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初雪》是路翎以援朝志愿军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之一。该文发表后，一些文艺界人士对其关注潜意识心理和人性美的艺术安排大加称赞，同时也涌现出大量对文本中个人温情主义和历史缺失的猛烈批判。然而，若从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视角对该文进行分析，便不难发现作者在历史与审美建构之间巧妙维持的平衡与张力，以及文本所蕴含的宝贵的社会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初雪》 批判 历史 审美 人性
一、引论
作为20世纪40年代崛起的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路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天才”，他刊登在《人民文学》1954年1月号的《初雪》一文，是中国现当代志愿军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一经发表，便给文艺界带来了极大震动。1952年底至1953年7月期间，路翎奔赴朝鲜战场展开实地体验与访问，并于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以此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便包含了《初雪》。
《初雪》讲述了两名志愿军：司机刘强及其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周边地带运送一批朝鲜妇孺离开轰炸区，经由封锁线向安全地带转移的故事。作者的笔触在车窗外的炮火、弹坑，以及驾驶室里志愿军和孩子的脸庞之间来回移动，重复单调的炮火声中，两名志愿军与车上的朝鲜民众之间结成了一条坚韧的生命之索。著名文学评论家巴人曾表示：“《初雪》所展示的，是中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生活和战斗经验中生长起来的对朝鲜人民的关怀、热爱与希望……只有这一精神，才是鲜血与生命结成的长城，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量。”① 更有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当时已很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②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尽管凝聚了文艺界众多欣赏的目光，但这篇文章仍未能逃过文学评论家的围攻。侯金镜提出：“路翎的作品，抽去了集体主义和阶级觉悟的巨大力量，而代以渺小的甚至庸俗的个人幸福的憧憬，并且把它当做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源泉” ③，认为这些作品涉及了过多个人情感，过分宣扬个人主义。其他一些批评家也发文批评路翎在创作中忽略了历史和革命的建构，脱离了当时所设定的“重大政治题材”，琐碎的表述和细节展露完全颠覆了战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
然而在笔者看来，《初雪》并非像上文批判的那样“违反生活的真实，以自己的臆测来代替生活”，而是在历史建构与审美建构二者之间保持了巧妙的平衡与张力。路翎始终努力尝试在这篇小说中解决历史记述与小说审美叙事之间的冲突，消减小说审美元素的遮蔽问题，并成功地使历史美学、革命美学与个人美学在文本中实现了内在契合，开拓了战争题材审美维度的多样性。这种高超的艺术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中相当罕见，使得路翎和他的小说创作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显得格外亮眼。
二、历史视角
《初雪》的叙事被安置在炮火纷飞的战争背景下：1950年9月-10月期间，联合国军跨越朝韩“三八线”，进而占领朝鲜首都平壤，为援助朝鲜同胞抵抗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晚正式参战，并先后收复清川江、平壤等重要战区。据统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奔赴战场130万余人，合计伤亡39万人。路翎的这篇小说与普通战地小说不同，没有将视线固定在交战现场，从正面描写炮火连天的战场生活，而是将叙事重点转向前线的后方地区，通过描写载着朝鲜民众驶离敌人炮火射程的卡车在转移途中的遭遇，展现战争的残酷与激烈，实现历史事件的全景式展示。在文本中，防空枪一共响了六次，每当老司机刘强紧绷的神经有所舒缓，那些“急促而刺耳的枪响” ④就从阴云密布的上空传来，再次将他置入严肃冷静的精神世界；然而威胁不仅仅来自天空，车轮驶过的每一寸土地都隐藏着危机：“刘强猛地煞住了车，刚一刹住车，就看见前面一百米以外的一团爆炸的白光。如果刚才不煞一下车，他们就会落在炸弹的威力圈里。”④尽管这些朝鲜妇女没有暴露在枪林弹雨的交战现场，但其生命却依然无时不刻在遭受威胁：徘徊的敌机猖狂地向后方投射大量弹药，妄图摧毁中朝军民必经的交通路线，全然不顾这些为了生存四处奔走的老百姓，帝国主义的残暴无情在文本中暴露无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初雪》整篇文本正是其所展现的历史本身的形象化，是借助文学话语展开的历史叙述，“叙事展开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共振一致的，对革命合法性与必然性的证明以及对历史走向合法性的阐释无疑都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预期”。
