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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书乃历史的入口”,透过这些发黄发脆的纸片,今人可直跨时空界线,体味当年那些普通人的心情。
2009年12月28日,一场名为“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的常设展览,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首个综合性的家书展览,展出3075封家书。
这些家书中,最早的写于清乾隆年间,晚至现今。展品包括黄兴、蔡锷、陶铸、沈钧儒、项南、周扬等名人的家书手稿,但更多的家书作者是平头百姓——对于历史来说,他们本来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家书乃历史的入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目睹这些发黄发脆的纸片,今人可直跨时空界线,体味这片土地上,当年那些普通人的心情。
此刻,策展人张丁的心情也颇为复杂。从2005年初启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到4万封家书的汇聚,五年来他和这堆“宝贝”几经波折,如今总算有了一个“家”,而“安家”之后怎么办?还需要思量。
顺利的开端
2004年末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编导张丁下班回家,在车载广播里听到一个故事:
1998年,一个叫安德鲁•卡洛尔的历史学者开始在美国征集战时书信。在征集书中,卡洛尔这样写道:“这些战时书信能帮助美国记住那些曾经或正在为国家而战的人。这些亲历战争的士兵们的私人信件,无论情书、家书、遗书或是其他,能够从最独特的视角再现战争。”
不到3年,卡洛尔就征集到了5万多封战时书信。2001年,《美军战争家书》在美国出版,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这本书都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
张丁听到这个故事时,《美军战争家书》的中文版正要出版。回到家里,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蹦出来:“为什么不在中国做一件类似的事呢?”
1993年,张丁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前,他是《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的编辑。他一直很喜欢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学者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这位史学大师不再单单凸显“大人物”的卓越贡献,而将传统史学遗弃的“小人物”由历史的“他者”还原为“主体”,使今天的读者发现自身的平凡人生,与“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发生共鸣。
身为《艺术品投资》栏目编导的张丁,对收藏市场很熟悉,也认识许多文化界的“大腕”。自从2001年,在一次培训中听到“文化产业”这个“新词”后,他就一直在寻找适当的切入点做一个文化项目。传统书信正在“进入废品收购站”,抢救、整理、研究这些书信很有价值。卡洛尔这个美国学者的模式,他觉得简便易仿。
2005年初,张丁把想法告诉两个好友。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好好干一番。项目取名为“抢救民间家书”,定位是民间性质的公益性文化产业,每人出了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他们的想法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锦强。王锦强认为,眼下却没有合适的部门来做这项工作,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都没有这个项目。既然体制内没有一个渠道来“容纳”,那么通过民间力量发起家书抢救项目,是一件十分及时的事。
项目启动后的第一步,是征集家书。为了增强权威性,他们寻找了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46位文化名人作为项目倡议人,并与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商量合作。2005年春节前,以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物报社、《炎黄春秋》杂志社5家为成员单位,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成立了,张丁担任组委会秘书长。2005年4月10号,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三、四十家媒体发了报道。
张丁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复告诉公众:你手中的普通信件,其实“很重要”。项目启动后的社会影响超出了张丁的预料。每天,都会收到用特快专递寄来的家书、日记、回忆录、手稿,甚至有持有者坐飞机火车送到北京。他以“雪花”来形容扑面而来的家书。
而事实上,家书显现出来的丰富信息的确让张丁兴奋不已。他激动地把这个项目形容为“一个未探明储量的大油田”。
项目启动两个月后,2005年6月18日, 组委会从征集到的家书中精选了100余封,在北京琉璃厂举办了民间家书征集成果展,接着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首批80封民间家书的收藏仪式。这是“大油田”第一次露脸。
9月,张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他觉得,在央视不过是“打工”而已,现在他找到了“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要专心地做。
到2006年时,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征集到的家书超过了4万封。但是,张丁和他的项目也陷入了危机。
“找家”
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让信息流动起来。征集来的家书,需要整理、编辑、展览,传达给更多的公众。而这些工作,都需要钱。
2006年1月,张丁主编的《民间家书》第一辑《家书抵万金》出版。季羡林题写书名,众多媒体做了报道,看上去很有“号召力”,但是“叫好不叫座”,没有出现张丁期望的“热卖场面”。张丁接着又策划出版了《民间家书》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但情况和第一辑差不多。
“卖书”不成功,张丁就想其他办法。他们办了一个“中国家书网”,风投公司论证后认为“缺少赢利点”,不支持;他们策划拍摄《家书故事》系列专题片在电视台播出,同样找不到投资方。
虽然项目组委会的成员单位里,有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仅仅是“大旗”,并不提供资金支持。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合作,张丁坦言,他并不想“受制于人”,还是愿意像卡洛尔一样,把家书项目做成一个民间项目。
他把两间项目办公室退掉一间,留下一间勉强支撑,和朋友四处寻找机会,以让家书项目“活下去”。他们找了南方一所大学,但是学校领导说“不支持”;又听说举办了文博会的深圳想改变“文化沙漠”形象,龙岗区一位爱好书法的街道办主任对这个项目有兴趣,张丁过去谈了一星期,但是街道办的书记不同意……
当初和张丁共同启动家书项目的两个好友实在撑不住了,陆续退出。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一丝转机:张丁申请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家书博物馆的方案,被副校长冯惠玲看到了。冯惠玲是档案学专家,认为这个项目“很有价值”。张丁松了一口气。但人大内部又有了“不同意见”,事情被暂且搁下。
2007年初,无奈之下,不想“受制于人”的张丁上书国家领导,希望能把这个项目纳入到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去,以申请文化部的文化遗产抢救资金。有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但现在国家的文化遗产抢救资金必须拨给官方机构,不能给民间机构或个人;我们肯定民间的创新,从精神上支持你。
张丁没办法了。但就在此时,人大方面又“主动来找”。据张丁推测,是因为2008年7月人大成立了博物馆,校长纪宝成指示“要加强藏品的征集”,而家书项目正属于“有特色的藏品”。
2009年6月,4万封家书正式“安家”人大。张丁,这个民间项目的负责人,与公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之间,相互都有理解和妥协。人大给予经费、场地、办公设备等支持,此前一直锁在保险柜里的家书有了120平方米的展厅。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下属人大博物馆的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张丁任中心执行主任,冯惠玲副校长兼任中心主任,这样“方便开展工作”。
“安家”之后怎么办?人大校长纪宝成表态,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是全国第一家以家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将组织校内外专家有步骤地开展对家书、日记、手稿等私人档案的研究。而对张丁来说,除研究之外,他还要想办法将这个公益性的文化产业运作起来。
“安家”之后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公益性”和“文化产业”有没有什么冲突?长年关注北京公益圈的《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认为,关键在于,“这些家书征集上来后,一系列动作要随之做好,比如和家书捐赠者签订协议,如何分享书籍出版的收益?如何向社会公开这批家书?”
