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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冠以“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之名而介绍进大陆，尽管仅有两本他的“非代表作”在大陆出版，尽管了解他及其作品的人少之又少，台湾作家张大春两次携新书到来，却都能引来众多追随者
作为台湾一线作家，近日出版的《认得几个字》是张大春第二本被引进大陆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自己以往作为先锋小说代言人、新武侠写作旗手、电影编剧、电台主持、顽童作家等诸多人们给予的角色定位，变成了一个尚未“老朽”的解字人。以一对绕膝儿女做诉说对象，用温婉且俏皮的语言解释了89个汉字的发端与演变。
不只为了“认得几个字”
张大春的小女儿张宜在台北读音乐班，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她并不喜欢练琴。张大春在接女儿放学的路上，用25分钟给她讲解了“练”字的起源和多种意义，除“反复从事”之外还有“父母过世周年祭”的意思。这之后，当张大春板着脸对女儿说，“该练琴了。”张宜就缩起脖子坏笑，“还不到‘练’的时候，还不到‘练’的时候。”张大春只能在心里自嘲，“这也算是记得了一个字吧。”
他就一直如此——在生活中对一对儿女巧布陷阱，处心积虑地寻找讲解文字的机会，有时讲解之后，孩子们就嘟囔“又被他洗脑了”。
五年以前，张大春的儿子要到台北读小学，一家人迁居台北市。一家报纸前来约稿，编辑问他“你最近在做什么？”张大春很诚恳地回答，“带孩子啊。”
“那带孩子的经验可以写。”编辑说。
一向讨厌“我是一个好爸爸”腔调的张大春，扭转了主题，把给孩子们说文解字的小片段写成了专栏，讲古之中夹杂着亲子之间的温馨、无奈和恶作剧。
之后结集成了《认得几个字》。“这属于为公众服务。”张大春指着这本书说。
在这个笔被电脑取代的时代里，汉字的书写已经成为某种传说和记忆，而追究字词的起源与演变更为奢谈。张大春的行为更近乎对于遗忘的抵抗。
于是，他自己每天坚持练习书法，为搞清“中国诗学到底是怎么一个抽象概念”而开始每天写上几首旧体诗，坚持到现今大约已有11年。有时在家中写诗，他的小儿子会凑过来说，“你又在平平仄仄平平仄了？”
但是他并无暮气，与记者对谈时也会在引经据典中间偶尔间杂“国骂”，掉书袋的呆板书生形象瞬间被瓦解。
在这本“认字书”之前，最先被引入内地的是张大春的另一本书《聆听父亲》。这本书来自其父摔伤卧床后，张大春对家族记忆的整理。一经出版，该书即被阿城等一众作家热捧，并煽情地定义为“一段抢救出来的家族记憶，几代中国人的乡愁与命运”。
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在于连接了祖辈与子女、历史与传承，张大春于是以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形象定格在大陆读者面前。但这其实只是他诸多角色和性格的一个侧面，甚至在多年前，张大春代表的是顽童性格，是批判现实与先锋主义。
我行我素的“非职业作家”
1989年，张大春以“大头春”为笔名发表了《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热卖26万本。“似乎是我唯一一部畅销小说。”20年后他这样说。
这部小说是一个少年的自述，以写周记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周大事、一周生活、读书报告、检查以及老师评语，文本的复杂衍生出多种含义，在学者看来深刻，在读者看来搞笑。由于切进现实，“批判性相当强”(张大春语)，批评家们开始胡乱揣测，“小说里父子关系隐喻了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关系。”