除此之外，作者在小说中借助艺术手法表现出的未来预言，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延伸。在文章最后，“大雪纷飞……天渐渐地亮起来了” ④，卡车最终驶出阴暗的背景，纷纷扬扬的雪花安静地在天地间飘洒，整篇文章结束在希望的尾声里。伴随破晓出现的“初雪”意象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年代的向往，对光明未来的预言。小说用艺术化的方式完成了历史和人民的设想：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励下，人民志愿军终将击退侵略者；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帝国主义，为百姓带来平和富足的生活。
三、审美视角
在20世纪40-50年代，受到特定时代背景和“文艺从属于政治”原则的影响，文学作品多着重强调历史价值与政治内涵，忽略了对审美意义的解读。《初雪》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作者在宏大的历史逻辑的展开过程中，不忘对其细节性和丰满性的呈现，以及对历史夹缝间有关人性和生命元素的挖掘。
正如胡风曾说过的，“它不是历史事变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 ⑤，《初雪》并未过多地描述硝烟炮火的厮杀场面，而是尽可能地忠于艺术表现，刻画人物精神世界，书写战火下柔和的人性审美。如文中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司机刘强，他在敌情面前始终是一副“凛然的、严肃的神气”，浑身充满刚毅而坚韧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当面对一车朝鲜老媪妇孺时，他的心中则立刻“涌动着温暖而爱惜的情绪”，不仅耐心安置她们的行李，而且始终贴心的爱护着队伍中的孩子们。在躲闪炸弹时，他嘴中愤愤不平的“赶上了，他妈的！”和安慰怀中哭闹的孩子时温柔的“乖乖，别哭啦；冷哪，下雪哪……”在这个志愿军老战士身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向我们展示了冰雪硝烟世界中的英雄柔情。而小助手王德贵，他从一开始怀有“这么个孩子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呀”的想法，到后来内心被孩子唤起“模糊而甜蜜的感情”，甚至在危机来临时不顾自己的伤口，只是努力护住怀中的孩子，这一系列的蜕变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平凡少年在战争中的成长，看到了他心中蕴藏的朴拙单纯的人性美。此外，《初雪》还通过描写王德贵与朝鲜姑娘之间微妙的接触，生发出一种独属于青年男女的、朦胧而又羞赧的美感。
人性是永恒的，人性之美是永不凋零的，即使烽火硝烟也无法将其湮灭。善于对人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展开深层次挖掘的路翎抓住每一个心理波动的瞬间，将其中细微变化的图景倾数捕捉，把人物的内心从里写到外，又从外写到里，细细咀嚼出其中潜在的人性光辉。这种笔法使《初雪》没有像许多红色作品一样把私人生活空间完全政治化、历史化，小说的丰满性、文学性与审美性得到了最大化实现。
四、历史与审美的结合
《初雪》的文本并非如批评家所说：脱离特定的社会存在而无节制地强化自己的主观印象，而是将社会整体作为背景，使人性与现实交织，为人物的心理波动和变形寻找一定的社会历史依据，在历史与审美的平衡点上使审美感受实现最大化。如刘强在躲闪敌机追踪的同时对身旁的孩子说的话：“真乖，知道叔叔们在跟美国鬼子斗争，就不哭啦。”④从话语层面上来说，不管将这一句温柔的安慰看作革命话语还是个人话语，其中都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审美气质：它既是刘强柔软心灵的直接呈现，又与历史的真实与崇高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而使文本的历史美学、革命美学与个人美学在此得到了内在的契合。可以说，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初雪》中的呈现，也因历史和革命元素的融入而具有了神圣性与超越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角度来分析《初雪》，可以发现：文本的表现既与中国红色历史本身相呼应，又因超越了历史本身而具有感性诠释的审美效果，从而开拓了战争题材文本审美维度的多样性，既没有成为“战况报告”，又没有仅仅停留在美学层面，“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 ①。
注释
① 巴人.读《初雪》—读书随笔之一[N].文艺报，1954，31（1）：49.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③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N].文艺报，1954，12：74.
