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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梁承光的《淡集斋诗钞》中部分的诗作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本文对《淡集斋诗钞》所体现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总结，用诗歌例证诗集中所展现的民胞物与的爱国精神，并以梁承光的爱国精神为主线，分析家庭教育对个人潜移默化的渗透作用，以此探求其对梁济家国情怀的形成所带来的影响以及梁承光遵奉的忠君爱国的儒家信仰对梁氏家族思想精神的承传。
关键词：梁承光；《淡集斋诗钞》；爱国；家庭教育；影响
作者简介：曹雅超（1994-），女，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02
梁承光（1831-1867），广西桂林人，字稚香，桂林梁姓一支为元宗室也先帖木儿（梁虓）之后[1]，从十九世梁垕开始迁居广西桂林，从此隶籍桂林。梁承光于道光己酉（1849）中举，时年18岁，供职内阁中书，同治元年（1862）任山西永宁知州，后因积劳成疾卒于官任，终年36岁。著有《淡集斋诗钞》，分别为《负米集》、《激垣集》、《山右前集》、《山右后集》。
一、《淡集斋诗钞》
以《清代诗文集汇编》中辑录的《淡集斋诗钞》的136首诗为总数，将诗集分为关心时政，反帝爱国，反映民生，酬唱赠答，闲适，咏史感怀，诗歌风格等类，发现梁承光反映时事、关心时政、关心民生、爱国思想的诗篇大约55首，约占40%的比例，在其与友人的送别赠答之作以及日常生活里触景生情的感怀作品中也有很多体现诗人爱国情感的诗句（39首），综合约占55%的比例。受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其诗集整体上充满感伤色彩但不乏雄浑豪壮的气概与壮怀激烈的气势，长于叙事，善于用典，通俗易懂，反映现实，颇有杜甫诗歌之神韵，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一）《淡集斋诗钞》的诗学思想
一般说来，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不外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严酷社会现实的刺激，一是深远思想渊源的影响。[2]一旦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昂扬、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便会以不可遏止之势迸发出来，磅礴于社会历史舞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风貌。梁承光生活的道咸同时期，正是鸦片战争前后，当时的中国诗坛面对着空前的内忧外患，有志之士纷纷用诗歌来记录事变，激浊扬清，批判朝廷的腐败，倾诉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且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切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于文化学术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爱国主义诗人受到经世致用社會思潮的影响，感于时事民瘼之艰难而写下了颇多关心时事、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歌。
（二）《淡集斋诗钞》的爱国精神
“犹忆艰危日，君能誓慨慷。抗辞争履虎，失计叹亡羊。”（《雪帆赠诗三首其二》）[3]揭示出梁承光与当时的世俗圏子（崇尚金石之学）不相融，于是他选择外任山西，为政一方，务以实功。梁承光的诗歌创作以赴任山西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酬唱赠别、寄怀性情之诗，多抒发胸中理想豪情和谋生艰辛的感慨。后期诗歌以描写民生疾苦、社会现状为主，抒发对家国多难的忧思以及自身的家园、身世之感。如《防河四首》描写了山西战火横绝、灾荒遍地、生灵涂炭，军中无可用之将的社会惨状，在如此危急时刻，梁承光以文人之身带兵上阵防河，虽然任务艰巨，但他与军民同心协力，商议对策，共渡难关。诗中表达了他对社会惨状的愁痛，对百姓的同情，时刻关注百姓的生活，与百姓共命运。梁承光亲自带领防河，关心民生，体现了其在山西的任官期间躬身实践，更体现了身体力行的儒家传统。
梁承光的爱国诗作在表达爱国思想的同时也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思想，表达坚持己志的高尚情操，充满雄浑豪壮的气概。他的诗歌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描述，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其反映时政、描写民生的诗作与杜甫的诗歌风格相类似，大有民胞物与的爱国精神。如《感事》开篇点明主题：征戌未歇，斯民已劳；揭示出长久的征戌不仅影响百姓的生活也使其身心受到创伤。百姓流离失所，战争劳民伤财，路途所见都是“羣盗尚如毛”的悲惨景象，揭露了战争对国家的危害之大，“敢问人持节，能无目为蒿”既是对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百姓的同情，更表达了诗人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
梁承光的《淡集斋诗钞》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他为国解忧，替民解难，这些正是儒家精神之所在，他以一种大器大用的儒家精神，从自身的理想出发，关注着现实，关注着民生，证明自己的心志，也在现实生活中留下了痕迹，更对其家族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二、梁承光爱国思想的影响
（一）梁家重要人物简介
