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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对面采访了多位省或协会代表团的领导,对于全运之困、之难、之尴尬,他们有各自的体验。而对于这个“必办”的盛会,他们考虑的是如何知难而进。
虽然国家体育总局在赛风赛纪、赛事组织管理等环节的管理和责罚力度一届比一届大,但几十年竞技体育的利益博弈,总是在全运会上井喷,尽管各种呼吁声不断,但它不可能短期内改变。
各省/协会代表团团长、地方体育局领导是率领各自的队伍去兑现之前许下的夺牌任务的领头羊,也是所有纷争漩涡的中心;他们甚至比运动员更关注全运会赛场内外的一举一动,他们还是影响全运会比赛环境的重要人物,也比运动员教练员更在意全运会比赛的公平与公正与否。
全运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机会面对面采访了多位省或协会代表团的领导,从他们的全运体验管窥这个全国运动盛会的光荣与尴尬,他们的反思也给今后的全运会思路提供很好的参考。
一桩未公开的“悬案”
在济南国际赛马场,马术盛装舞步团体赛最后一轮,第一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盛装舞步赛的新疆选手刘丽娜得到68,229的高分。电视解说员说,刘丽娜的表现堪称完美。
正在青岛观看射箭比赛的新疆代表团副团长李西林通过手机得知,“这块金牌问题不大了”。他放心地挂断电话。
可能是以为新疆夺冠已是定局,现场有观众开始离场,因为广东队必须获得同样的高分才能翻盘,而最后出场的顾兵不是广东最好的选手。
仅过十几分钟,李西林又接到电话,“团体金牌丢了”,广东胜。
“有一个外籍裁判打分总是忽高忽低,给新疆低,给广东高。”一位在现场观赛的某代表团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当时的疑惑。次日,盛装舞步个人赛,刘丽娜和另一名新疆选手分别夺得金、铜牌,广东选手顾兵夺得银牌。现场观众再次议论开来,昨天那个人不是走得比刘丽娜好吗,干吗不把金牌给他?
“就算有队伍做了裁判工作,那也要有竞争金牌的实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省代表团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的看法,“而且广东等地也花了很多钱发展马术,坚持那么久。水平也高,得牌也是应该的。”
新疆体育欠发达,每次全运会成绩都在倒数几位徘徊,但却是在国内最早开展马术盛装舞步的。自治区内少数民族喜欢赛马是传统,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时就拿下马术项目全部四枚金牌。“我们将马术和拳击、田径投掷项目作为体育精英战略的项目。”新疆体育局副局长李西林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新疆的全运战略,“我们不可能像几个体育大省那样全部抓,只能找突破口。”
但近十几年来,数个经济发达省份开始发展马术运动,其中广东、上海、江苏等地水平提高很快,有些成绩与新疆不相上下。
因为马术比赛不大受关注,而且人马配合的盛装舞步规则复杂,除了专业人士,国内几乎无人看得懂盛装舞步,因此团体赛中发生的争议在各马术队中传播后并没有扩散。
作为新疆代表团副团长、体育局副局长,李西林也表示了作为领导的宽容,“我们没啥不服气的,比赛都结束了,(申诉)改变不了结果,还闹得影响不好。把其他人还得罪了。”
“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像这样发生在马术赛场上的似有似无的判分阴影,在其他众多的比赛现场并不鲜见。对于蔓延在全运会赛场中的“作弊”之说,一位代表团副团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这么解释他们的处理原则,“各省达成默契都不去做裁判工作,那是理想化的情况。开会发言都说可以不做,但私下肯定不行。虽然这不符合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但都各有目的,金牌只有一个,你死我活。”
“比赛首先要服从裁判判罚,至于有没有其他因素,我懂你(记者)的意思,但从我这个位子,我不能说更多你想得到的。”他坦言身居其位的苦衷。
但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近十位各省市代表团高层领导中,所有人都肯定国家体育总局抓全运会的赛风赛纪一届比一届严。
接受采访的绝大部分省市代表团高层领导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正当竞争”一直存在。不过,大家都认为,若自己的代表团出现此现象,一般都是吃亏,或被他省“策反”。
在全运会的夺牌大战中,很多省份都会提前布署好战略和针对性项目,其中主要是针对优秀教练、运动员的争夺。在国内并不完善的运动员交流规则中,甚至出现过极端的不可思议的做法。