小说热卖之后，编辑前来“要挟”，“如果不写续集，我就找别人写个大头妹当续集。”张大春怕被糟蹋，随便用菜单写了回目交予编辑，用26天写了续集《我妹妹》——虽然他没有妹妹——续集也不再搞笑，但读者仍然买账，《我妹妹》卖出16万本。编辑于是阴魂不散，进一步“威逼”，“我们要买仓库啊，帮忙再写一本。”于是，又写一本《野孩子》，在结尾隐约将大头春“写死了”才算完事。
其实在此之前，张大春已算是台湾的知名作家，“这点我就不客气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自我评价说。80年代之前，台湾文坛一如其他地方，文学风格一窝蜂地相似，张大春也被裹挟其中，“写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他写出了《公寓导游》，立刻被封为“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代言人”。
如今，讲到类似的头衔，张大春总要加上“所谓”二字。当他的书被引进大陆后，在作者介绍一栏，张大春已被夸张地定格为“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
七八十年代，张大春基本靠写作为生，同时也在电视台做节目，拍纪录片，偶尔在大学讲课，杂事缠身，稿约不断。直到1988年，他进入台湾一家报社任副刊主编。可数月后便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辞呈被报社坚拒，放假一月复工后，仍端坐原先座位，以“撰述委员”的奇怪头衔“白拿钱”。
于是，他开始每天早晨看30份报纸，将有趣新闻摘录，胡编成小说，下午见报连载。“这小说一半有自己的故事，但背景都是当天的新闻。”张大春说，“就是写着玩。”这包含着政治人物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却引发了读者追捧，连载一年余，结集《大说谎家》——既隐喻自身又揶揄政客。
张大春的聪明有目共睹。他纯粹胡编地写了一篇《伤逝者》却拿到了台湾科幻文学奖，稍稍认真的专栏结集，就成了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稗类》。
“顽童作家”的帽子如紧箍咒般套在了张大春的头上，他并不在意，仍我行我素，既批判现实又胡乱幻想，并且开始抽身反观，照顾起古典文化这个“被遗弃的孩子”。
在台湾，一些作家都颇具家学渊源，诸如朱天文、朱天心一家，交往的还都是名流，较于他们，张大春的父亲虽偶写打油诗，但只是普通公务员，与文坛无甚渊源，他算是硬闯进文坛；另一批作家诸如白先勇和李欧梵等，西洋与旧学的双面背景让他们进入了台湾文学的名人堂，之于他们，爱好说书和相声，念国文专业且靠诸多俗常工作养家的张大春算是“土”的一类。
做一套“为人民服务的书”
在成为“先锋派”的同时，张大春并没有扔掉对于说书、相声之类传统曲艺的热爱。1999年，凭借说书的才能张大春获得了一个他称其为“至今为止最长的工作机会”。那时，新创立的某电台，友人邀张大春“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一小时的主持时段里，他用半个小时做访问，内容涉及音乐、出版、科技、交通，“浓度很强的”；剩余半小时，他用来说书，拍惊堂木“说书人张大春，今天伺候您一段”——内容包括他说听过的古典故事，也说自己写的新作。节目播出后不久因反响热烈，被延长为两小时，至今，他就凭借每日这两小时工作养家。
做电台同时，他开始写作《城邦暴力团》——一部外界称奇自己亦认可的小说，“我在电台说书说过一遍”，他说。这部被归纳为武侠小说的作品，将武林、侠义、江湖、绿林全部搬到台湾现实中，向前追溯到明清两代，写江湖纷争写青帮起源，细节均有考证，但又似乎满眼虚构。至于书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不能告诉你”，张大春撇撇嘴说，“写小说的，直接告诉你哪是真的哪是假的，那还搞什么？”
