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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蒙以养正”思想一经出现，便成为中华传统教育的最大共识之一。于教师而言，对儿童的启蒙教育，既有教学内容上的甄别，又要注意教授方法上的恰当。合乎教学规律和儿童心理的教学方法须是遵循基本的道德教育原则的，如此方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要教师做到既要因材施教，重视教育对象的个体性，同时也要循序渐进，把握儿童的心理和生理特点。
关键词：蒙以养正;教育价值;现实意义
一、剖析：“蒙以养正”思想内涵
“蒙以养正”出自《周易》“蒙卦”之“彖辞”，曰：“蒙以养正，圣功也。”[1]“蒙”的意思是覆盖、遮蔽，引申为蒙蔽、蒙昧无知、昏暗不明等，进而引申为启蒙，如蒙学、蒙师;“养”意为培养、涵养、养护;“正”指正义、正气、正道等天性禀赋;“养正”即涵养正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童稚时期教育（启蒙）孩子纯正无邪的品质，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国古代教育界一直很注重启蒙教育，认为幼年阶段乃品德教育的关键期。宋代大儒朱熹在《小学》中指出：“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则“无杆格不胜之患 ”，[2]即指幼年是品德教育的关键期。清代官员吴煦在《杭州辅仁义塾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下教术之端必自读书始，人才之成必自童稚始。”[3]强调儿童启蒙教育在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二、温故：“蒙以养正”的经典案例
《蒙童须知》倡导从日常行为习惯进行启蒙教育。我国重视儿童启蒙养正教育，上溯至周秦，下可至清末，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宋代学者首先开启了以“须知”、“学则”等形式来训练儿童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的传统。以朱熹撰写的《童蒙须知》为代表，主张从日常行为养成着眼、从生活细微处入手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进而培养蒙童的道德习惯，篇首即言：“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4]只有在小学阶段就 “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 ”，长大以后，才能“穷就事理，通达事务”。[5]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则可取得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御制大诰》强调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千百年来，“蒙以养正”成为中华传统教育的圭臬。明初，明太祖陆续颁布《御制大诰》三编，令民间子弟从七八岁就开始讲读，《大浩》内容主要是皇帝训谕，包括明太祖亲手处理的一些案例及发布的峻令训戒等，明太祖的意图很清楚：“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不至为非。其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6]至于为何要向童蒙宣讲，原因在于“此时欲心未动，良心未丧，早令讲读三编大诰，诚以先入之言为主，使知避凶趋吉，日后皆成贤人君子”。[7]洪武三十年（1397），又颁《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令民间宣讲，不论男女老幼，每月六次，当然其宣讲对象也包括所有童蒙。在君臣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儒家伦理及礼法教化遍及全国民众。《圣谕六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8]
三、探寻：“蒙以养正”思想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蒙以养正”思想一经出现，便成為中华传统教育的最大共识之一。蒙学德育经历周秦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三个阶段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蒙学道德教育中，因儿童弱于自律，故教师占主导地位，作为德育的主体，教师肩负传授知识和解答疑惑的重要使命。
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成长为“合格的人”。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不仅要将课堂知识的传授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同时也要将课外活动、课下辅导作为教学过程的补充，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教育，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社会品德、审美情趣以及良好的个人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长为“合格的人”，这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基本目标。其次，教师要提高识“材”的能力。教师要提高识“材”能力，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年龄、性别等基本特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阶段规律提供合适的教育，循序渐进地促进儿童身心发展，抓住学生发展的关键期。其三，教师要提高施“教”的水平。教师要提高施教水平，要明确不同班级、班级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是存在差异的，有差别的教学。根据教材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例如对于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教师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在教学过程中灵活选取、组合教学方法，例如，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实验法、自学辅导法等多种基本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能力、年龄、意愿等特点进行分组教学、小队教学。
参考文献
[1][现代]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宋]朱熹（辑），[清]高愈（注），沈元起（译）.《言文对照小学集注》[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3]}吴煦.杭州辅仁义塾序[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4][5]朱熹（著），陈琢，彭著东（译注）.《童蒙须知名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明太祖实录》卷 182，洪武二十年六月甲戌条，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7]张卤：《皇明制书》卷 9《教民榜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788 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施克灿.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29-33.
