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矣]尔德雷德:“资本与技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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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传统中,马克思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一个对我们称之为交换或贸易的社会交往形式予以细致的哲学形而上学分析的思想家。而交换或商品作为一种日常的器具分析,在海德格尔那里被排除在外。如果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日常的制作、生产范式的基础上获得了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结构的话,
其他文献
如何解释社会领域人们服从规则有相当的难度。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使用的是认知论的模式。这种模式认为,社会规则经过心理内化,规则内在地呈现在行为人的认知系统中,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或者下意识在认知系统中控制的,也是由人的信念和欲望控制的。规则成为行为的原因。
“克隆转忆人”是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韩东屏教授在《克隆转忆人——供人类思考的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一书中提出的新概念。作者认为,在有关克隆人的讨论中,学界公认的“我之克隆非我”(即一个人的克隆不会是他的再生)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让我总是我的东西”,并非是人们认定的实践、文化、关系、人品、个性之类,也不是特定基因组和一个人现有的单立肉身,而是记忆。记忆是对自己以往历史的一种自我意识和保持。正是有了记忆,才能使我始终都是我。既然如此,我之克隆,不具有我的记忆就不是我,具有了我的记忆
在人类思想史上,恐怕没有哪一种理论或学说的命运像目的论那样富有戏剧性.在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目的论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呵护下,俨然成了权威的解释模式.到了近现代,随着自然科学和科学主义精神的发展,目的论又几乎成了所有理论中最“臭名昭著”的理论.然而,在当今心灵哲学、认识论和科学哲学等领域的自然化运动中,目的论不仅被“平反”了,而且成为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有关概念的使用频率趋高,其地位不断攀升,至少成了各种竞争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一种理论.最低限度上,在相应的领域中,几乎再没有人把经过重新阐释的新目的论
艺术再现自然是传统的美学观念。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模仿的概念就一直在不同的艺术解释里呈现着显赫的地位,直至20世纪。为什么再现理论被认为是艺术以及理解艺术与自然的关系的支配性概念呢?
美国著名的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对于法律基本概念的含义的确定是借助和它们相关联的概念来进行的。他认为,要求(claims)、优先(privilege)、权力(power)、责任(iability)、豁免(immunity)等情形或者它们的集合,在满足了服务一定的人的利益后可以确定为权利,这些情形根本上是一种积极的要求,可以说,所有要求且只有要求才能够称为权利,要求的一方有权利,而接受要求的一方有义务,那么权利和义务就是指的同样一个规范性关系的两个方面。所以就不能问为什么义务不是权利。但是义务(duty)、不能
期刊
实体二元论既是本体论,也是心的理论。作为本体论,它认为世界上有两种可以被示例化(instantiate)的存在: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这两者都可以不依赖于对方而存在。作为心的理论,它认为人是由物质的肉体和非物质的精神构成的,两者可以产生因果性的相互作用。今天,实体二元论在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已经遭到了普遍的拒绝,对这个理论最具破坏力的是“身心二元论”。如果实体二元论为真,在概念上身体和心灵之间不可能有因果关系,一个不占空间、无广延、无硬度的物体不可能作用于一个占空间、具广延、有硬度的物体。它们之间存在着概念
拉克劳政治哲学思想中的对抗理论和政治认同的观点,是其将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的成果应用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尝试,它已得到了人们普遍而广泛的称道。但我对拉克劳的这一理论尝试却并不完全认可。
庄子对探讨“是非正误”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致。在其作品中,大致反映出两种看似互为矛盾的认识。一方面,庄子似乎对人的认识能力持彻底的怀疑态度,不相信能够获得任何确切的知识。比如,关于庄子借鹏与蜩及学鸠的不同见识的说明:世问所有生灵的视觉都受制于其所由出的环境,故而必然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庄子又时而表现出一种超然于各式论调的融通论的倾向。比如,对于毫无结果可言的孔墨两家的是非之争,庄子问道:“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再比如,庄子以自己同惠子关于瓠之用处的论辩说明,存在一种调换视角以知之更多的可能性。
主体间性的问题是胡塞尔先验现象学中的真正困难,列维那斯的哲学计划来自对欧洲哲学,尤其是对胡塞尔(包括海德格尔)现象学处理主体间性问题的不满。但本文认为,列维那斯对胡塞尔主体间性的批评来自对胡塞尔的误解,在主体间性上,胡塞尔和列维那斯主要是同盟者,而不是对立者。列维那斯对胡塞尔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