“总局领导也讲过,这是个顽症。裁判的问题、兴奋剂的问题,这不是你想没有就没有的,这是个很漫长个过程,不会一抓就没有。”新疆代表团副团长、体育局副局长李西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让它慢慢减少,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不泛滥。比如上届50件,这届20件就是进步。如果说全都没有,我也不相信,毕竟规则是人定的,哨子是人吹的,人的可塑性是很大的。”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曾在全体代表团领导参加的会议上就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问题,强调要从思想上前所未有地重视,措施上前所未有地加强,处罚上前所未有地严厉。
全运会前,刘鹏还要求各项目管理中心“过堂”汇报工作。“主要就是在看管理。总局已经注意到,自身工作人员管理很重要,只有人员管理好,才能更好管理项目。”辽宁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韩伟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认真抓赛风赛纪,大部分比赛,一届好于一届。”
仅在裁判方面,本届全运会就采取多项新措施。比如,开始前最短时间才公布裁判名单,拳击项目现场公布每位裁判打点情况,跆拳道使用电子护具,赛后的裁判会议对于执法失常的裁判进行内部处理等等。
团长们的无奈
2004年雅典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赛前分析,让金牌大省的领导出任中国代表团副秘书长,每人都发红色西服,并可以入住名额有限的奥运村。
经分析,代表团认为山东籍队员在奥运上夺金无望,时任山东省体育局局长于学田被安排住在村外,做不成副秘书长,不给红色西服。
当山东籍的杜丽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第一金后,于学田获准进村居住。
哪个省运动员获得的奥运金牌,金牌就会计入到该省全运金牌数中,国家体育总局对此有详细的规定。但奥运参赛名额有限,金牌更难得,所以全运会成为各省竞争的最重要舞台。
“我们的目标是超上届,总分位前列,并借此培养运动和管理人才,从软硬两方面打造海西体育强省。”福建省代表团团长、省体育局局长徐正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成绩一直保持在前10名左右的中坚力量,“超上届”的空间很大,也看似合理。
而“超上届”,这是所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代表团领导都会提到的目标,不论实力强弱。在全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在汇总各省所预期的本省能获得的金牌数时发现,各省预期金牌数汇总超过了1000枚,而本届全运会共只有381枚金牌。
“我们算金牌,都是三块保一块。很多省都是这样算的。因为全运会太难打,比亚运会和其他世界大赛还难打,有些项目确实水平很高。”福建省体育局宣传处副处长何炜解释这个庞大的数字如何而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本届全运会各代表团对每块金牌的奖励,最少的30万元人民币,经济发达省份一般为60万～80万元。
但高额奖励只是一方面,全运会的成绩还关系到官员政绩、地方对体育的投入力度等诸多其他因素。成绩不好,运动员、教练最多是拿不到奖金,4年白白辛苦;但代表团、体育局的领导面临的困难更大。
原则上,地方体育局的工作职能是统筹该地全民体育发展的规划,虽然地方正在逐年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工作重心仍是围绕着全运会开展。体育局的领导任期贯穿全运会周期,下一届全运会的奖牌目标,也随着新一届领导的就任而产生。之后四年中,全局上下,从局长到分管项目的负责人再围绕着这个新的目标部署和安排工作。
在全民体育的大方向下,很多政策无法一时转变,国家体育总局对地方体育工作的评价,也依然是竞技体育成绩占主要比重。
“谁也没说过全运会是考察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标准。但这是潜规则。”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把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同政绩相连,牵涉到领导的升迁、退休,和省里的领导、人大、政协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难说涉及面有多大。”
在地方各行业中,竞技体育的指标是最硬的。粮食产量、森林覆盖都可能因为天灾等原因欠收、减少,但地方领导不会听体育局的理由。数位地方体育局官员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相同的观点,“领导不听你什么裁判不公之类的话,没拿到就是没拿到,反正是输了。所以要拼。”
全运会比赛成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省的经济实力,但在复杂的全运会背景下,金牌在此时还反映出各省在政治、文化、公关上的实力。
“奖牌少的省份和奖牌多的省份压力是一样的,争取一块和争取40块的压力是一样的。”在奖牌榜倒数位置的新疆代表团副团长李西林说出他的无奈:“现在很多地方,项目出成绩后政府才重视,但有时候出成绩要有一定条件,政府要先投入。这是一个矛盾。”
