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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忠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孝与中国文化》《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等。
今天我们谈忠德。
几年前，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虎一夕谈”节目有一期围绕“中学语文课本中应不应该删除诸葛亮的‘出师表’？”进行辩论，主张删除的人认为“出师表”是在宣扬愚忠，而不主张删除的人认为，这种忠诚精神抛弃其具体的历史内容，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体现。这种辩论恰好体现出双方对“忠”作为政治道德的狭义和普遍性社会内涵的不同认识和解读。
“忠”作为一种传统的要求和德性，在历史上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狭义上的，即尽心竭力为君主服务奉献；二是泛义上的，即为人处世的道德要求与德性。学习传统道德中的忠德，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对其做全面的理解。
一、为臣之忠：奉君竭力
孔子虽主张忠君，但他对君臣双方均提出了道德要求，这便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进一步认为，臣对君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君对臣的态度。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甚至晏子主张“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因为臣有择君的自由，所以并不存在“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自然更不会要求臣忠于昏暴之君。总之，原始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带有一定的自由度和人格平等色彩。
但在战国中期以后，养士成风、重用外才，朝秦暮楚的政客比比皆是，这就需要用忠来规范君臣关系，培养臣对君的忠诚。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忠偏向于忠君，与此同时，忠的地位也被不断提高。与此相应，出现了“忠臣”一词。如《战国策》《秦策一》载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可见，在战国时期的实际政治活动中，“忠”是对臣下的单方面的绝对要求，它要求臣下对君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切都以君主的利益、愿望为中心，绝对恭顺，而君主却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君主的任何要求，臣下只能是绝对服从。在忠的对象上，社稷、公家之事退居于次要地位，以至几近于无，臣下对君主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强化了这种臣忠的观念。荀子说：“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荀子·富国》）因此，他强调臣下对君主要“忠”“顺”“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荀子·君道》）韩非提出了“三顺”之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个“三顺”之说，为汉代董仲舒的“三纲”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在历史上对此也不是没有反思的人。明清之际，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了阻止“忠”的盲目化、愚昧化，在认可“忠”之本身道德价值的同时，曾对“忠”的内涵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他们并不否认忠君的必要性，但明确指出，所“忠”之君必须是为人所拥戴的“君”。顾炎武和王夫之还提出了应区分“国”与“天下”以及“一君之私”和“天下大公”的政治观念。他们的鼓吹和宣传，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对抑制“忠”之伦理的绝对化和极端性，以及对“忠”之原始意义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近代思想家如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主张应把“忠君”和“忠国”分离开来，将“忠”更多地同“国”联系在一起，强调个人对国家尽“忠”是一种天职。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对国家的“忠”不仅是人民的义务，国君更有对国“尽忠”的责任。
清代王夫之在天子与天下的关系上，提出了“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区别。“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所以天子不可将天下视为一姓私有之天下，而应将天下视为天下生民公有之天下；天子治理天下，不可贪求一姓之私利，而应循从生民之公义，“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也提到了“天下为主君客”的民本公义思想。他认为君主强迫天下人为自己服务，君主标榜的“大公”，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认为封建法制是祸乱的渊薮，要求废除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而建立“天下之法”。君主应该“为天下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忠，作为古代臣子道德，在历史后期的政治实践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愚忠现象，但在政治活动中要求下级尊重上级并竭力奉献，推动事业发展，这种下级对上级的道德态度和伦理行为仍然是正确的、可贵的。如果缺乏这种德性，任何政治管理活动都无法进行。