梁家从梁承光父梁宝书开始到其子梁济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梁承光的妻子刘氏、其子梁济之妻张氏博览群书，能为诗文，梁家可谓是“书香、世宦人家”了。梁济（1858-1918）六岁时，因父亲梁承光赴山西任官，举家迁至永宁州（今山西省离石市）。两年后其父梁承光去世，其祖父梁宝书携家人回到北京。《别竹辞花记》中载：“吾家两代廉吏，祖官遵化直牧，恢廓大方，挥金如土，以长厚受人欺骗，负债累累，罢官后至饔飱不给，而人以前此豪奢，不信其穷，余自幼赤贫，毫无恒产……”生活虽贫穷，梁济仍在嫡母刘氏的教导下开始读书。刘氏家教甚严，对梁济的教导几近苛刻，“而卒不避讥谤，事事以严峻绳之”。[4]梁济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做亲身偿历；四十岁入仕途，又总未得意，境况一直没有好转。梁济次子梁漱溟（1893-1988）是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奠基人，也是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受父亲和时代的影响，一生求索，每有收获，便付诸实践，不做“坐地论道”的空想家。
（二）家庭教育对梁济的影响
如果说教育为树人之本，那么家庭教育则是教育之源。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人一生中起步最早、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自觉和不自觉中进行的，不管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进行教育，都是家长以其自身的言行随时随地影响着子女。梁承光对时事的关注，对民生的关心，对国家的忧思等都体现了儒家精神，他自身的行为，为人处世等都对其子梁济的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史稿》以忠义列传的类别追述了梁济的生平；“其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实是两袖清风。梁济幼时就浸润在传统道德的氛围里，虽 8 岁失怙，但其父的“忠孝”之举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梁济继承了父亲身体力行的儒家传统， 幼时，“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不愿走官场潜规则，父执皆是朝中大官，“济不求通”。他还追记父亲为官时如何忠于职守，“父每日乘马，冲冒风雪，巡行河岸，督兵役打捞冰块，不使冻结，防贼偷渡，昼夜不休”，最终积劳成疾。梁承光留下的函札，也使他深受感动，“读先君与人往来书札甚伙，无一非德行道义之言，此即信服至真之一端”。嫡母刘氏（？-1890）一生以完整的儒家道德要求自己，教育儿子，同时负责梁济幼年学业并在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处严格要求梁济，对梁济的成长及道德人格养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氏夫妇的言行举止、兴趣爱好及家庭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都在耳濡目染的作用下，渗透到梁济的思想意识中并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使之成为一个讲求实用、厌弃虚文、胸怀天下的儒学之士。1918 年11月，梁济沉湖自尽。他以“殉清”为名，以“存国性”为目的而策划的自杀事件，一方面展示了其对儒家传统道德的执著，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道德理念难以在社会生活里发挥整合作用；一面展示其孜孜以求的儒家价值世界，一面谴责清末民初污浊的官场、寡廉鲜耻的官吏。面对传统道德沦丧，政治秩序混乱、社会道德堕落的困局，梁济以身殉道，以唤醒时人。对于梁济之死，应客观地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殉清”的家国情怀是受其父忠君爱国，忠于职守、逝于任上的爱国精神的影响。
梁济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对梁漱溟的影响甚大。其子梁漱溟言：“……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5] “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6]从梁济父子二人对时事的关心议论，思想的交流碰撞可见梁济对其子梁漱溟人格、思想的形成颇有影响。由此，家族精神是代代传承的，即使形式不同，但本质不变，而家族精神的传扬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不可分割。梁承光夫妇对梁济的教导，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诲是梁氏家族的精神支撑。“……要使一个人好，在培养人生的情趣，而培养情趣最好的地方是家庭。家庭是人的用情所发端之处。……”[7]把情趣换成思想同样成立，个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受到家庭诸方面影响的。家庭教育对子女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在不知不觉中使孩子养成了某种习惯，形成了某种品格。梁承光为政一方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梁济，使其也成为坚守儒家传统的爱国志士；而梁济凛然坚卓的殉道悲歌也对其子梁漱溟的价值观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傲骨；从祖孙三人的人格操守不难看出国家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之重，忠君爱国、忠于职守、关注时事、忠于所事是他们的精神信仰，这是儒家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也是桂林梁氏家族家学传承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正是因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令人敬仰的文人志士，唤醒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麻木世人，激起他们的爱国情怀，正如弃医从文的鲁迅想要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变中国的国民思想，挽救国民的劣根性，唤起国民的爱国之心。