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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镛 1948年3月生于北京。1979年考取中央美术学院李可染教授研究生，1981年留校执教。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化部优秀专家，文化部全国美术专业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东方艺术·书法》杂志主编。
王镛书法，用笔松活，体式箫散，率性天真，形散神逸。王镛书法一反学书者或取帖学或宗碑派的一般路向，而从一开始便不守“规矩”，另辟蹊径，筑基于先秦，钟情于不被作为“书法”对待的出土砖瓦简牍等文字。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求索和磨砺，其书法面貌迥乎先贤，异乎时辈，形成当今书坛的一股新风、一道亮景。其书着意于线条的使转，强化了用墨的干湿浓淡对比，加大了结体和章法的开合与对峙，以及作品所呈现出的趣味的朴厚与散淡、随性与拙辣，对当今书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书法的审美趣味和发展路向。无论对其褒奖还是贬责，王镛书法已然成为当代书坛的一种现象，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王镛书法，以及王镛书法成为现象，既是作为书家的王镛个人艺术追求的结果，也是整个时代潮流涌动的产物。据说王镛在少儿时代也练习过晋唐名家楷书等所谓“正统”的古典传统，据说王镛也曾唐宋元明清一路研读，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不拘“法”、不入“流”，甚至从来不被视为书法的砖文、墓志铭、帛书和竹简的影响。砖文、墓志、简帛等书体，或因形造字，随机生发；或将错就错，因势利导，再通过或范铸，或斧凿刀刻的处理，所呈现出来的文字大多草率拙厚，随意而有天趣，与一般所习惯的“钟王”等古典传统书法样态的隽永、温和、雄秀、巧密等风格迥然有别。砖文、墓志、简帛等书，本来并不讲究法度，王镛取资于此，用意自然不在于学其法度，而是着眼于其意趣。舍其鄙野和粗俗，留其天真与质朴，再通过“艺术”化的用笔和用墨，强化这种意趣，提升这种意趣，将不入大雅之堂的“俗”文，提升到一种高度文化自觉的“雅”的层面。正是这种新的创造，迎合了时下求新、求变、求奇、求怪的审美心态，从其书风者众多，呈现流行之势。我们应该看到，王镛书法的特殊取向是其特出个性所使然，其书作所提供的风格样式更多不在“法”的层面。从其书风者未必具有王镛的本性和天资，未必具有王镛的修为与参悟，如果单纯追随其书法样式和风格面貌，自然便会流入一种苍白的空洞之中，成为一种没有精神支撑的表面形迹，成为一种没有法、理所约束的信手涂抹，而最终至于野狐禅。
中国书法至迟到汉代便已发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从汉末西州的张芝，到东晋江南的“二王”，从隋唐的欧、褚、颜、柳，到宋代的苏、黄、米、蔡，从元初的赵孟頫，到明末的董其昌，再到王铎、傅山……构筑了我们思维的古典传统，是我们知识库中的宝藏。他们是书法历史链条中的节点，他们的创造是后世书法学习的典范和泉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似乎不必太在意所谓成法，因为“成法”在成为“法”之前并不成“法”。我们谈书法，言必称“传统”，书必指“钟王”，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我想指出的是另一面历史的事实，我们所说的这些传统，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历代书家和理论家、鉴藏家不断修正、不断创造的结果，是历史的不断生成。没有隋唐以来众多摹本、拓本、双钩本、临本，没有褚遂良、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等人的努力构建，王羲之等人书法未必能够成为中国书法历史上所普遍认可的楷模，未必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所普遍接受的古典传统的代表，甚至今天我们也还不能确切地知道王羲之书法最具代表性的风格样式是什么。因此，一个新的书法资源被我们所开发，为我们所利用，应该值得肯定，值得重视。
我不太赞同有评论者所言王镛取法于民间书法的说法。因为所谓“民间”书法只有相对于“非民间”书法而言才能成立。至于什么样的书法属于“非民间”的书法？是养尊于皇宫内廷或处优于深宅大院里的帝王贵胄所写的书法，还是在办公时间办公场所书写的正体文书？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书写的毛笔字答卷，还是为了成为某种“法典”而专门创造的书作？抑或是不在民间流传、也不为民间人等所见的文本呢？这确实是一个颇为费思的问题。富有意味的是，我们所惯常认为属于所谓“民间”或“业余”书法的如很多碑版、墓志、砖文、简牍、帛书等，恰恰是专司其职的专业人员所书写，而我们所认定古典传统的“专业”书法，却恰恰是大批业余人士在“业余”状态的产物，因此，纠缠于专业或业余，强辨于民间或正统，并不具有实质的学理价值和真正的学术意义。即便是我们所言的正统，如帖学、碑学等，也是一个后续的生成和相对的存在。没有碑学的产生，也就无所谓什么帖学的存在，虽然事实上帖学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王镛书法已经进入无可挑剔的化境，这一点连王镛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随着斗转星移，越看自己的作品毛病越多……”由于王镛书法过于强调随性，一些作品反而显出些许雕凿之痕；由于过于强调天真，反而有时失却了天真；由于过于强调生辣，用笔和结体偶尔也会露出点点粗野；由于过于强调萧散，部分笔画和结字也还显得稍有松垮和单薄之嫌。王镛本人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若像宋曹所说的：‘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处……’才知自己差得远了。学至于苦，苦而生愁，但愁到‘惨’境，便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为书之难，由此可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
