德衣服都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会比当时冷静一点，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问题。比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如果我年轻20岁，我也许会像网上的愤青一样，但现在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道德优势的立场上来看待他，我们首先要想，这个人犯法了没有？如果没有犯法，你不应该对这个人有任何的侮辱之词，不应该有任何的人身攻击，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做法，但如果他没有犯法，那么侮辱他也就没有理由。社会也在变得宽容，这要几十年前，这人肯定就给人用砖头砸死了。现在我看很多声音还在为他辩护。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更应该多从反面来思考问题，不能一哄而上。好的小说就是一种“复调”，不对各种思想做出自己的评判，人物在争论，究竟谁对谁错就让读者去判断、让历史去考验。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偏见，无论对于道德问题，社会问题，包括对文学的审美都是如此。我认为这部小说是好的，那么这部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吗？别人的观点是不是也有道理呢？这都很值得考虑。这都是我这几年来的人生总结。
人老了之后，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自省，过去我们永远在批评别人，用望远镜寻找别人的缺点，然后义愤填膺地进行抨击。人老了以后我觉得应该向我的内心进行反省，看看你在骂了别人之后是否也骂了自己。看到黑暗，也要问一下自己，你是否也充当过黑暗的帮凶。我曾经说过，创作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第二个阶段是把好人当坏人写。这两件事情其实可以合并在一块。就像我写《丰乳肥臀》，站在人的立场，而不是阶级和党派的立场上来写小说，好人身上有缺点，也有黑暗面，坏人身上也有善的一面。我觉得比当年的革命战争文学起点要高一些。再接下去一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把自己当罪人写。当然也不是说要通篇自我忏悔，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把自我当坏人写是让主人公有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这是鲁迅当年在评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说过的：伟大的作品，既要拷问出罪恶背后的善良，也要拷问出善良背后隐藏的罪恶。他为什么深刻，为什么伟大，为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是经典，原因就在这里，甚至要超过托尔斯泰。我觉得新时期的文学始终没有向这方面深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开始我们都在诉苦，伤痕文学、右派文学等等，都在控诉社会，控诉政治和坏人对善的压迫，却没有从反面来思考善的背面有没有虚伪，迫害别人的坏人是不是甘心情愿做坏人，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也曾经充当过迫害别人的坏人，是不是属于想迫害别人，结果在斗争中败下阵来而被迫害？我觉得右派文学相当深刻，但依然不够，仍然缺少灵魂拷问。
莫言：也不是有意识的。我在农村生活了20多年，耳濡目染。那时候电影基本上看不到，一年两次，县放映队开了拖拉机过来，巡回放映。一部电影今天王家庄明天李家庄，我们都要跟着看10几遍。再一个就是猫腔剧团会来演出，但机会很少，每当轮到电影队或剧团来了，就变成我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个“节日”里，瞎子的演出还比较多，当时县里把瞎子都组织起来，让他们有谋生的手段。一般他们会分成若干小组，三四个人一组，一个小组里有一个人不是瞎子，他的眼睛还是有一点视力的。他们有的弹三弦，有的拉二胡，说的当然还是革命书：《林海雪原》、《红岩》之类。如果说得特别好，还会留下来一场一场继续说下去，一直把一部长篇说完。地点么，一般都是露天说，冬天的时候就找一个仓库，或者大队开会的一个空房子，集市上也有人说。
《南风窗》：和色彩一样，声音在您的小说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您觉得早期作品中的声音和现在小说中的声音变化大吗？
莫言：有一点区别。《檀香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嫁接的文本，把小说和民间戏曲嫁接到一起，很多句子是押韵的，民间戏曲的土语、俚语用得比较多，严格说来很多语言都不规范，戏曲里的唱词为了押韵就凑字数，会生造很多词语，将成语割裂得支离破碎，什么“一马跌落地留平”，说人从马上掉落地上，什么叫“地留平”？老百姓可以理解，可是从书面来讲肯定是不通的。
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声音问题，写完《檀香刑》，把稿子交到编辑部，我休息了两天，才突然意识到声音在这部小说中的位置。
《南风窗》：《天堂蒜薹之歌》的重要性似乎被忽略了，这是您早期很看重的作品，其中提到的腐败问题、“三农”问题，到现在仍然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重大社会问题，这么多年过去了，就您的观察，中国农村是逐渐向小康迈进了，还是仍然非常困难？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严格说来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发表于《红高粱》之后，因为《红高粱》是按中篇来发的。这部长篇是受生活中真实事件的启发来写的故事。当时靠近江苏的一个地方叫天堂县发生了蒜薹事件，我写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都移到了我熟悉的老家高密东北乡，小说主要人物也有我亲属的影子。这部小说打乱了我的写作计划，我写完《红高粱》之后原本是想把《红高粱》的系列一直写下去。当时看到这个事件之后，很冲动，创作的欲望非常强，热血沸腾地把它给写出来了。写完《天堂蒜薹之歌》之后，反而失去了给《红高粱家族》写续篇的动力。
