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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县治，天下安。”最近，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开展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县一级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意见》下发前，中纪委、中组部历时一年半时间，主导推动了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本刊特别摘编这三个试点区县的经验，供参考。
睢宁：县权公开从县委书记开始
两年前，“人民来信之乡”成为江苏省睢宁县不光彩的标签。
2010年，睢宁由信访管理重点县变成信访管理先进县，在1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13项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睢宁的变化，来自一场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核心的“改革大戏”。
拉开这个帷幕的，就是县委书记王天琦。
县委书记自我限权
2008年，王天琦从睢宁县长转任县委书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书记的“第一刀”砍在自己身上，突破口就是敏感的“城建规划和土地使用问题”。
睢宁尽管设立了城乡规划审查委员会和土地审查委员会，但县委书记对规划、土地、项目资金等拥有直接决策权。“可以说县委书记想给谁就能给谁，‘一把手’在土地问题上一言堂的现象不仅在睢宁，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当地官员毫不讳言。
改革的第一份文件规定，重点工程、规划、土地审批权由县政府研究确定，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土地审查委员会、规划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
以此为契机，睢宁于2008年5月出台了《对重要项目、重点工程、重大资金使用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的意见》。重大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常务会议决。经政府常务会议决通过后，交由县委常委会审议；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而不参与方案的修订；如果审议不通过，打回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制订方案。
这样，政府常务会议决，县委常委会否决，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地限制了县委，尤其是“一把手”不当用权的情况。
最大的公开是“用人的公开”
对县委的权力而言，最大的公开是“用人的公开”。睢宁创立了“X 1”的后备干部选拔制度。“X”是个变量，依照单位大小，由群众提名票决产生，而“1”掌握在单位负责人手中，用于提名那些确有才干但因种种原因群众未提名的人。
除此之外，睢宁还通过定期举办“毛遂论坛”的方式，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一个被发掘的机会。
后备干部戴新历在首届“毛遂论坛”上的一番“以教育界‘三风教育’带动民风转变”的演讲，征服了在座的县委领导和几百名旁听的干部群众。后来经过组织程序，他很快出任县教育局副局长。
“不托关系，不走后门，只要有‘料’，就可以大胆登台展示自己。”王璇也是通过“毛遂论坛”从县委组织部的一位普通干部升任李集镇副镇长的，“要是论资排辈，肯定轮不上我。”
百姓问政成习惯
2010年7月29日上午，睢宁县委“一述双评三监督”半年直评会、县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工作会在睢宁剧场举行。会场座无虚席。
而在会场外的电视前、电脑边、电话旁，早已等待的群众，也急切地希望能通过网络、电话、短信，把他们的声音带到会场。
自从2008年10月11日睢宁现场直播县委常委会以来，睢宁的百姓已经习惯了这种“问政”方式。在睢宁，无论是县委常委会、全委会，还是表彰会、工作部署會等，能直播的都直播，让县委和公众“亲密接触”。
老百姓如果有事向县领导反映，可以随时给书记、县长发短信，因为睢宁县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电话号码，均通过媒体对外公布。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负责督查群众短信反映问题落实情况，当天处理，五天内必须办结。
2008年12月30日，睢宁县网络发言人也正式亮相。随后，全县114个部门和单位均明确一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并实名注册登录，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至今已有17条举报违章建筑的短信让七位官员被免职。
（摘自《南方》许彬彬／文）
成安：中国第一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的背后