《城邦暴力团》首版达到1100页，如皇皇巨著般。但他并未满足，认为还应有前传与后传。
声名再涨之后，他准备向意大利文学鬼才卡尔维诺看齐。卡尔维诺整理了意大利的传说故事以滋养后代，于是张大春开始整理中国古代笔记野史，分别在四本书中嵌入春夏秋冬四字，做一套“为人民服务的书”。
张大春一直以作家身份享名，但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之外的杂事，因为他不想“被‘作家’两个字异化”。他曾给导演当编剧，被要求改稿13遍，也绝不耍脾气，甘当“打字员”；他为周华健、潘越云写歌词，还到深圳广州跟崔健混迹七天做深入采访；他与专家谈论交通和政治，与不相识的老人透过电台互通小楷书信
作为台湾一线作家，近日出版的《认得几个字》是张大春第二本被引进大陆的书。在这本书中，他抛弃了自己以往作为先锋小说代言人、新武侠写作旗手、电影编剧、电台主持、顽童作家等诸多人们给予的角色定位，变成了一个尚未“老朽”的解字人。以一对绕膝儿女做诉说对象，用温婉且俏皮的语言解释了89个汉字的发端与演变。
不只为了“认得几个字”
张大春的小女儿张宜在台北读音乐班，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她并不喜欢练琴。张大春在接女儿放学的路上，用25分钟给她讲解了“练”字的起源和多种意义，除“反复从事”之外还有“父母过世周年祭”的意思。这之后，当张大春板着脸对女儿说，“该练琴了。”张宜就缩起脖子坏笑，“还不到‘练’的时候，还不到‘练’的时候。”张大春只能在心里自嘲，“这也算是记得了一个字吧。”
他就一直如此——在生活中对一对儿女巧布陷阱，处心积虑地寻找讲解文字的机会，有时讲解之后，孩子们就嘟囔“又被他洗脑了”。
五年以前，张大春的儿子要到台北读小学，一家人迁居台北市。一家报纸前来约稿，编辑问他“你最近在做什么？”张大春很诚恳地回答，“带孩子啊。”
“那带孩子的经验可以写。”编辑说。
一向讨厌“我是一个好爸爸”腔调的张大春，扭转了主题，把给孩子们说文解字的小片段写成了专栏，讲古之中夹杂着亲子之间的温馨、无奈和恶作剧。
之后结集成了《认得几个字》。“这属于为公众服务。”张大春指着这本书说。
在这个笔被电脑取代的时代里，汉字的书写已经成为某种传说和记忆，而追究字词的起源与演变更为奢谈。张大春的行为更近乎对于遗忘的抵抗。
于是，他自己每天坚持练习书法，为搞清“中国诗学到底是怎么一个抽象概念”而开始每天写上几首旧体诗，坚持到现今大约已有11年。有时在家中写诗，他的小儿子会凑过来说，“你又在平平仄仄平平仄了？”
但是他并无暮气，与记者对谈时也会在引经据典中间偶尔间杂“国骂”，掉书袋的呆板书生形象瞬间被瓦解。
在这本“认字书”之前，最先被引入内地的是张大春的另一本书《聆听父亲》。这本书来自其父摔伤卧床后，张大春对家族记忆的整理。一经出版，该书即被阿城等一众作家热捧，并煽情地定义为“一段抢救出来的家族记憶，几代中国人的乡愁与命运”。
两本书的共同之处，在于连接了祖辈与子女、历史与传承，张大春于是以一种“温良恭俭让”的形象定格在大陆读者面前。但这其实只是他诸多角色和性格的一个侧面，甚至在多年前，张大春代表的是顽童性格，是批判现实与先锋主义。
我行我素的“非职业作家”
1989年，张大春以“大头春”为笔名发表了《少年大头春的生活周记》，热卖26万本。“似乎是我唯一一部畅销小说。”20年后他这样说。
这部小说是一个少年的自述，以写周记的形式呈现出来，分为一周大事、一周生活、读书报告、检查以及老师评语，文本的复杂衍生出多种含义，在学者看来深刻，在读者看来搞笑。由于切进现实，“批判性相当强”(张大春语)，批评家们开始胡乱揣测，“小说里父子关系隐喻了政府与底层民众的关系。”
小说热卖之后，编辑前来“要挟”，“如果不写续集，我就找别人写个大头妹当续集。”张大春怕被糟蹋，随便用菜单写了回目交予编辑，用26天写了续集《我妹妹》——虽然他没有妹妹——续集也不再搞笑，但读者仍然买账，《我妹妹》卖出16万本。编辑于是阴魂不散，进一步“威逼”，“我们要买仓库啊，帮忙再写一本。”于是，又写一本《野孩子》，在结尾隐约将大头春“写死了”才算完事。