全运会变得不可或缺
尽管全运会比赛越来越难,领导也越来越头疼,但不影响全运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每届全运会都会创下人数、项目各方面的数字新高。
而自从九运会以来,举办城市开始通过运动会提升城市文明、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如今,办了50年的全运会,含义在逐渐变化,它承载了很多情感,也掺杂了很多利益,它对主办城市和省份的推动确实也有极大作用。
石河岭村是济南东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属喀斯特地貌,多山,什么庄稼都种不起来。几年前,这附近还都是荒地和羊肠小道,人们从这里进城需要兜一大圈。很多老济南人甚至都没有来过石河岭村,尽管这里离市中心仅有10公里。
2006年5月,根据全运会的规划,这里开始建造济南奥林匹克中心的“一场三馆”,一片场馆群及计划中未来的济南市政府办公大楼等建筑拔地而起。附近的山也被炸掉,修起了全运村。现在,全运村的公寓价格最高已涨到每平米14000元——远远超过济南市中心的每平米七八千的房价。只有对面的一座座矮山头和稀稀疏疏的几棵树提醒人们这里的旧时模样。
全运村村口宽敞的公路中,其中有条叫做“规划路”,从这里乘车通过横贯济南东西的经十路到市中心只需要半小时。这只是济南乃至山东省因全运会改变的一个缩影。为了迎接全运会,济南修起了二环东路高架路与地面工程,30多条城市道路得到改造整修,20多条样板路被整治一新,同时开通了多条快速公交线。
“估计这届全运会能让济南的城市改造提前十到十五年。”前山东省体育局局长于学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5年前,省里领导给于学田下了一道命令:必须申办上全运会。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经历过在广东举办的九运会,深谙体育赛事给一个省带来的影响。2004年,济南承办亚洲杯足球赛,一大批道路、场馆和市政设施得到改造,尝到了甜头的山东全力申办可以惠及全省的全运会,并且志在必得。“那时是上气不接下气,还要去做工作、走公关,真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于学田回忆道。
在2001年以前,全运会一直由京沪粤三地“垄断”,虽然1993年七运会本由四川举办,但考虑当时全国的经济状况,国家不希望京沪粤三地已建的场馆闲置,便将七运会移师北京,四川只作为分赛场。后来国务院取消举办限制后,立即得到经济发展较好的各省的积极响应,竞争异常激烈。
“现在一讲好地方就讲京津沪、广东,山东哪条比广东差了?这里太需要这样一个赛事来拉动了。”十一运会组委会技术专家、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刘清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根据十一运组委会最新发布的数据,十一运与70多家国内企业签订了各种级别的协议,在受到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前后夹击”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其市场开发签约额已经超过了6亿元人民币,比十运会的4亿元增涨一半,是历届全运会中赞助做得最好的一次。“如中石化,赞助了包括加油卡在内的8000万元。”刘清早举例说。
这次全运会的一个突破是细分了市场,相对于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的三个层次(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来说,在800万的赞助商和2000万的合作伙伴之间加一个增加了“特别支持单位”。观众会发现,十一运中每个单项比赛都有商家冠名。
如今济南市一共新建了七处全民健身中心,运动会和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的兴办有效地提升了人们的健身欲望。此外,据济南旅游部门统计,开幕式前后三天,虽然全运村已经消化了大批记者和运动员,济南宾馆的开房率还是达到了110%——上午客人还没走,已经有下一批人预订下房间了。
“城市越变越好,老百姓增强了对政府的认同感,社会才会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也得到拉动。”以运动员、领队、经营者等不同身份参与过共八届全运会的刘清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运会不仅有体育价值,还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可以促进山东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别的文化艺术活动所不能替代的。”
“山东还将准备申办亚运会、大运会。”对于全运会留下的遗产,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高金业表示,山东将在未来承办更多高水平的比赛。