二、为民之忠：报国兴群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现在说到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为；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全集》卷9《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忠，不仅是从事政治管理的职业人处理上下关系的伦理义务，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对国家、对社群、对团体的伦理责任。
公而忘私，这是忠最初的含义。“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下为公”才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它弘扬大义为先的精神，不以私利而弃义，不以私利损害公利。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箴言之所以为历代所崇尚珍视，就在于它们体现了人们对忠这种核心价值的珍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忠这种传统道德鼓舞人们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而艰苦奋斗、矢志不渝。张骞为了国家和民族出使西域13年，历尽千辛万苦，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促进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作出了贡献。霍去病征西、苏武牧羊、昭君出塞这些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是为了汉朝的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诸葛亮鞠躬尽瘁、花木兰从军、岳飞精忠报国，都是为了国家与朝廷而尽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文天祥浩气长存，都是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臣和英雄。宋朝爱国诗人陆游，临死也念念不忘国家统一之事，临终做《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彪炳千秋的动人故事都是对儒家德行的践行，是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可贵的精神财富。
反观今日，诸多裸官将大量资产转移国外，有的商人包括明星偷税漏税，有的员工工作懈怠、随意跳槽，有的文人数典忘祖、有辱斯文，与上述之爱国兴群精神相悖。今天弘扬儒家之忠德，其要义之一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自觉为国出力、爱国报国。同时，也要热爱我们的民族文化、社群社区、团体职场，为它们的兴旺发达尽心竭力，做一个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现代公民。
三、为人之忠：做人敬事
忠，也是为人的基本品德，它可以体现在做人与做事两个方面。
做人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态度上的忠诚、忠信；二是行为上的尽己、利人。
从文字意义上看，忠和现代意义上的“衷心”是相同的，都是指衣服包裹下的位于人体正中的心，也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由衷的真实情感。“二程”（程颢和程颐）有言：“忠者，无妄之谓也。”陆九渊也说：“忠者何？不欺之谓也。”所以忠者，诚实也，“忠诚者实”。
忠信是忠诚的外在表现。忠是对己而言，信是对人而言。在思想态度上要诚实对待人、言而有信，在行为上要尽己利人。南宋理学家朱熹解忠为“尽己之谓忠”，尽己所存，一毫不留，无一不尽是忠。这种尽己是“为人谋”，进而做到利他人，为人效力，救人之危，成人之美。不仅尽己利人，还要一心，即一心一意。这种一心既包含真心诚意的意思，更包括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人谋的特点，如还有所保留而不是全心全意，那还不是忠。如清代戴震在所著《原善》卷下所言：“竭所能之谓忠。”用现代汉语说，忠就是一种奉献利人精神，其极致则是献身精神。
忠不仅表现在做人方面，也体现在做事方面，为人谋而忠心耿耿，总是要通过做事体现出来，即执事以敬。
汉许慎《说文解字》以“敬”解“忠”。孔子把为国立功、恭敬职事视为“忠”，并用《诗经》中的诗句阐释“忠”。说道：“《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其大意是：承顺天命永不违背，就会获得莫大的福禄。显然，孔子在这里是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当作了“忠”的内涵。
“执事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其作为一种临事执业的态度、精神、行为规范，包含如下几层含义：
第一，执事主一专一，宋儒陈淳在其著《北溪字义·敬》中说：“程子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可见，敬，首先是指对某种职业和事业要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去做，不可三心二意、见异思迁。
第二，敬有对待事情严肃认真的意思。西周金文中，王或者诸侯在册封官职之后，经常告诫被封者“敬夙夜勿废朕命”，显然是要求被授职的人严肃认真地对待君主的任命。现代学者冯友兰也说：“粗浅一点说，敬即是上海话的‘当心’。我们当心去做，把那一件事当成一件事去做，认真做，即是‘执事敬’。”
第三，敬还有勤勉努力的意思。《周礼》郑注：“敬，不懈于位也。”说的就是努力。“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语）
在中国古代，敬业是一广泛的社会道德。如在政治领域，敬业、不懈于职，不仅是对臣下道德的要求，对于皇帝也如是，作为皇帝，要以敬慎态度对待王事，要主一专心，不懈怠玩忽于佛道、游猎等等，要勤奋、谨慎地处理政事。在经济领域，更要有尊重职业对象的意识，生意不成仁义在，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经营道德规范等。在文化、生活领域，尤其是在师德与医德方面，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敬业的优良传统。如师德上的诲人不倦、躬亲实践、言传身教等，医德上的以医达仁、救死扶伤、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等。
