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顽童:张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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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素有“文坛顽童”之称的张大春,由于其优秀的小说创作——“大头春”系列(《将军碑》《聆听父亲》《城邦暴力团》等)、“怪异”而独特的小说理念(《小说稗类》可为见证)和作家、评论家、教师、电台主持人等多重社会身份,受到台湾及大陆读者的喜爱,更为当代华语文学界所瞩目。在张大春身上,并存着一个“讲故事的人”和一个博杂的学者,这种博尔赫斯式的风格在内地是绝无仅有的。《聆听父亲》中运用了大量县志、族谱,尚属牛刀小试,到《城邦暴力团》的“反武侠”,到“春夏秋冬”笔记体的虚实交织,那个才情昂然、亦庄亦谐的张大春,那个“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的张大春,才真正可谓呼之欲出了。
  (编 者)
  
  作家档案
  张大春,笔名“大头春”,台湾著名作家。1957年6月生,祖籍山东济南。台湾辅仁大学中国文学硕士,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现任电台主持人。23岁出版第一本小说集《鸡翎图》。上世纪80年代以《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成名。有人称其小说“善于小题大做,大题小做”,散文亦充满哲思。主要作品有小说《城邦暴力团》(被倪匡誉为金庸之后最精彩的武侠小说)、《聆听父亲》(被选为2003年“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之一)、《公寓导游》《大说谎家》《四喜忧国》,京剧剧本《水浒108》,文学理论著作《张大春的文学意见》《小说稗类》等。其中《小说稗类》曾在内地出版,《聆听父亲》今年年初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曾获联合报小说奖、时报文学奖、吴三连文艺奖等。他被视为台湾当代文坛的领军人物,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
  
  作品选读
  聆听父亲 (节选)
  张大春
  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的面容、体态、脾气、个性,甚至你的性别,尤其是你的命运,它最为神秘,也最常引起我的想象。当我也还只是个孩子的时候,就不时会幻想:我有一个和我差不多、也许一模一样的孩子,就站在我的旁边、对面或者某个我伸手可及的角落。当某一种光轻轻穿越时间与空间,揭去披覆在你周围的那一层幽暗,我仿佛看见了另一个我——去想象你,变成了理解我自己,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去发现我自己,结果却勾勒出一个你。一个不存在的你。在你真正拥有属于你自己的性别、面容、体态、脾气、个性乃至命运之前,我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对你的一切想象——或者说对我自己的一切发现,写下来,读给那个不存在的你听。
  这个写作的念头突然跑出来撞了我一下的那一刻,我站在我父亲的病床旁边。从窗帘缝隙里透进来的夜光均匀地洒泻在他的脸上,是月光。只有月光才能用如此轻柔而不稍停伫的速度在一个悲哀的躯体上游走,滤除情感和时间,有如抚熨一块石头。老头儿果然睡得像石头,连鼻息也深不可测。要不是每隔几秒钟会有一条腿猛可痉挛那么一下子,他可以说就是个死人了。那是脊椎神经受伤的病人经常显现的症状:一条腿忽然活跃起来,带着连主人也控制不了的力气,朝什么方向踢上一踢,有股倨傲不逊的劲儿,仿佛是在亢声质问着:“谁说我有病?”每隔几秒钟,它就“谁说我有病?”一下子。掩映而过的月光完全没有理会这条腿顽强得近乎可笑的意志,便移往更神秘的角落里去了。而我在月光走过的幽暗边缘被一条兀自抽搐的腿逗得居然笑出了一点眼泪,然后我知道:这是我开始写下一本书的时候了,它将被预先讲述给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听——在巨大无常且冷冽如月光一般的命运辗过这个孩子之前;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将会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将认识他们。
  我还认识另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陆宽。那是一个很大气也很响亮的名字,和我想为你起的名字——张容,几乎一样好。就在陆宽即将念小学的前几天,我坐在他家客厅的一角,读一本杂志或什么的。我忽然听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是读出一个句子):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紧接着,他很高兴地又重复了一遍。
  “什么意思?”我扔下手上的杂志,仿佛看见了一个多么新奇的、发出光亮的玩具。
  “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
  “这是哪里来的话?你想出来的吗?”
  陆宽指了指电视机,荧幕上是华特·迪斯尼的动画片:“动画说的。”
  我不相信华特·迪斯尼本人或者他手下任何一个会把大力士海格力斯描写成纯良英雄的笨蛋画工能编出这样惊人的荒谬语句,于是我再问了一次,他依样再答了一次,而且又高声把那句子给念诵了一遍,在念到“浴缸”的时候特别咧开嘴笑起来。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也许为动画作翻译的家伙搞错了,也许配音的说错了,也许陆宽听错了。可是——这也是我想告诉你的,那个句子说对了:住进一个没有命运也没有浴缸的房子。
  “好逃避人生的巨大与繁琐。”这是我补充的注脚。
  陆宽的妈妈是个名叫皮的好女人。这时她正坐在电视机旁边的电脑桌前努力修改一个天晓得能不能拍得出来的电影剧本。她在听见儿子大叫“浴缸”的时候也笑了,从老花镜的框沿上方瞅一眼儿子,对我说:“他明明很喜欢洗澡的。”
  “可是这个句子里的浴缸的确很好笑。”我说。因为命运太大而浴缸太小的缘故。
  皮的外公有这样一段小小的故事。当这个老人即将度过平生第九十个生日的某一天,他打电话给几十个散居在外地的儿子、女儿、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务期一网打尽。在电话里,他故意用非常低弱的音量告诉每一个孩子:今年不要大张旗鼓地为他庆生做寿。“生日那一天偷偷过去就算了,不要让老天爷知道。”老人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他还想趁老天爷没注意的当儿多活些日子。
  可是活着——一桩你即将面对的事,是一个多么复杂的工程。它包括太多无论是苦是乐是悲是喜的小零件,太过繁琐,其中自然包括浴缸这种东西,还有洗澡这种活动。
  