已有媒体报道,湖南准备申办2017年全运会,计划总投入2000亿元人民币,与山东持平。
中国体育需要强的外力推动
在成功申办全运会后的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省领导问时任山东省体育局局长于学田:“老于,这次申办成功了,准备拿个什么成绩啊?”于答:“保五争三。”领导说:“再说一遍。”于又答:“确保进前三。”领导说:“你再说一遍。”于立刻说:“争创一流佳绩。”
于学田其实知道正确答案,但没敢说拿第一。
全运会已举行十一届,当过东道主的京沪粤苏鲁,无不是体育大省,东道主没登上金牌榜第一的情况近年来只出现过一次。
“同行也在说,下届辽宁会不会利用东道主之利。”作为下届全运会主办地,辽宁省体育局竞技处处长、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韩伟民对《中国新闻周刊》保证说,“我们争取好成绩要遵照好的方式方法,避免不当的事情发生,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发展,达到举办全运会的目的。”
多年以来,全运会一直都是奥运会的国内练兵场,大项目设置基本是奥运大项加武术。2008年9月1日,奥运刚结束,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梁晓龙便在某公开场合提到:“举国体制不会动摇。”在这样思路的指导下,各省参加全运会依然成绩最重要。
此次全运会还有11家行业体协参赛,如火车头代表铁道部、前卫代表公安武警,还有林业体协、冶金体协、电力体协等等。随着改革开放后的体制改革,行业体协一直在萎缩,本届全运会行业体协运动员最多的队伍有28名,最少的1名。
少了政绩的压力,这些代表团领导的心态显然放松许多。“我们来得非常坦然。我们没资金做(裁判)工作,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不像各省有彩票基金。从来也不想,金牌不是我们做体育的宗旨。”火车头体协秘书长、代表团副团长唐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不需要考虑金牌战略。我们到全运会只是小菜一碟点缀一下,重点不是在这。开展群众体育才是重点。”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心态。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放手,全运会马上与全民体育接轨,不再作为奥运备战的重要一环,万一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下跌落,民众同样接受不了。
“这次口号喊的是全民全运,其实和上次江苏类似,是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但现在的上座率能有多少?我觉得全运会目前还没有真正跟老百姓建立情感联系和营造体育观赏市场的体系。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的。”体育学者易剑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对全运会前景的预测,“现在中国体育内部的动力机制、发展思路已经很刚性了,是一个自我运行的体系,自身改革的动力很有限。”
“中国体育还是得有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来推动。”易剑东说。
虽然国家体育总局在赛风赛纪、赛事组织管理等环节的管理和责罚力度一届比一届大,但几十年竞技体育的利益博弈,总是在全运会上井喷,尽管各种呼吁声不断,但它不可能短期内改变。
各省/协会代表团团长、地方体育局领导是率领各自的队伍去兑现之前许下的夺牌任务的领头羊,也是所有纷争漩涡的中心;他们甚至比运动员更关注全运会赛场内外的一举一动,他们还是影响全运会比赛环境的重要人物,也比运动员教练员更在意全运会比赛的公平与公正与否。
全运会期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有机会面对面采访了多位省或协会代表团的领导,从他们的全运体验管窥这个全国运动盛会的光荣与尴尬,他们的反思也给今后的全运会思路提供很好的参考。
一桩未公开的“悬案”
在济南国际赛马场,马术盛装舞步团体赛最后一轮,第一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盛装舞步赛的新疆选手刘丽娜得到68,229的高分。电视解说员说,刘丽娜的表现堪称完美。
正在青岛观看射箭比赛的新疆代表团副团长李西林通过手机得知,“这块金牌问题不大了”。他放心地挂断电话。
可能是以为新疆夺冠已是定局,现场有观众开始离场,因为广东队必须获得同样的高分才能翻盘,而最后出场的顾兵不是广东最好的选手。
仅过十几分钟,李西林又接到电话,“团体金牌丢了”,广东胜。
“有一个外籍裁判打分总是忽高忽低,给新疆低,给广东高。”一位在现场观赛的某代表团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他当时的疑惑。次日,盛装舞步个人赛,刘丽娜和另一名新疆选手分别夺得金、铜牌,广东选手顾兵夺得银牌。现场观众再次议论开来,昨天那个人不是走得比刘丽娜好吗,干吗不把金牌给他?