作者简介：王蒙蒙（1996-），女，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蒙以养正;教育价值;现实意义
一、剖析：“蒙以养正”思想内涵
“蒙以养正”出自《周易》“蒙卦”之“彖辞”，曰：“蒙以养正，圣功也。”[1]“蒙”的意思是覆盖、遮蔽，引申为蒙蔽、蒙昧无知、昏暗不明等，进而引申为启蒙，如蒙学、蒙师;“养”意为培养、涵养、养护;“正”指正义、正气、正道等天性禀赋;“养正”即涵养正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童稚时期教育（启蒙）孩子纯正无邪的品质，是一项崇高的事业。我国古代教育界一直很注重启蒙教育，认为幼年阶段乃品德教育的关键期。宋代大儒朱熹在《小学》中指出：“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则“无杆格不胜之患 ”，[2]即指幼年是品德教育的关键期。清代官员吴煦在《杭州辅仁义塾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下教术之端必自读书始，人才之成必自童稚始。”[3]强调儿童启蒙教育在人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二、温故：“蒙以养正”的经典案例
《蒙童须知》倡导从日常行为习惯进行启蒙教育。我国重视儿童启蒙养正教育，上溯至周秦，下可至清末，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宋代学者首先开启了以“须知”、“学则”等形式来训练儿童行为习惯和道德品质的传统。以朱熹撰写的《童蒙须知》为代表，主张从日常行为养成着眼、从生活细微处入手逐渐反复强化形成习惯，进而培养蒙童的道德习惯，篇首即言：“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语言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4]只有在小学阶段就 “于洒扫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 ”，长大以后，才能“穷就事理，通达事务”。[5]在学童刚开蒙识字时，以生活起居、侍奉长辈、言谈举止、待人接物这些最为基本的道德行为准则要求他们，从人人皆知、人人可行的日常习惯养成做起，逐渐凝成品质，则可取得积土成山、积善成德之效。
《御制大诰》强调儿童启蒙教育的重要性。千百年来，“蒙以养正”成为中华传统教育的圭臬。明初，明太祖陆续颁布《御制大诰》三编，令民间子弟从七八岁就开始讲读，《大浩》内容主要是皇帝训谕，包括明太祖亲手处理的一些案例及发布的峻令训戒等，明太祖的意图很清楚：“朕制大诰三编，颁示天下，俾为官者知所监戒，百姓有所持循，若能遵守，不至为非。其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6]至于为何要向童蒙宣讲，原因在于“此时欲心未动，良心未丧，早令讲读三编大诰，诚以先入之言为主，使知避凶趋吉，日后皆成贤人君子”。[7]洪武三十年（1397），又颁《圣谕六条》，即“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令民间宣讲，不论男女老幼，每月六次，当然其宣讲对象也包括所有童蒙。在君臣上下的共同努力下，儒家伦理及礼法教化遍及全国民众。《圣谕六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8]
三、探寻：“蒙以养正”思想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蒙以养正”思想一经出现，便成為中华传统教育的最大共识之一。蒙学德育经历周秦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明清时期三个阶段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在蒙学道德教育中，因儿童弱于自律，故教师占主导地位，作为德育的主体，教师肩负传授知识和解答疑惑的重要使命。
首先，教师要帮助学生成长为“合格的人”。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教师不仅要将课堂知识的传授作为教学的主要形式，同时也要将课外活动、课下辅导作为教学过程的补充，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教育，帮助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社会品德、审美情趣以及良好的个人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长为“合格的人”，这是教师教学工作的基本目标。其次，教师要提高识“材”的能力。教师要提高识“材”能力，首先要了解学生的年龄、性别等基本特征，根据学生身心发展阶段规律提供合适的教育，循序渐进地促进儿童身心发展，抓住学生发展的关键期。其三，教师要提高施“教”的水平。教师要提高施教水平，要明确不同班级、班级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是存在差异的，有差别的教学。根据教材内容选择不同的教学方式，例如对于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教师创设不同的教学情景。在教学过程中灵活选取、组合教学方法，例如，讲授法、谈话法、讨论法、实验法、自学辅导法等多种基本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能力、年龄、意愿等特点进行分组教学、小队教学。
参考文献
[1][现代]黄寿祺，张善文（译注）;《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宋]朱熹（辑），[清]高愈（注），沈元起（译）.《言文对照小学集注》[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3]}吴煦.杭州辅仁义塾序[A].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4][5]朱熹（著），陈琢，彭著东（译注）.《童蒙须知名贤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3.
[6]《明太祖实录》卷 182，洪武二十年六月甲戌条，台北：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1962.
[7]张卤：《皇明制书》卷 9《教民榜文》，续修四库全书本，第 788 册，史部政书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8]施克灿.明代童蒙教育的特质[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1）：29-33.
作者简介：王蒙蒙（1996-），女，东南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教育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