2009年3月23日，河北省成安县被确定为试点县后不久，迅即拿出《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实施方案》。
“既然要权力公开，首先就要明确职权。”作为县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闫志军，身兼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成安的第一步就是职权清理。”
这一步并非易事。
2005年9月，邯郸市政府把所属57个行政部门初步清理出的2084项权力，连同每一项权力的使用流程图公之于众，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其中市长权力被定为93项。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中国第一份市长权力清单。“但县委职权如何区分，依据难找。例如县委书记，经济、城建、农业等都得管，怎么去界定职权？”成安县纪委书记来伟介绍说，经过研究，成安将《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作为总依据，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明确的党委领导的18条内容作为二级依据，再将综合性、涵盖性职权分解到单项法规文献文件中。
在将职权划分为完全权力型、完全职责型、职责 权力型的基础上，成安的县委职权被定为50大项，其中全局工作类11项、经济发展类五项、社会事业类三项、社会稳定类五项、党建工作类15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类九项、其他类两项。
县委书记张臣良的职权被确定为27项，其他常委职权共158项，县纪委、县委部门职权共110项。
“这是全国第一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闫志军说。
与权力清单配套而生的，还有针对县委50项职权的73张行使职权流程图。
“这些流程图通过不同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县委大门两侧也都有公示，一目了然。”来伟说。
例如审定大额资金使用方案时，首先是资金使用单位提出申请，然后征求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意见。各方面意见汇总后，资金使用单位据此完善大额资金使用方案。之后，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对大额资金使用方案提出指导性意见；确定召开县委常委会；在常委会上讨论；如通过，形成决定，否则返回提交部门充实完善。
为了保证73张流程图的顺利实施，成安根据职权的重要程度、行使频率和问题发生的几率，对县委职权进行风险等级评估，确定了县委本级职权行使风险点35个，县委常委职权风险点137个，县纪委、县委部门职权行使风险点54个，制订防范措施406条。“这些风险点有涉及反腐败问题的，有涉及干部任免的，也有工作落实难问题的，既为了便于社会监督，也为了警醒职权行使者在行使职权时应注意的问题。”来伟解释说，这些公之于众的风险点，再配合2009年4月实施的社会监督员制度，有效监督了县委职权公开以及运行情况。
权力清单公布后，成安县据此处理干部14人，涉及单位和部门八个，其中给予一名单位正职领导撤职处分。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郭新磊、张君、居杰／文）
武侯：民情专递双向约见
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党群干群关系、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更好地了解群众意愿和呼声，维护群众利益，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结合试点要求力推的办法是民情专递和双向约见制度。
民情专递
武侯区有56个社区，每个社区根据规模大小配备社区干部三到五人。以面积最大的晋阳社区为例，拥有11000户群众，近三万人，社区干部仅有五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情专递员这个新角色应运而生。
民情专递员实际上是专职的义务工作者，没有工资，每月只有150元通讯费补助。
民情专递和解决的路径是这样的：对民情专递员反映的情况，社区能够解决的，在社区解决；社区解决不了的，上报街道党工委，并由街道交办给相关部门处理；如果街道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报区委研究。但无论问题在哪一级解决，都要做到“民情民意事项办复率100%”。
武侯区纪委党风室主任许宇明说，武侯区的民情专递制度是一条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绿色通道，从2006年探索建立到试点完善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双向约见
武侯区结合试点部署拓展党内民主的主要举措，最引人注目的是党员、党代表、区委委员双向约见制。
所谓双向约见，就是党员联名约见党代表，党代表联名约见区委委员。
根据武侯区的设计，区党代表约见区委委员，要在事前就约见事项充分征求党员群众、民情专递员的意见、建议；区委委员约见区党代表，会把约见事由、约见场所和约见时间告知需约见的区党代表。