④ 路翎.初雪[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⑤ 胡风.胡风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关键词：《初雪》 批判 历史 审美 人性
一、引论
作为20世纪40年代崛起的作家队伍的中坚力量，路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学天才”，他刊登在《人民文学》1954年1月号的《初雪》一文，是中国现当代志愿军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一经发表，便给文艺界带来了极大震动。1952年底至1953年7月期间，路翎奔赴朝鲜战场展开实地体验与访问，并于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以此为题材的小说，其中便包含了《初雪》。
《初雪》讲述了两名志愿军：司机刘强及其助手王德贵，奉命从前线周边地带运送一批朝鲜妇孺离开轰炸区，经由封锁线向安全地带转移的故事。作者的笔触在车窗外的炮火、弹坑，以及驾驶室里志愿军和孩子的脸庞之间来回移动，重复单调的炮火声中，两名志愿军与车上的朝鲜民众之间结成了一条坚韧的生命之索。著名文学评论家巴人曾表示：“《初雪》所展示的，是中国劳动人民从自己生活和战斗经验中生长起来的对朝鲜人民的关怀、热爱与希望……只有这一精神，才是鲜血与生命结成的长城，才是一种克敌制胜、不可征服的力量。”① 更有后来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当时已很罕见的探索情感、心理的丰富性的作品。”②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尽管凝聚了文艺界众多欣赏的目光，但这篇文章仍未能逃过文学评论家的围攻。侯金镜提出：“路翎的作品，抽去了集体主义和阶级觉悟的巨大力量，而代以渺小的甚至庸俗的个人幸福的憧憬，并且把它当做人民军队战斗力的源泉” ③，认为这些作品涉及了过多个人情感，过分宣扬个人主义。其他一些批评家也发文批评路翎在创作中忽略了历史和革命的建构，脱离了当时所设定的“重大政治题材”，琐碎的表述和细节展露完全颠覆了战争的严肃性和残酷性。
然而在笔者看来，《初雪》并非像上文批判的那样“违反生活的真实，以自己的臆测来代替生活”，而是在历史建构与审美建构二者之间保持了巧妙的平衡与张力。路翎始终努力尝试在这篇小说中解决历史记述与小说审美叙事之间的冲突，消减小说审美元素的遮蔽问题，并成功地使历史美学、革命美学与个人美学在文本中实现了内在契合，开拓了战争题材审美维度的多样性。这种高超的艺术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红色经典小说中相当罕见，使得路翎和他的小说创作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显得格外亮眼。
二、历史视角
《初雪》的叙事被安置在炮火纷飞的战争背景下：1950年9月-10月期间，联合国军跨越朝韩“三八线”，进而占领朝鲜首都平壤，为援助朝鲜同胞抵抗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0月19日晚正式参战，并先后收复清川江、平壤等重要战区。据统计，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奔赴战场130万余人，合计伤亡39万人。路翎的这篇小说与普通战地小说不同，没有将视线固定在交战现场，从正面描写炮火连天的战场生活，而是将叙事重点转向前线的后方地区，通过描写载着朝鲜民众驶离敌人炮火射程的卡车在转移途中的遭遇，展现战争的残酷与激烈，实现历史事件的全景式展示。在文本中，防空枪一共响了六次，每当老司机刘强紧绷的神经有所舒缓，那些“急促而刺耳的枪响” ④就从阴云密布的上空传来，再次将他置入严肃冷静的精神世界；然而威胁不仅仅来自天空，车轮驶过的每一寸土地都隐藏着危机：“刘强猛地煞住了车，刚一刹住车，就看见前面一百米以外的一团爆炸的白光。如果刚才不煞一下车，他们就会落在炸弹的威力圈里。”④尽管这些朝鲜妇女没有暴露在枪林弹雨的交战现场，但其生命却依然无时不刻在遭受威胁：徘徊的敌机猖狂地向后方投射大量弹药，妄图摧毁中朝军民必经的交通路线，全然不顾这些为了生存四处奔走的老百姓，帝国主义的残暴无情在文本中暴露无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初雪》整篇文本正是其所展现的历史本身的形象化，是借助文学话语展开的历史叙述，“叙事展开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是共振一致的，对革命合法性与必然性的证明以及对历史走向合法性的阐释无疑都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预期”。