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危难时刻，文人相继以笔为枪，抨击列强惨无人道的抢掠行为、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战争的苦难等等，呼吁人们奋起反抗外辱内欺。这些具有很强的爱国精神的文人志士对祖国的发展、民族的崛起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淡集斋诗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百姓生活的穷困和官场的腐败黑暗多所描绘，集中反映了他忧国忧民、关心现实的爱国思想。其反映现实的诗作，描写的多是亲身所见所闻，不仅文彩熠熠亦是通俗易懂的朴实之作。在时政黑暗的情况下其忧愁之感是无法摆脱的，所以其诗集充满感伤色彩。这忧愁之感不仅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他所遵奉的儒家信仰。他诗作所体现的爱国精神对其家族的家风、家学的传承至关重要。梁氏夫妇重视家族，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不论时代怎样变化，不论生活格局怎样变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在梁氏祖孙中呈现出传承与坚守。梁济、梁漱溟继承了梁承光的思想精神，继承了梁家家风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并融合时代风气进行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学观，既延续了桂林梁氏家族的文学文化传承，也推动了传统文化道德的发展。
注释：
[1]梁漱溟：《梁漱溟读书与做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78页。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2]史革新：《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3]梁承光：《淡集齋诗钞卷三：山右前集》，《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第524页。
[4]梁焕鼐，梁焕鼎：《桂林梁先生遗书》，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40-441页。
[5]梁漱溟：《梁漱溟读书与做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79页。
[6]梁漱溟：《师道师说：梁漱溟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页。
[7]梁漱溟：《人生的艺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4页。
参考文献：
[1]梁焕鼐，梁焕鼎.《桂林梁先生遗书》[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梁济.《梁巨川遗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梁漱溟.《梁漱溟读书与做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6]韦芳芳.《梁济价值取向中的文化遗民情结》[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06。
[7]刘国婧.《晚清桂林梁氏家族文学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5。
关键词：梁承光；《淡集斋诗钞》；爱国；家庭教育；影响
作者简介：曹雅超（1994-），女，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8-0-02
梁承光（1831-1867），广西桂林人，字稚香，桂林梁姓一支为元宗室也先帖木儿（梁虓）之后[1]，从十九世梁垕开始迁居广西桂林，从此隶籍桂林。梁承光于道光己酉（1849）中举，时年18岁，供职内阁中书，同治元年（1862）任山西永宁知州，后因积劳成疾卒于官任，终年36岁。著有《淡集斋诗钞》，分别为《负米集》、《激垣集》、《山右前集》、《山右后集》。
一、《淡集斋诗钞》
以《清代诗文集汇编》中辑录的《淡集斋诗钞》的136首诗为总数，将诗集分为关心时政，反帝爱国，反映民生，酬唱赠答，闲适，咏史感怀，诗歌风格等类，发现梁承光反映时事、关心时政、关心民生、爱国思想的诗篇大约55首，约占40%的比例，在其与友人的送别赠答之作以及日常生活里触景生情的感怀作品中也有很多体现诗人爱国情感的诗句（39首），综合约占55%的比例。受所处时代背景的影响，其诗集整体上充满感伤色彩但不乏雄浑豪壮的气概与壮怀激烈的气势，长于叙事，善于用典，通俗易懂，反映现实，颇有杜甫诗歌之神韵，具有一定的艺术水平。
（一）《淡集斋诗钞》的诗学思想
一般说来，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不外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严酷社会现实的刺激，一是深远思想渊源的影响。[2]一旦这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昂扬、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便会以不可遏止之势迸发出来，磅礴于社会历史舞台，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风貌。梁承光生活的道咸同时期，正是鸦片战争前后，当时的中国诗坛面对着空前的内忧外患，有志之士纷纷用诗歌来记录事变，激浊扬清，批判朝廷的腐败，倾诉内心忧国忧民的情怀，并且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深切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对于文化学术的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爱国主义诗人受到经世致用社會思潮的影响，感于时事民瘼之艰难而写下了颇多关心时事、反映百姓疾苦的诗歌。