区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除当场能够办理结束的外，区委委员应确定承办单位和承办人员，在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以书面形式答复代表，同时抄告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限期督办。约见后，区党代表还会就约见事项及时向有关党员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作为对双向约见制度的深化，“党代表提案”制度则让党代表具有了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似的权利。“人大代表有议案和建议权，政协委员可以提案，在武侯区的改革试点中，党代表也获得了提案建议权。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义上说，这让党代表在党内的权利行使获得了充分保障。”武侯区委组织部调研员陈志楼说。武侯区委在组织部专门设立了党代表提案办公室，接收党代表提案并负责办理。这些提案涉及民生运行的方方面面，均由身处基层的党代表提出。
（摘自《瞭望》陈泽伟／文）
《意见》下发前，中纪委、中组部历时一年半时间，主导推动了江苏省睢宁县、河北省成安县、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本刊特别摘编这三个试点区县的经验，供参考。
睢宁：县权公开从县委书记开始
两年前，“人民来信之乡”成为江苏省睢宁县不光彩的标签。
2010年，睢宁由信访管理重点县变成信访管理先进县，在17项主要经济指标中，有13项指标增幅位居全市第一。
睢宁的变化，来自一场以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为核心的“改革大戏”。
拉开这个帷幕的，就是县委书记王天琦。
县委书记自我限权
2008年，王天琦从睢宁县长转任县委书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书记的“第一刀”砍在自己身上，突破口就是敏感的“城建规划和土地使用问题”。
睢宁尽管设立了城乡规划审查委员会和土地审查委员会，但县委书记对规划、土地、项目资金等拥有直接决策权。“可以说县委书记想给谁就能给谁，‘一把手’在土地问题上一言堂的现象不仅在睢宁，在很多地方都存在。”当地官员毫不讳言。
改革的第一份文件规定，重点工程、规划、土地审批权由县政府研究确定，县委书记不再担任土地审查委员会、规划审查委员会的主任，县委常委会只保留否决权。
以此为契机，睢宁于2008年5月出台了《对重要项目、重点工程、重大资金使用实行议决权和否决权分离的意见》。重大事项由相关职能部门提出方案，政府常务会议决。经政府常务会议决通过后，交由县委常委会审议；县委常委会行使否决权，而不参与方案的修订；如果审议不通过，打回相关职能部门重新制订方案。
这样，政府常务会议决，县委常委会否决，相互限制又相互协调，有效地限制了县委，尤其是“一把手”不当用权的情况。
最大的公开是“用人的公开”
对县委的权力而言，最大的公开是“用人的公开”。睢宁创立了“X 1”的后备干部选拔制度。“X”是个变量，依照单位大小，由群众提名票决产生，而“1”掌握在单位负责人手中，用于提名那些确有才干但因种种原因群众未提名的人。
除此之外，睢宁还通过定期举办“毛遂论坛”的方式，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人才一个被发掘的机会。
后备干部戴新历在首届“毛遂论坛”上的一番“以教育界‘三风教育’带动民风转变”的演讲，征服了在座的县委领导和几百名旁听的干部群众。后来经过组织程序，他很快出任县教育局副局长。
“不托关系，不走后门，只要有‘料’，就可以大胆登台展示自己。”王璇也是通过“毛遂论坛”从县委组织部的一位普通干部升任李集镇副镇长的，“要是论资排辈，肯定轮不上我。”
百姓问政成习惯
2010年7月29日上午，睢宁县委“一述双评三监督”半年直评会、县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体会议暨上半年经济工作会在睢宁剧场举行。会场座无虚席。
而在会场外的电视前、电脑边、电话旁，早已等待的群众，也急切地希望能通过网络、电话、短信，把他们的声音带到会场。
自从2008年10月11日睢宁现场直播县委常委会以来，睢宁的百姓已经习惯了这种“问政”方式。在睢宁，无论是县委常委会、全委会，还是表彰会、工作部署會等，能直播的都直播，让县委和公众“亲密接触”。
老百姓如果有事向县领导反映，可以随时给书记、县长发短信，因为睢宁县领导干部的职务分工和电话号码，均通过媒体对外公布。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负责督查群众短信反映问题落实情况，当天处理，五天内必须办结。
2008年12月30日，睢宁县网络发言人也正式亮相。随后，全县114个部门和单位均明确一位领导班子主要成员兼任网络发言人，并实名注册登录，在48小时之内回复网民提出的问题——至今已有17条举报违章建筑的短信让七位官员被免职。
（摘自《南方》许彬彬／文）
成安：中国第一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的背后
2009年3月23日，河北省成安县被确定为试点县后不久，迅即拿出《推进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的实施方案》。
“既然要权力公开，首先就要明确职权。”作为县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闫志军，身兼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组办公室主任，“成安的第一步就是职权清理。”
这一步并非易事。