“就算有队伍做了裁判工作,那也要有竞争金牌的实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某省代表团官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的看法,“而且广东等地也花了很多钱发展马术,坚持那么久。水平也高,得牌也是应该的。”
新疆体育欠发达,每次全运会成绩都在倒数几位徘徊,但却是在国内最早开展马术盛装舞步的。自治区内少数民族喜欢赛马是传统,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时就拿下马术项目全部四枚金牌。“我们将马术和拳击、田径投掷项目作为体育精英战略的项目。”新疆体育局副局长李西林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新疆的全运战略,“我们不可能像几个体育大省那样全部抓,只能找突破口。”
但近十几年来,数个经济发达省份开始发展马术运动,其中广东、上海、江苏等地水平提高很快,有些成绩与新疆不相上下。
因为马术比赛不大受关注,而且人马配合的盛装舞步规则复杂,除了专业人士,国内几乎无人看得懂盛装舞步,因此团体赛中发生的争议在各马术队中传播后并没有扩散。
作为新疆代表团副团长、体育局副局长,李西林也表示了作为领导的宽容,“我们没啥不服气的,比赛都结束了,(申诉)改变不了结果,还闹得影响不好。把其他人还得罪了。”
“这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像这样发生在马术赛场上的似有似无的判分阴影,在其他众多的比赛现场并不鲜见。对于蔓延在全运会赛场中的“作弊”之说,一位代表团副团长对《中国新闻周刊》这么解释他们的处理原则,“各省达成默契都不去做裁判工作,那是理想化的情况。开会发言都说可以不做,但私下肯定不行。虽然这不符合竞技体育的最高目标,但都各有目的,金牌只有一个,你死我活。”
“比赛首先要服从裁判判罚,至于有没有其他因素,我懂你(记者)的意思,但从我这个位子,我不能说更多你想得到的。”他坦言身居其位的苦衷。
但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近十位各省市代表团高层领导中,所有人都肯定国家体育总局抓全运会的赛风赛纪一届比一届严。
接受采访的绝大部分省市代表团高层领导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正当竞争”一直存在。不过,大家都认为,若自己的代表团出现此现象,一般都是吃亏,或被他省“策反”。
在全运会的夺牌大战中,很多省份都会提前布署好战略和针对性项目,其中主要是针对优秀教练、运动员的争夺。在国内并不完善的运动员交流规则中,甚至出现过极端的不可思议的做法。
“总局领导也讲过,这是个顽症。裁判的问题、兴奋剂的问题,这不是你想没有就没有的,这是个很漫长个过程,不会一抓就没有。”新疆代表团副团长、体育局副局长李西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让它慢慢减少,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不泛滥。比如上届50件,这届20件就是进步。如果说全都没有,我也不相信,毕竟规则是人定的,哨子是人吹的,人的可塑性是很大的。”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曾在全体代表团领导参加的会议上就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问题,强调要从思想上前所未有地重视,措施上前所未有地加强,处罚上前所未有地严厉。
全运会前,刘鹏还要求各项目管理中心“过堂”汇报工作。“主要就是在看管理。总局已经注意到,自身工作人员管理很重要,只有人员管理好,才能更好管理项目。”辽宁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韩伟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认真抓赛风赛纪,大部分比赛,一届好于一届。”
仅在裁判方面,本届全运会就采取多项新措施。比如,开始前最短时间才公布裁判名单,拳击项目现场公布每位裁判打点情况,跆拳道使用电子护具,赛后的裁判会议对于执法失常的裁判进行内部处理等等。
团长们的无奈
2004年雅典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根据赛前分析,让金牌大省的领导出任中国代表团副秘书长,每人都发红色西服,并可以入住名额有限的奥运村。
经分析,代表团认为山东籍队员在奥运上夺金无望,时任山东省体育局局长于学田被安排住在村外,做不成副秘书长,不给红色西服。
当山东籍的杜丽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第一金后,于学田获准进村居住。
哪个省运动员获得的奥运金牌,金牌就会计入到该省全运金牌数中,国家体育总局对此有详细的规定。但奥运参赛名额有限,金牌更难得,所以全运会成为各省竞争的最重要舞台。
“我们的目标是超上届,总分位前列,并借此培养运动和管理人才,从软硬两方面打造海西体育强省。”福建省代表团团长、省体育局局长徐正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作为成绩一直保持在前10名左右的中坚力量,“超上届”的空间很大,也看似合理。