总而言之，忠德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重要的道德之一，其一心一意、竭力奉献、忠诚待人、忠诚做事的核心价值并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失去价值。在当代社会，我们在家庭等私人生活领域应该大力提倡儒家之孝德，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大力提倡儒家之忠德，实现现代化的创造性超越，成为我们兴国立人、民族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责任编辑/杨艳利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孝与中国文化》《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等。
今天我们谈忠德。
几年前，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虎一夕谈”节目有一期围绕“中学语文课本中应不应该删除诸葛亮的‘出师表’？”进行辩论，主张删除的人认为“出师表”是在宣扬愚忠，而不主张删除的人认为，这种忠诚精神抛弃其具体的历史内容，正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体现。这种辩论恰好体现出双方对“忠”作为政治道德的狭义和普遍性社会内涵的不同认识和解读。
“忠”作为一种传统的要求和德性，在历史上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狭义上的，即尽心竭力为君主服务奉献；二是泛义上的，即为人处世的道德要求与德性。学习传统道德中的忠德，应该从上述两个方面对其做全面的理解。
一、为臣之忠：奉君竭力
孔子虽主张忠君，但他对君臣双方均提出了道德要求，这便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进一步认为，臣对君的态度完全取决于君对臣的态度。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下》）甚至晏子主张“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晏子春秋·内篇·问上》）因为臣有择君的自由，所以并不存在“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自然更不会要求臣忠于昏暴之君。总之，原始儒家所主张的君臣关系带有一定的自由度和人格平等色彩。
但在战国中期以后，养士成风、重用外才，朝秦暮楚的政客比比皆是，这就需要用忠来规范君臣关系，培养臣对君的忠诚。正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忠偏向于忠君，与此同时，忠的地位也被不断提高。与此相应，出现了“忠臣”一词。如《战国策》《秦策一》载张仪说秦王曰：“臣闻之，弗知而言为不智，知而不言为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不审亦当死。”可见，在战国时期的实际政治活动中，“忠”是对臣下的单方面的绝对要求，它要求臣下对君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切都以君主的利益、愿望为中心，绝对恭顺，而君主却可以为所欲为。对于君主的任何要求，臣下只能是绝对服从。在忠的对象上，社稷、公家之事退居于次要地位，以至几近于无，臣下对君主的“忠”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荀子及其学生韩非强化了这种臣忠的观念。荀子说：“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荀子·富国》）因此，他强调臣下对君主要“忠”“顺”“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荀子·君道》）韩非提出了“三顺”之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这个“三顺”之说，为汉代董仲舒的“三纲”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在历史上对此也不是没有反思的人。明清之际，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为了阻止“忠”的盲目化、愚昧化，在认可“忠”之本身道德价值的同时，曾对“忠”的内涵加以改造和重新诠释。他们并不否认忠君的必要性，但明确指出，所“忠”之君必须是为人所拥戴的“君”。顾炎武和王夫之还提出了应区分“国”与“天下”以及“一君之私”和“天下大公”的政治观念。他们的鼓吹和宣传，在当时的思想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对抑制“忠”之伦理的绝对化和极端性，以及对“忠”之原始意义的恢复和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近代思想家如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等，主张应把“忠君”和“忠国”分离开来，将“忠”更多地同“国”联系在一起，强调个人对国家尽“忠”是一种天职。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对国家的“忠”不仅是人民的义务，国君更有对国“尽忠”的责任。
清代王夫之在天子与天下的关系上，提出了“一姓之私”与“天下大公”的区别。“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鉴论》）“国祚之不长，为一姓言也，非公义也。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所以天子不可将天下视为一姓私有之天下，而应将天下视为天下生民公有之天下；天子治理天下，不可贪求一姓之私利，而应循从生民之公义，“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黄书·宰制》）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也提到了“天下为主君客”的民本公义思想。他认为君主强迫天下人为自己服务，君主标榜的“大公”，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认为封建法制是祸乱的渊薮，要求废除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而建立“天下之法”。君主应该“为天下也”“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忠，作为古代臣子道德，在历史后期的政治实践中，虽然出现了一些愚忠现象，但在政治活动中要求下级尊重上级并竭力奉献，推动事业发展，这种下级对上级的道德态度和伦理行为仍然是正确的、可贵的。如果缺乏这种德性，任何政治管理活动都无法进行。
二、为民之忠：报国兴群
孙中山先生曾说：“我们现在说到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为；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孙中山全集》卷9《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忠，不仅是从事政治管理的职业人处理上下关系的伦理义务，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对国家、对社群、对团体的伦理责任。