2005年9月，邯郸市政府把所属57个行政部门初步清理出的2084项权力，连同每一项权力的使用流程图公之于众，以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其中市长权力被定为93项。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中国第一份市长权力清单。“但县委职权如何区分，依据难找。例如县委书记，经济、城建、农业等都得管，怎么去界定职权？”成安县纪委书记来伟介绍说，经过研究，成安将《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作为总依据，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明确的党委领导的18条内容作为二级依据，再将综合性、涵盖性职权分解到单项法规文献文件中。
在将职权划分为完全权力型、完全职责型、职责 权力型的基础上，成安的县委职权被定为50大项，其中全局工作类11项、经济发展类五项、社会事业类三项、社会稳定类五项、党建工作类15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类九项、其他类两项。
县委书记张臣良的职权被确定为27项，其他常委职权共158项，县纪委、县委部门职权共110项。
“这是全国第一份县委书记权力清单。”闫志军说。
与权力清单配套而生的，还有针对县委50项职权的73张行使职权流程图。
“这些流程图通过不同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县委大门两侧也都有公示，一目了然。”来伟说。
例如审定大额资金使用方案时，首先是资金使用单位提出申请，然后征求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意见。各方面意见汇总后，资金使用单位据此完善大额资金使用方案。之后，召开政府常务会议，对大额资金使用方案提出指导性意见；确定召开县委常委会；在常委会上讨论；如通过，形成决定，否则返回提交部门充实完善。
为了保证73张流程图的顺利实施，成安根据职权的重要程度、行使频率和问题发生的几率，对县委职权进行风险等级评估，确定了县委本级职权行使风险点35个，县委常委职权风险点137个，县纪委、县委部门职权行使风险点54个，制订防范措施406条。“这些风险点有涉及反腐败问题的，有涉及干部任免的，也有工作落实难问题的，既为了便于社会监督，也为了警醒职权行使者在行使职权时应注意的问题。”来伟解释说，这些公之于众的风险点，再配合2009年4月实施的社会监督员制度，有效监督了县委职权公开以及运行情况。
权力清单公布后，成安县据此处理干部14人，涉及单位和部门八个，其中给予一名单位正职领导撤职处分。
（摘自《民主与法制时报》郭新磊、张君、居杰／文）
武侯：民情专递双向约见
在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的过程中，党群干群关系、群众反映利益诉求的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如何更好地了解群众意愿和呼声，维护群众利益，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结合试点要求力推的办法是民情专递和双向约见制度。
民情专递
武侯区有56个社区，每个社区根据规模大小配备社区干部三到五人。以面积最大的晋阳社区为例，拥有11000户群众，近三万人，社区干部仅有五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民情专递员这个新角色应运而生。
民情专递员实际上是专职的义务工作者，没有工资，每月只有150元通讯费补助。
民情专递和解决的路径是这样的：对民情专递员反映的情况，社区能够解决的，在社区解决；社区解决不了的，上报街道党工委，并由街道交办给相关部门处理；如果街道解决不了的问题，上报区委研究。但无论问题在哪一级解决，都要做到“民情民意事项办复率100%”。
武侯区纪委党风室主任许宇明说，武侯区的民情专递制度是一条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绿色通道，从2006年探索建立到试点完善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双向约见
武侯区结合试点部署拓展党内民主的主要举措，最引人注目的是党员、党代表、区委委员双向约见制。
所谓双向约见，就是党员联名约见党代表，党代表联名约见区委委员。
根据武侯区的设计，区党代表约见区委委员，要在事前就约见事项充分征求党员群众、民情专递员的意见、建议；区委委员约见区党代表，会把约见事由、约见场所和约见时间告知需约见的区党代表。
区党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除当场能够办理结束的外，区委委员应确定承办单位和承办人员，在三个月内将办理结果以书面形式答复代表，同时抄告区党代表联络办公室，限期督办。约见后，区党代表还会就约见事项及时向有关党员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作为对双向约见制度的深化，“党代表提案”制度则让党代表具有了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相似的权利。“人大代表有议案和建议权，政协委员可以提案，在武侯区的改革试点中，党代表也获得了提案建议权。从权力公开透明运行的意义上说，这让党代表在党内的权利行使获得了充分保障。”武侯区委组织部调研员陈志楼说。武侯区委在组织部专门设立了党代表提案办公室，接收党代表提案并负责办理。这些提案涉及民生运行的方方面面，均由身处基层的党代表提出。
（摘自《瞭望》陈泽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