而“超上届”,这是所有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代表团领导都会提到的目标,不论实力强弱。在全运会前,国家体育总局在汇总各省所预期的本省能获得的金牌数时发现,各省预期金牌数汇总超过了1000枚,而本届全运会共只有381枚金牌。
“我们算金牌,都是三块保一块。很多省都是这样算的。因为全运会太难打,比亚运会和其他世界大赛还难打,有些项目确实水平很高。”福建省体育局宣传处副处长何炜解释这个庞大的数字如何而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本届全运会各代表团对每块金牌的奖励,最少的30万元人民币,经济发达省份一般为60万～80万元。
但高额奖励只是一方面,全运会的成绩还关系到官员政绩、地方对体育的投入力度等诸多其他因素。成绩不好,运动员、教练最多是拿不到奖金,4年白白辛苦;但代表团、体育局的领导面临的困难更大。
原则上,地方体育局的工作职能是统筹该地全民体育发展的规划,虽然地方正在逐年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但工作重心仍是围绕着全运会开展。体育局的领导任期贯穿全运会周期,下一届全运会的奖牌目标,也随着新一届领导的就任而产生。之后四年中,全局上下,从局长到分管项目的负责人再围绕着这个新的目标部署和安排工作。
在全民体育的大方向下,很多政策无法一时转变,国家体育总局对地方体育工作的评价,也依然是竞技体育成绩占主要比重。
“谁也没说过全运会是考察省市体育官员政绩的标准。但这是潜规则。”中国奥委会前秘书长魏纪中曾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把代表团成绩的好坏同政绩相连,牵涉到领导的升迁、退休,和省里的领导、人大、政协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难说涉及面有多大。”
在地方各行业中,竞技体育的指标是最硬的。粮食产量、森林覆盖都可能因为天灾等原因欠收、减少,但地方领导不会听体育局的理由。数位地方体育局官员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了相同的观点,“领导不听你什么裁判不公之类的话,没拿到就是没拿到,反正是输了。所以要拼。”
全运会比赛成绩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省的经济实力,但在复杂的全运会背景下,金牌在此时还反映出各省在政治、文化、公关上的实力。
“奖牌少的省份和奖牌多的省份压力是一样的,争取一块和争取40块的压力是一样的。”在奖牌榜倒数位置的新疆代表团副团长李西林说出他的无奈:“现在很多地方,项目出成绩后政府才重视,但有时候出成绩要有一定条件,政府要先投入。这是一个矛盾。”
全运会变得不可或缺
尽管全运会比赛越来越难,领导也越来越头疼,但不影响全运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每届全运会都会创下人数、项目各方面的数字新高。
而自从九运会以来,举办城市开始通过运动会提升城市文明、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城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如今,办了50年的全运会,含义在逐渐变化,它承载了很多情感,也掺杂了很多利益,它对主办城市和省份的推动确实也有极大作用。
石河岭村是济南东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属喀斯特地貌,多山,什么庄稼都种不起来。几年前,这附近还都是荒地和羊肠小道,人们从这里进城需要兜一大圈。很多老济南人甚至都没有来过石河岭村,尽管这里离市中心仅有10公里。
2006年5月,根据全运会的规划,这里开始建造济南奥林匹克中心的“一场三馆”,一片场馆群及计划中未来的济南市政府办公大楼等建筑拔地而起。附近的山也被炸掉,修起了全运村。现在,全运村的公寓价格最高已涨到每平米14000元——远远超过济南市中心的每平米七八千的房价。只有对面的一座座矮山头和稀稀疏疏的几棵树提醒人们这里的旧时模样。
全运村村口宽敞的公路中,其中有条叫做“规划路”,从这里乘车通过横贯济南东西的经十路到市中心只需要半小时。这只是济南乃至山东省因全运会改变的一个缩影。为了迎接全运会,济南修起了二环东路高架路与地面工程,30多条城市道路得到改造整修,20多条样板路被整治一新,同时开通了多条快速公交线。
“估计这届全运会能让济南的城市改造提前十到十五年。”前山东省体育局局长于学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5年前,省里领导给于学田下了一道命令:必须申办上全运会。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张高丽曾任深圳市委书记,经历过在广东举办的九运会,深谙体育赛事给一个省带来的影响。2004年,济南承办亚洲杯足球赛,一大批道路、场馆和市政设施得到改造,尝到了甜头的山东全力申办可以惠及全省的全运会,并且志在必得。“那时是上气不接下气,还要去做工作、走公关,真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于学田回忆道。
在2001年以前,全运会一直由京沪粤三地“垄断”,虽然1993年七运会本由四川举办,但考虑当时全国的经济状况,国家不希望京沪粤三地已建的场馆闲置,便将七运会移师北京,四川只作为分赛场。后来国务院取消举办限制后,立即得到经济发展较好的各省的积极响应,竞争异常激烈。