现在的农村和20年前当然变化很大，农民比当时富裕多了，人变了，我小说里描写的那些人，现在都已垂垂老矣。当时的小孩现在都变成了青年。这一代的青年和我当时所了解的青年大不一样，应该说我对他们也不太了解。现在的农村孩子很少在家里种地的，多数都到外地（或者家乡周围）打工去，没有像过去那样牢牢地守着自己的土地。他们的追求和生活，与城市中的差别并不大，也是西装革履，也喜欢电脑和上网，尽管贫困，但也在努力追赶时髦。很多人肯定是不愿意再务农了。
《南风窗》：《蛙》这部小说出版时正值计划生育开展30周年，您写这样一部小说，是为了应景？
莫言：触发我创作小说的灵感激情的，并不是这个敏感题材，而是因为小说中的人物。小说中有个姑姑，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个这样的原型，那是我大爷爷的女儿，算堂姑吧。她是从1950年代开始推行新法接生的妇科医生，我们高密东北乡的几代人都是通过她的手来到了人间，我本人、我哥哥姐姐的孩子也都是我姑姑接生的，差不多有三四代人。她退休后依然在工作，有什么不孕不育症的都来找她，使得她退休后的工作更加繁忙。我们乡又在3个县的交界处，所以3个县的很多妇女都会来找她。在大城市中，我们可能有很多医院的选择，在我们乡下10几个村庄里，只有她一个妇产科医生，你就可想而知她接生了多少。
首先是这种人物在农村存在着，我就应该把她写到小说中去。而且，在生活中，我姑姑也是特别健谈的一个人，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乡下的医生和城里不一样，她经常会出诊，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没有电，经常半夜三更被人叫去接生，路过坟墓啊、荒凉的树林子呀，各种鬼火、狐狸，她都见过。她喜欢给我们讲鬼怪的故事，往往一说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样的一个姑姑，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想我总有一天会把她写到小说里去的。而且我以前的中短篇小说里，也断断续续地写到过我姑姑的片断，这一回只是把姑姑作为主要人物来写而已。
当然，对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我也有所考虑，如果处理得不恰当，容易带来负面影响。计划生育问题，也是全世界关注的，老百姓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80年代计划生育最紧张的时候，在乡下也确实发生过一些很粗暴的事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妇科医生，她接生一个婴儿，看到的是笑脸，受到热烈的欢迎；另一方面，当她把怀孕妇女强行推到医院进行人工流产的时候，看到的是泪眼。我想这些矛盾都是很真实地存在的。
《南风窗》：您对作家的责任感怎么看？
莫言：肯定要有，一个作家的正义感，一种义愤，如果没有了，那么有两种可能。要么我变成了一个上等人，和下层人民失去了联系；要么我变成了一个傻子。否则怎么会连道德衣服都没有了？但是现在我会比当时冷静一点，会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思考问题。比如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如果我年轻20岁，我也许会像网上的愤青一样，但现在我可能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我们不应该站在一个道德优势的立场上来看待他，我们首先要想，这个人犯法了没有？如果没有犯法，你不应该对这个人有任何的侮辱之词，不应该有任何的人身攻击，你可以不同意他的做法，但如果他没有犯法，那么侮辱他也就没有理由。社会也在变得宽容，这要几十年前，这人肯定就给人用砖头砸死了。现在我看很多声音还在为他辩护。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更应该多从反面来思考问题，不能一哄而上。好的小说就是一种“复调”，不对各种思想做出自己的评判，人物在争论，究竟谁对谁错就让读者去判断、让历史去考验。自己的观点也是一种偏见，无论对于道德问题，社会问题，包括对文学的审美都是如此。我认为这部小说是好的，那么这部小说就是好的小说吗？别人的观点是不是也有道理呢？这都很值得考虑。这都是我这几年来的人生总结。
人老了之后，应该有越来越多的自省，过去我们永远在批评别人，用望远镜寻找别人的缺点，然后义愤填膺地进行抨击。人老了以后我觉得应该向我的内心进行反省，看看你在骂了别人之后是否也骂了自己。看到黑暗，也要问一下自己，你是否也充当过黑暗的帮凶。我曾经说过，创作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坏人当好人写，第二个阶段是把好人当坏人写。这两件事情其实可以合并在一块。就像我写《丰乳肥臀》，站在人的立场，而不是阶级和党派的立场上来写小说，好人身上有缺点，也有黑暗面，坏人身上也有善的一面。我觉得比当年的革命战争文学起点要高一些。再接下去一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把自己当罪人写。当然也不是说要通篇自我忏悔，像卢梭写《忏悔录》那样。把自我当坏人写是让主人公有一种自我反省的意识，这是鲁迅当年在评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说过的：伟大的作品，既要拷问出罪恶背后的善良，也要拷问出善良背后隐藏的罪恶。他为什么深刻，为什么伟大，为什么了不起，为什么是经典，原因就在这里，甚至要超过托尔斯泰。我觉得新时期的文学始终没有向这方面深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刚开始我们都在诉苦，伤痕文学、右派文学等等，都在控诉社会，控诉政治和坏人对善的压迫，却没有从反面来思考善的背面有没有虚伪，迫害别人的坏人是不是甘心情愿做坏人，被迫害的坏人是不是也曾经充当过迫害别人的坏人，是不是属于想迫害别人，结果在斗争中败下阵来而被迫害？我觉得右派文学相当深刻，但依然不够，仍然缺少灵魂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