除此之外，作者在小说中借助艺术手法表现出的未来预言，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延伸。在文章最后，“大雪纷飞……天渐渐地亮起来了” ④，卡车最终驶出阴暗的背景，纷纷扬扬的雪花安静地在天地间飘洒，整篇文章结束在希望的尾声里。伴随破晓出现的“初雪”意象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年代的向往，对光明未来的预言。小说用艺术化的方式完成了历史和人民的设想：在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励下，人民志愿军终将击退侵略者；社会主义终将战胜帝国主义，为百姓带来平和富足的生活。
三、审美视角
在20世纪40-50年代，受到特定时代背景和“文艺从属于政治”原则的影响，文学作品多着重强调历史价值与政治内涵，忽略了对审美意义的解读。《初雪》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作者在宏大的历史逻辑的展开过程中，不忘对其细节性和丰满性的呈现，以及对历史夹缝间有关人性和生命元素的挖掘。
正如胡风曾说过的，“它不是历史事变底记录，而是历史事变下面的精神世界底汹涌的波澜和它们底来根去向” ⑤，《初雪》并未过多地描述硝烟炮火的厮杀场面，而是尽可能地忠于艺术表现，刻画人物精神世界，书写战火下柔和的人性审美。如文中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司机刘强，他在敌情面前始终是一副“凛然的、严肃的神气”，浑身充满刚毅而坚韧的英雄主义精神；而当面对一车朝鲜老媪妇孺时，他的心中则立刻“涌动着温暖而爱惜的情绪”，不仅耐心安置她们的行李，而且始终贴心的爱护着队伍中的孩子们。在躲闪炸弹时，他嘴中愤愤不平的“赶上了，他妈的！”和安慰怀中哭闹的孩子时温柔的“乖乖，别哭啦；冷哪，下雪哪……”在这个志愿军老战士身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向我们展示了冰雪硝烟世界中的英雄柔情。而小助手王德贵，他从一开始怀有“这么个孩子有什么值得稀奇的呀”的想法，到后来内心被孩子唤起“模糊而甜蜜的感情”，甚至在危机来临时不顾自己的伤口，只是努力护住怀中的孩子，这一系列的蜕变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平凡少年在战争中的成长，看到了他心中蕴藏的朴拙单纯的人性美。此外，《初雪》还通过描写王德贵与朝鲜姑娘之间微妙的接触，生发出一种独属于青年男女的、朦胧而又羞赧的美感。
人性是永恒的，人性之美是永不凋零的，即使烽火硝烟也无法将其湮灭。善于对人在战争中的精神世界展开深层次挖掘的路翎抓住每一个心理波动的瞬间，将其中细微变化的图景倾数捕捉，把人物的内心从里写到外，又从外写到里，细细咀嚼出其中潜在的人性光辉。这种笔法使《初雪》没有像许多红色作品一样把私人生活空间完全政治化、历史化，小说的丰满性、文学性与审美性得到了最大化实现。
四、历史与审美的结合
《初雪》的文本并非如批评家所说：脱离特定的社会存在而无节制地强化自己的主观印象，而是将社会整体作为背景，使人性与现实交织，为人物的心理波动和变形寻找一定的社会历史依据，在历史与审美的平衡点上使审美感受实现最大化。如刘强在躲闪敌机追踪的同时对身旁的孩子说的话：“真乖，知道叔叔们在跟美国鬼子斗争，就不哭啦。”④从话语层面上来说，不管将这一句温柔的安慰看作革命话语还是个人话语，其中都蕴含着一种特殊的审美气质：它既是刘强柔软心灵的直接呈现，又与历史的真实与崇高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而使文本的历史美学、革命美学与个人美学在此得到了内在的契合。可以说，人物的心理活动在《初雪》中的呈现，也因历史和革命元素的融入而具有了神圣性与超越性。
五、结语
综上所述，从历史和审美的双重角度来分析《初雪》，可以发现：文本的表现既与中国红色历史本身相呼应，又因超越了历史本身而具有感性诠释的审美效果，从而开拓了战争题材文本审美维度的多样性，既没有成为“战况报告”，又没有仅仅停留在美学层面，“表现了生活的最高真实” ①。
注释
① 巴人.读《初雪》—读书随笔之一[N].文艺报，1954，31（1）：49.
②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③ 侯金镜.评路翎的三篇小说[N].文艺报，1954，12：74.
④ 路翎.初雪[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
⑤ 胡风.胡风选集：第1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