  超级链接
  张大春:且看顽童认真时
  钟 华
  近年来似乎鲜有台湾当代作家像张大春一样在大陆受到如此隆重的礼遇,余华、李锐、阿城、莫言、王安忆等著名作家纷纷为之“出动”,现身于他的各个读者见面会以及讲座中。
  写作是为了满足“蒙骗”的快感
  张大春的小说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启了台湾现代小说在形式上完足并真正专业的黄金时期。“张大春要做新节目了”“张大春要结婚了”“张大春现在隐居在龙潭了”“张大春做爸爸了”……每一则关于他的消息常常是被人们惊讶地传诵,而更不用说他每一次新作的推出,都必然给台湾文坛造成相当威力的震动和刺激。
  “我差不多是在上世纪80年代决定了成为专业的写作者”,张大春玩笑似的说,从事写作竟是源于儿时一个“怪异”的爱好。“我小时候,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怪异的习惯。当我在一个小胡同里,跟一个人几乎并行走或者在他后面一点点的时候,只要走到可以拐弯的地方,我就立刻朝前猛走二三十步,接着再恢复正常的速度慢慢走。我总假想着后面有人回头看到我时会想‘呵,这小子跑得真快!’我那时特别喜欢耍一点小技巧,‘蒙骗’完全陌生的人。我到现在也没有求证过,到底当时有没有人觉得看到了一个白袍小将一闪而逝。长大以后,自然不会继续玩这样的伎俩,所幸的是,我找到了小说这一行,继续自己童年的乐趣——撒一点小谎,或者是耍一点小心机,让我的读者感觉惊奇或者新鲜,小小地给他们一点刺激。写小说这项活动,逼迫我去想象别人是怎么样去获得这种惊奇、获得悬疑的满足、享受被愚弄的乐趣以及在最终明了那一刹那时的快感。”
  也许正是因此,他一直在寻找小说各种好玩的、令人惊奇的样式,就连台湾著名作家朱天文也不得不感叹:“我辈中有谁像他玩小说玩成那样?认真又彪悍。说什么牵挂,他玩都来不及,像那个要航海到世界尽头寻找金羊毛的大男孩。他一身好武艺,我是说,我辈中小说的工匠技艺部分有谁胜过他?小说如果堪称一种专业、一门行道,则技艺何止是技艺,它自存这门行业的尊严和威信,想混是混不过去的。张大春的小说技艺如此辉煌,固若金汤标立在那里,一如特洛伊战争中打不死的战士阿奇里斯。”
  抢救一段家族的历史
  1957年在台湾出生的张大春祖籍山东,从小便听一生乡音未改的父亲讲述家族故事、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历史,因此他很自然地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中国文化乡愁。
  1988年3月,张大春第一次来到大陆,从首都机场到城区,一路上看到两旁的杨树都是枯枝,天空灰蒙蒙好像有雪一样。当他40多天后回台湾的时候,在出租车上看到去往机场的路上杨树都长出了翠绿翠绿的叶子,他的眼泪就掉下来了,“当时脑子里就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正好我的情境是反过来的,那种分明的季节转变,让我非常震撼”。也许在那时,他心里就埋下了日后要写一部家族史的种子。
  在大陆见到六大爷,张大春随口说让他把家族的老事儿写出来。结果六大爷果然写了70张稿子,寄给了台湾的他。大概是7年以后,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张大春说:“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想,我得抢救点什么。父亲在病床上几乎不能动弹,我只好通过跟他交谈的方式让他感觉过去的70年的生活,后来他连这些也不愿意谈了。这时候,六大爷写的家史漫谈就别具意义了,我决定去寻找——我的父亲他到底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于是便有了这部《聆听父亲》。”
  书中开头这么写道:“这是我开始写下一本书的时候了,它将被预先讲述给一个尚未出生的孩子听——在巨大无常且冷冽如月光一般的命运辗过这个孩子之前;这个不存在的孩子将会认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的父亲,以及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将认识他们。”
  从炫技到真诚
  张大春一向强调自己是个小说工匠,既是工匠,必然是技艺高强,也必然会在自己的作品里炫技:语言、结构、天马行空的想象……因此,“炫技”与“顽童”一样,成为了评论界贴在他身上的另一个标签。
  然而在写《聆听父亲》的时候,他却一直在反复地告诫自己不要用技术,尤其是不要用成熟的写作技术来写作自己的家族史。作家阿城对这部小说的感觉是:“张大春以前的小说里‘勾拳’比较多,《聆听父亲》是‘直拳’式的作品,直接打到心脏。”
  张大春也坦言,《聆听父亲》有一个腔调,给自己明明不存在的孩子说故事。1998年他开始写作,写了5万字后孩子出生了。之后整整4年的时间,他没办法写作。“我不能写给一个明明存在而我还假装不存在的孩子,为了努力克服技巧的那一部分,所以后来的7万字,跟孩子说话的部分变少了,这是我最真诚的一本书。”
  (选摘自《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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