（二）《淡集斋诗钞》的爱国精神
“犹忆艰危日，君能誓慨慷。抗辞争履虎，失计叹亡羊。”（《雪帆赠诗三首其二》）[3]揭示出梁承光与当时的世俗圏子（崇尚金石之学）不相融，于是他选择外任山西，为政一方，务以实功。梁承光的诗歌创作以赴任山西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多酬唱赠别、寄怀性情之诗，多抒发胸中理想豪情和谋生艰辛的感慨。后期诗歌以描写民生疾苦、社会现状为主，抒发对家国多难的忧思以及自身的家园、身世之感。如《防河四首》描写了山西战火横绝、灾荒遍地、生灵涂炭，军中无可用之将的社会惨状，在如此危急时刻，梁承光以文人之身带兵上阵防河，虽然任务艰巨，但他与军民同心协力，商议对策，共渡难关。诗中表达了他对社会惨状的愁痛，对百姓的同情，时刻关注百姓的生活，与百姓共命运。梁承光亲自带领防河，关心民生，体现了其在山西的任官期间躬身实践，更体现了身体力行的儒家传统。
梁承光的爱国诗作在表达爱国思想的同时也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思想，表达坚持己志的高尚情操，充满雄浑豪壮的气概。他的诗歌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刻的描述，具有现实主义特色，其反映时政、描写民生的诗作与杜甫的诗歌风格相类似，大有民胞物与的爱国精神。如《感事》开篇点明主题：征戌未歇，斯民已劳；揭示出长久的征戌不仅影响百姓的生活也使其身心受到创伤。百姓流离失所，战争劳民伤财，路途所见都是“羣盗尚如毛”的悲惨景象，揭露了战争对国家的危害之大，“敢问人持节，能无目为蒿”既是对统治者的批判，也是对百姓的同情，更表达了诗人自己内心的愤懑之情。
梁承光的《淡集斋诗钞》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他为国解忧，替民解难，这些正是儒家精神之所在，他以一种大器大用的儒家精神，从自身的理想出发，关注着现实，关注着民生，证明自己的心志，也在现实生活中留下了痕迹，更对其家族的思想产生了影响。
二、梁承光爱国思想的影响
（一）梁家重要人物简介
梁家从梁承光父梁宝书开始到其子梁济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梁承光的妻子刘氏、其子梁济之妻张氏博览群书，能为诗文，梁家可谓是“书香、世宦人家”了。梁济（1858-1918）六岁时，因父亲梁承光赴山西任官，举家迁至永宁州（今山西省离石市）。两年后其父梁承光去世，其祖父梁宝书携家人回到北京。《别竹辞花记》中载：“吾家两代廉吏，祖官遵化直牧，恢廓大方，挥金如土，以长厚受人欺骗，负债累累，罢官后至饔飱不给，而人以前此豪奢，不信其穷，余自幼赤贫，毫无恒产……”生活虽贫穷，梁济仍在嫡母刘氏的教导下开始读书。刘氏家教甚严，对梁济的教导几近苛刻，“而卒不避讥谤，事事以严峻绳之”。[4]梁济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做亲身偿历；四十岁入仕途，又总未得意，境况一直没有好转。梁济次子梁漱溟（1893-1988）是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是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奠基人，也是二十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杰出代表。他受父亲和时代的影响，一生求索，每有收获，便付诸实践，不做“坐地论道”的空想家。
（二）家庭教育对梁济的影响
如果说教育为树人之本，那么家庭教育则是教育之源。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人一生中起步最早、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是在有意和无意、自觉和不自觉中进行的，不管用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进行教育，都是家长以其自身的言行随时随地影响着子女。梁承光对时事的关注，对民生的关心，对国家的忧思等都体现了儒家精神，他自身的行为，为人处世等都对其子梁济的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史稿》以忠义列传的类别追述了梁济的生平；“其父承光，卒官山西，贫不能归”，实是两袖清风。梁济幼时就浸润在传统道德的氛围里，虽 8 岁失怙，但其父的“忠孝”之举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梁济继承了父亲身体力行的儒家传统， 幼时，“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不愿走官场潜规则，父执皆是朝中大官，“济不求通”。他还追记父亲为官时如何忠于职守，“父每日乘马，冲冒风雪，巡行河岸，督兵役打捞冰块，不使冻结，防贼偷渡，昼夜不休”，最终积劳成疾。梁承光留下的函札，也使他深受感动，“读先君与人往来书札甚伙，无一非德行道义之言，此即信服至真之一端”。嫡母刘氏（？-1890）一生以完整的儒家道德要求自己，教育儿子，同时负责梁济幼年学业并在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处严格要求梁济，对梁济的成长及道德人格养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梁氏夫妇的言行举止、兴趣爱好及家庭的文化环境、生活习惯都在耳濡目染的作用下，渗透到梁济的思想意识中并起着重要的教育作用，使之成为一个讲求实用、厌弃虚文、胸怀天下的儒学之士。1918 年11月，梁济沉湖自尽。他以“殉清”为名，以“存国性”为目的而策划的自杀事件，一方面展示了其对儒家传统道德的执著，另一方面反映了这种道德理念难以在社会生活里发挥整合作用；一面展示其孜孜以求的儒家价值世界，一面谴责清末民初污浊的官场、寡廉鲜耻的官吏。面对传统道德沦丧，政治秩序混乱、社会道德堕落的困局，梁济以身殉道，以唤醒时人。对于梁济之死，应客观地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殉清”的家国情怀是受其父忠君爱国，忠于职守、逝于任上的爱国精神的影响。