公而忘私，这是忠最初的含义。“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天下为公”才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它弘扬大义为先的精神，不以私利而弃义，不以私利损害公利。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等等箴言之所以为历代所崇尚珍视，就在于它们体现了人们对忠这种核心价值的珍视。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忠这种传统道德鼓舞人们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而艰苦奋斗、矢志不渝。张骞为了国家和民族出使西域13年，历尽千辛万苦，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为促进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作出了贡献。霍去病征西、苏武牧羊、昭君出塞这些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都是为了汉朝的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诸葛亮鞠躬尽瘁、花木兰从军、岳飞精忠报国，都是为了国家与朝廷而尽忠。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幅员辽阔的国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戚继光抗击倭寇，郑成功收复台湾，文天祥浩气长存，都是忠于国家和民族的忠臣和英雄。宋朝爱国诗人陆游，临死也念念不忘国家统一之事，临终做《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些彪炳千秋的动人故事都是对儒家德行的践行，是我国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可贵的精神财富。
反观今日，诸多裸官将大量资产转移国外，有的商人包括明星偷税漏税，有的员工工作懈怠、随意跳槽，有的文人数典忘祖、有辱斯文，与上述之爱国兴群精神相悖。今天弘扬儒家之忠德，其要义之一就是要我们每一个人自觉为国出力、爱国报国。同时，也要热爱我们的民族文化、社群社区、团体职场，为它们的兴旺发达尽心竭力，做一个忠于祖国、忠于民族、忠于人民的现代公民。
三、为人之忠：做人敬事
忠，也是为人的基本品德，它可以体现在做人与做事两个方面。
做人上，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态度上的忠诚、忠信；二是行为上的尽己、利人。
从文字意义上看，忠和现代意义上的“衷心”是相同的，都是指衣服包裹下的位于人体正中的心，也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由衷的真实情感。“二程”（程颢和程颐）有言：“忠者，无妄之谓也。”陆九渊也说：“忠者何？不欺之谓也。”所以忠者，诚实也，“忠诚者实”。
忠信是忠诚的外在表现。忠是对己而言，信是对人而言。在思想态度上要诚实对待人、言而有信，在行为上要尽己利人。南宋理学家朱熹解忠为“尽己之谓忠”，尽己所存，一毫不留，无一不尽是忠。这种尽己是“为人谋”，进而做到利他人，为人效力，救人之危，成人之美。不仅尽己利人，还要一心，即一心一意。这种一心既包含真心诚意的意思，更包括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人谋的特点，如还有所保留而不是全心全意，那还不是忠。如清代戴震在所著《原善》卷下所言：“竭所能之谓忠。”用现代汉语说，忠就是一种奉献利人精神，其极致则是献身精神。
忠不仅表现在做人方面，也体现在做事方面，为人谋而忠心耿耿，总是要通过做事体现出来，即执事以敬。
汉许慎《说文解字》以“敬”解“忠”。孔子把为国立功、恭敬职事视为“忠”，并用《诗经》中的诗句阐释“忠”。说道：“《诗》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其大意是：承顺天命永不违背，就会获得莫大的福禄。显然，孔子在这里是把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当作了“忠”的内涵。
“执事敬”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其作为一种临事执业的态度、精神、行为规范，包含如下几层含义：
第一，执事主一专一，宋儒陈淳在其著《北溪字义·敬》中说：“程子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可见，敬，首先是指对某种职业和事业要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去做，不可三心二意、见异思迁。
第二，敬有对待事情严肃认真的意思。西周金文中，王或者诸侯在册封官职之后，经常告诫被封者“敬夙夜勿废朕命”，显然是要求被授职的人严肃认真地对待君主的任命。现代学者冯友兰也说：“粗浅一点说，敬即是上海话的‘当心’。我们当心去做，把那一件事当成一件事去做，认真做，即是‘执事敬’。”
第三，敬还有勤勉努力的意思。《周礼》郑注：“敬，不懈于位也。”说的就是努力。“敬者何？不怠慢、不放荡之谓也。”（朱子语）
在中国古代，敬业是一广泛的社会道德。如在政治领域，敬业、不懈于职，不仅是对臣下道德的要求，对于皇帝也如是，作为皇帝，要以敬慎态度对待王事，要主一专心，不懈怠玩忽于佛道、游猎等等，要勤奋、谨慎地处理政事。在经济领域，更要有尊重职业对象的意识，生意不成仁义在，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的经营道德规范等。在文化、生活领域，尤其是在师德与医德方面，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敬业的优良传统。如师德上的诲人不倦、躬亲实践、言传身教等，医德上的以医达仁、救死扶伤、精益求精、认真负责等。
总而言之，忠德是儒家所倡导的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重要的道德之一，其一心一意、竭力奉献、忠诚待人、忠诚做事的核心价值并不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失去价值。在当代社会，我们在家庭等私人生活领域应该大力提倡儒家之孝德，而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中应该大力提倡儒家之忠德，实现现代化的创造性超越，成为我们兴国立人、民族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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