其实在此之前，张大春已算是台湾的知名作家，“这点我就不客气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自我评价说。80年代之前，台湾文坛一如其他地方，文学风格一窝蜂地相似，张大春也被裹挟其中，“写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他写出了《公寓导游》，立刻被封为“台湾现代派和先锋派代言人”。
如今，讲到类似的头衔，张大春总要加上“所谓”二字。当他的书被引进大陆后，在作者介绍一栏，张大春已被夸张地定格为“当代最优秀的华语小说家”。
七八十年代，张大春基本靠写作为生，同时也在电视台做节目，拍纪录片，偶尔在大学讲课，杂事缠身，稿约不断。直到1988年，他进入台湾一家报社任副刊主编。可数月后便递交了辞职报告，理由是“不以一流作家之身伺候三流作家之文”，辞呈被报社坚拒，放假一月复工后，仍端坐原先座位，以“撰述委员”的奇怪头衔“白拿钱”。
于是，他开始每天早晨看30份报纸，将有趣新闻摘录，胡编成小说，下午见报连载。“这小说一半有自己的故事，但背景都是当天的新闻。”张大春说，“就是写着玩。”这包含着政治人物和社会现实的戏谑小说却引发了读者追捧，连载一年余，结集《大说谎家》——既隐喻自身又揶揄政客。
张大春的聪明有目共睹。他纯粹胡编地写了一篇《伤逝者》却拿到了台湾科幻文学奖，稍稍认真的专栏结集，就成了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稗类》。
“顽童作家”的帽子如紧箍咒般套在了张大春的头上，他并不在意，仍我行我素，既批判现实又胡乱幻想，并且开始抽身反观，照顾起古典文化这个“被遗弃的孩子”。
在台湾，一些作家都颇具家学渊源，诸如朱天文、朱天心一家，交往的还都是名流，较于他们，张大春的父亲虽偶写打油诗，但只是普通公务员，与文坛无甚渊源，他算是硬闯进文坛；另一批作家诸如白先勇和李欧梵等，西洋与旧学的双面背景让他们进入了台湾文学的名人堂，之于他们，爱好说书和相声，念国文专业且靠诸多俗常工作养家的张大春算是“土”的一类。
做一套“为人民服务的书”
在成为“先锋派”的同时，张大春并没有扔掉对于说书、相声之类传统曲艺的热爱。1999年，凭借说书的才能张大春获得了一个他称其为“至今为止最长的工作机会”。那时，新创立的某电台，友人邀张大春“随便做什么都可以”。一小时的主持时段里，他用半个小时做访问，内容涉及音乐、出版、科技、交通，“浓度很强的”；剩余半小时，他用来说书，拍惊堂木“说书人张大春，今天伺候您一段”——内容包括他说听过的古典故事，也说自己写的新作。节目播出后不久因反响热烈，被延长为两小时，至今，他就凭借每日这两小时工作养家。
做电台同时，他开始写作《城邦暴力团》——一部外界称奇自己亦认可的小说，“我在电台说书说过一遍”，他说。这部被归纳为武侠小说的作品，将武林、侠义、江湖、绿林全部搬到台湾现实中，向前追溯到明清两代，写江湖纷争写青帮起源，细节均有考证，但又似乎满眼虚构。至于书中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不能告诉你”，张大春撇撇嘴说，“写小说的，直接告诉你哪是真的哪是假的，那还搞什么？”
《城邦暴力团》首版达到1100页，如皇皇巨著般。但他并未满足，认为还应有前传与后传。
声名再涨之后，他准备向意大利文学鬼才卡尔维诺看齐。卡尔维诺整理了意大利的传说故事以滋养后代，于是张大春开始整理中国古代笔记野史，分别在四本书中嵌入春夏秋冬四字，做一套“为人民服务的书”。
张大春一直以作家身份享名，但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之外的杂事，因为他不想“被‘作家’两个字异化”。他曾给导演当编剧，被要求改稿13遍，也绝不耍脾气，甘当“打字员”；他为周华健、潘越云写歌词，还到深圳广州跟崔健混迹七天做深入采访；他与专家谈论交通和政治，与不相识的老人透过电台互通小楷书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