博士研究生
《中国工笔》执行主编
王镛书法，用笔松活，体式箫散，率性天真，形散神逸。王镛书法一反学书者或取帖学或宗碑派的一般路向，而从一开始便不守“规矩”，另辟蹊径，筑基于先秦，钟情于不被作为“书法”对待的出土砖瓦简牍等文字。经过数十年的不断求索和磨砺，其书法面貌迥乎先贤，异乎时辈，形成当今书坛的一股新风、一道亮景。其书着意于线条的使转，强化了用墨的干湿浓淡对比，加大了结体和章法的开合与对峙，以及作品所呈现出的趣味的朴厚与散淡、随性与拙辣，对当今书坛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书法的审美趣味和发展路向。无论对其褒奖还是贬责，王镛书法已然成为当代书坛的一种现象，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王镛书法，以及王镛书法成为现象，既是作为书家的王镛个人艺术追求的结果，也是整个时代潮流涌动的产物。据说王镛在少儿时代也练习过晋唐名家楷书等所谓“正统”的古典传统，据说王镛也曾唐宋元明清一路研读，但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不拘“法”、不入“流”，甚至从来不被视为书法的砖文、墓志铭、帛书和竹简的影响。砖文、墓志、简帛等书体，或因形造字，随机生发；或将错就错，因势利导，再通过或范铸，或斧凿刀刻的处理，所呈现出来的文字大多草率拙厚，随意而有天趣，与一般所习惯的“钟王”等古典传统书法样态的隽永、温和、雄秀、巧密等风格迥然有别。砖文、墓志、简帛等书，本来并不讲究法度，王镛取资于此，用意自然不在于学其法度，而是着眼于其意趣。舍其鄙野和粗俗，留其天真与质朴，再通过“艺术”化的用笔和用墨，强化这种意趣，提升这种意趣，将不入大雅之堂的“俗”文，提升到一种高度文化自觉的“雅”的层面。正是这种新的创造，迎合了时下求新、求变、求奇、求怪的审美心态，从其书风者众多，呈现流行之势。我们应该看到，王镛书法的特殊取向是其特出个性所使然，其书作所提供的风格样式更多不在“法”的层面。从其书风者未必具有王镛的本性和天资，未必具有王镛的修为与参悟，如果单纯追随其书法样式和风格面貌，自然便会流入一种苍白的空洞之中，成为一种没有精神支撑的表面形迹，成为一种没有法、理所约束的信手涂抹，而最终至于野狐禅。
中国书法至迟到汉代便已发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从汉末西州的张芝，到东晋江南的“二王”，从隋唐的欧、褚、颜、柳，到宋代的苏、黄、米、蔡，从元初的赵孟頫，到明末的董其昌，再到王铎、傅山……构筑了我们思维的古典传统，是我们知识库中的宝藏。他们是书法历史链条中的节点，他们的创造是后世书法学习的典范和泉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似乎不必太在意所谓成法，因为“成法”在成为“法”之前并不成“法”。我们谈书法，言必称“传统”，书必指“钟王”，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对。我想指出的是另一面历史的事实，我们所说的这些传统，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历代书家和理论家、鉴藏家不断修正、不断创造的结果，是历史的不断生成。没有隋唐以来众多摹本、拓本、双钩本、临本，没有褚遂良、米芾、赵孟頫和董其昌等人的努力构建，王羲之等人书法未必能够成为中国书法历史上所普遍认可的楷模，未必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所普遍接受的古典传统的代表，甚至今天我们也还不能确切地知道王羲之书法最具代表性的风格样式是什么。因此，一个新的书法资源被我们所开发，为我们所利用，应该值得肯定，值得重视。
我不太赞同有评论者所言王镛取法于民间书法的说法。因为所谓“民间”书法只有相对于“非民间”书法而言才能成立。至于什么样的书法属于“非民间”的书法？是养尊于皇宫内廷或处优于深宅大院里的帝王贵胄所写的书法，还是在办公时间办公场所书写的正体文书？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书写的毛笔字答卷，还是为了成为某种“法典”而专门创造的书作？抑或是不在民间流传、也不为民间人等所见的文本呢？这确实是一个颇为费思的问题。富有意味的是，我们所惯常认为属于所谓“民间”或“业余”书法的如很多碑版、墓志、砖文、简牍、帛书等，恰恰是专司其职的专业人员所书写，而我们所认定古典传统的“专业”书法，却恰恰是大批业余人士在“业余”状态的产物，因此，纠缠于专业或业余，强辨于民间或正统，并不具有实质的学理价值和真正的学术意义。即便是我们所言的正统，如帖学、碑学等，也是一个后续的生成和相对的存在。没有碑学的产生，也就无所谓什么帖学的存在，虽然事实上帖学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传统。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王镛书法已经进入无可挑剔的化境，这一点连王镛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随着斗转星移，越看自己的作品毛病越多……”由于王镛书法过于强调随性，一些作品反而显出些许雕凿之痕；由于过于强调天真，反而有时失却了天真；由于过于强调生辣，用笔和结体偶尔也会露出点点粗野；由于过于强调萧散，部分笔画和结字也还显得稍有松垮和单薄之嫌。王镛本人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若像宋曹所说的：‘志学之士，必须到愁惨处……’才知自己差得远了。学至于苦，苦而生愁，但愁到‘惨’境，便不是常人可以做到的。”为书之难，由此可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
博士研究生
《中国工笔》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