梁济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对梁漱溟的影响甚大。其子梁漱溟言：“……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5] “公固关怀国家，溟亦好论时事，于是所语者什九在大局政治，新旧风教之间。”[6]从梁济父子二人对时事的关心议论，思想的交流碰撞可见梁济对其子梁漱溟人格、思想的形成颇有影响。由此，家族精神是代代传承的，即使形式不同，但本质不变，而家族精神的传扬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不可分割。梁承光夫妇对梁济的教导，梁济对梁漱溟的教诲是梁氏家族的精神支撑。“……要使一个人好，在培养人生的情趣，而培养情趣最好的地方是家庭。家庭是人的用情所发端之处。……”[7]把情趣换成思想同样成立，个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受到家庭诸方面影响的。家庭教育对子女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在不知不觉中使孩子养成了某种习惯，形成了某种品格。梁承光为政一方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梁济，使其也成为坚守儒家传统的爱国志士；而梁济凛然坚卓的殉道悲歌也对其子梁漱溟的价值观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有“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傲骨；从祖孙三人的人格操守不难看出国家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之重，忠君爱国、忠于职守、关注时事、忠于所事是他们的精神信仰，这是儒家孔孟之道的核心内容，也是桂林梁氏家族家学传承中的最核心的部分。正是因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很多这样令人敬仰的文人志士，唤醒当时已经“病入膏肓”的麻木世人，激起他们的爱国情怀，正如弃医从文的鲁迅想要利用文学的力量来改变中国的国民思想，挽救国民的劣根性，唤起国民的爱国之心。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危难时刻，文人相继以笔为枪，抨击列强惨无人道的抢掠行为、揭露军阀统治的黑暗、反映战争的苦难等等，呼吁人们奋起反抗外辱内欺。这些具有很强的爱国精神的文人志士对祖国的发展、民族的崛起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淡集斋诗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对百姓生活的穷困和官场的腐败黑暗多所描绘，集中反映了他忧国忧民、关心现实的爱国思想。其反映现实的诗作，描写的多是亲身所见所闻，不仅文彩熠熠亦是通俗易懂的朴实之作。在时政黑暗的情况下其忧愁之感是无法摆脱的，所以其诗集充满感伤色彩。这忧愁之感不仅体现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体现了他所遵奉的儒家信仰。他诗作所体现的爱国精神对其家族的家风、家学的传承至关重要。梁氏夫妇重视家族，注重家庭、家教、家风，不论时代怎样变化，不论生活格局怎样变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在梁氏祖孙中呈现出传承与坚守。梁济、梁漱溟继承了梁承光的思想精神，继承了梁家家风中蕴含的传统美德，并融合时代风气进行创新，最终形成了自己的新儒学观，既延续了桂林梁氏家族的文学文化传承，也推动了传统文化道德的发展。
注释：
[1]梁漱溟：《梁漱溟读书与做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78页。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2]史革新：《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3]梁承光：《淡集齋诗钞卷三：山右前集》，《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第524页。
[4]梁焕鼐，梁焕鼎：《桂林梁先生遗书》，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40-441页。
[5]梁漱溟：《梁漱溟读书与做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79页。
[6]梁漱溟：《师道师说：梁漱溟卷》，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396页。
[7]梁漱溟：《人生的艺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4页。
参考文献：
[1]梁焕鼐，梁焕鼎.《桂林梁先生遗书》[M].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2]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梁济.《梁巨川遗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 纪宝成主编.《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5]梁漱溟.《梁漱溟读书与做人》[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
[6]韦芳芳.《梁济价值取向中的文化遗民情结》[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1.06。
[7]刘国婧.《晚清桂林梁氏家族文学研究》[D].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