“现在一讲好地方就讲京津沪、广东,山东哪条比广东差了?这里太需要这样一个赛事来拉动了。”十一运会组委会技术专家、上海体育学院教授刘清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根据十一运组委会最新发布的数据,十一运与70多家国内企业签订了各种级别的协议,在受到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等“前后夹击”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其市场开发签约额已经超过了6亿元人民币,比十运会的4亿元增涨一半,是历届全运会中赞助做得最好的一次。“如中石化,赞助了包括加油卡在内的8000万元。”刘清早举例说。
这次全运会的一个突破是细分了市场,相对于北京奥运会市场开发的三个层次(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来说,在800万的赞助商和2000万的合作伙伴之间加一个增加了“特别支持单位”。观众会发现,十一运中每个单项比赛都有商家冠名。
如今济南市一共新建了七处全民健身中心,运动会和一系列全民健身活动的兴办有效地提升了人们的健身欲望。此外,据济南旅游部门统计,开幕式前后三天,虽然全运村已经消化了大批记者和运动员,济南宾馆的开房率还是达到了110%——上午客人还没走,已经有下一批人预订下房间了。
“城市越变越好,老百姓增强了对政府的认同感,社会才会稳定,投资者的信心也得到拉动。”以运动员、领队、经营者等不同身份参与过共八届全运会的刘清早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全运会不仅有体育价值,还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可以促进山东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是别的文化艺术活动所不能替代的。”
“山东还将准备申办亚运会、大运会。”对于全运会留下的遗产,山东省体育局副局长高金业表示,山东将在未来承办更多高水平的比赛。
已有媒体报道,湖南准备申办2017年全运会,计划总投入2000亿元人民币,与山东持平。
中国体育需要强的外力推动
在成功申办全运会后的一次省委扩大会议上,省领导问时任山东省体育局局长于学田:“老于,这次申办成功了,准备拿个什么成绩啊?”于答:“保五争三。”领导说:“再说一遍。”于又答:“确保进前三。”领导说:“你再说一遍。”于立刻说:“争创一流佳绩。”
于学田其实知道正确答案,但没敢说拿第一。
全运会已举行十一届,当过东道主的京沪粤苏鲁,无不是体育大省,东道主没登上金牌榜第一的情况近年来只出现过一次。
“同行也在说,下届辽宁会不会利用东道主之利。”作为下届全运会主办地,辽宁省体育局竞技处处长、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韩伟民对《中国新闻周刊》保证说,“我们争取好成绩要遵照好的方式方法,避免不当的事情发生,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发展,达到举办全运会的目的。”
多年以来,全运会一直都是奥运会的国内练兵场,大项目设置基本是奥运大项加武术。2008年9月1日,奥运刚结束,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梁晓龙便在某公开场合提到:“举国体制不会动摇。”在这样思路的指导下,各省参加全运会依然成绩最重要。
此次全运会还有11家行业体协参赛,如火车头代表铁道部、前卫代表公安武警,还有林业体协、冶金体协、电力体协等等。随着改革开放后的体制改革,行业体协一直在萎缩,本届全运会行业体协运动员最多的队伍有28名,最少的1名。
少了政绩的压力,这些代表团领导的心态显然放松许多。“我们来得非常坦然。我们没资金做(裁判)工作,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不像各省有彩票基金。从来也不想,金牌不是我们做体育的宗旨。”火车头体协秘书长、代表团副团长唐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不需要考虑金牌战略。我们到全运会只是小菜一碟点缀一下,重点不是在这。开展群众体育才是重点。”
这是一种理想化的心态。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放手,全运会马上与全民体育接轨,不再作为奥运备战的重要一环,万一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下跌落,民众同样接受不了。
“这次口号喊的是全民全运,其实和上次江苏类似,是体育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但现在的上座率能有多少?我觉得全运会目前还没有真正跟老百姓建立情感联系和营造体育观赏市场的体系。这个问题不能回避的。”体育学者易剑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他对全运会前景的预测,“现在中国体育内部的动力机制、发展思路已经很刚性了,是一个自我运行的体系,自身改革的动力很有限。”
“中国体育还是得有强有力的外部力量来推动。”易剑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