就在张丁勉力为家书“找家”的同时,卡洛尔的美国家书项目,几年里已陆续出版了4种战时书信畅销图书。电视台还将战时书信和战争相结合,制作出了气势宏大的纪录片,然后又制成DVD在全美热卖。现在,卡洛尔正准备出版世界战时书信,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家书。
张丁打算会一会卡洛尔,因为“最理想的还是市场手段”。接下来,他还是想仿照《老照片》系列,重新出版《民间家书》。但这个想法,有出版业内人士却不看好。“《老照片》销路很好,是因为抓住了人们的怀旧心理,但是《民间家书》很缺乏‘卖点’”。中信出版社历史类图书编辑董曦阳说。
董曦阳认为,《美军战争家书》能成畅销书,是因为美国的国民意识非常注重人权,反映到阅读心理上,就是注重文本对个体价值的体现。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美军战争家书》到了中国就会“水土不服”,因为中国公众还是“喜欢名人的八卦、权谋”,所以畅销的还是易中天《品三国》这样的通俗历史读物——大家喜欢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以前的教科书太死板了;但是不代表阅读内容变化了。
“张丁和读者之间存在一个观念的错位。”董曦阳说,“他以为中国的公众会和他一样喜欢把小人物从历史的‘他者’还原为‘主体’,其实这是他的错觉。”
这个“错位”,其实在征集家书的过程中屡有体现。许多人忐忑不安地问张丁:“我这个符合标准吗?又不是什么名人,没写什么重要的事,都是家长里短。”“哎,我马上就说了,你这个有价值,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家长里短。事实上,里面都有历史,很真实。”张丁说。
但是很显然,理顺这个“错位”,远非张丁一个人反复解释就能达成。 ■
家书里的苦难中国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征集的4万封家书里,绝大多数都是“一般人”所写,选录以下几封,从中能窥见 20世纪前几十年中国的苦难。
1900年是个多事之秋,对于帝都北京来说尤其如是,一位名叫韩荣章的晋商,6月30日写信给母亲的信:
“京都慌乱一事,皆因北京洋鬼子大闹,现有义和团民等在京剿灭洋鬼子,天主教民死者无数,焚烧洋楼、天主教房,亦无千代数。以及乡下天主教人,团民见者,立刻杀死,将房屋焚烧。”
浙江武康的褚召南老人捐赠的一封“普通”的家书,是他的二哥褚定侯当年从长沙会战的战场上写来的。1941年12月下旬,日军重兵进犯长沙,薛岳率中国军队抗击,时为第九战区一名排长的褚定侯奉命率部坚守浏阳河北岸。在坚守阵地的间隙,褚定侯提笔给大哥褚定浩写了一封信:
“昨日下午,师长亲自到弟阵地中侦察地形,改命弟单独守浏阳河北岸之村落据点,命弟一排死守此处,命弟与阵地共阵(存)亡。又云若在此能坚守七天,则可有办法。因此弟于昨日(廿五)晚率部到守地,连夜赶筑工事及障碍物,阵地之后五十公尺处即为大河,河阔水深,无舟无桥,此真为韩信之背水阵矣……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告部士兵‘不要他渡河!’一句话,敌此次不来则已,一来则拼一拼。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并请告双亲勿悲……”
写完这封信不久,褚定侯与日寇昼夜血战,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
北京的高御臣老人捐赠的家书是1940年时他自己在东北写的,当时日本已把东北变成了“满州国”,才13岁的高御臣写信给山东老家的祖父祖母:
“舅爷说,出去要小心,对谁都要客气点。日本人能看出来……千万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州国’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中国人一下子变成‘满州国’人了呢?只好顺着。”
山东老人袁军捐赠来的家书,则是他四哥袁志超在1949年的端午节,从渡江战役的战场上写来的,这封信长达6000多字,袁志超在信里显得斗志昂扬,也写到了许多他看到的情况:“走到贵池县的南边,老百姓因为不了解我们是什么队伍,他们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说是共产党见了妇女就拉走,见了青年就叫当兵,所以都跑掉了……第二天临走时,你四哥写了一封信贴在他家墙上,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解放军是不打人不骂人不害苦老百姓的。”在行军途中,袁志超还看到战争的惨烈:“田里的麦子像用镰刀割了一样,还都烧焦了,也都是炮弹炸的”。他也不忘将江南景色讲给山东的弟弟听:“山里有很多云彩,一下雨,云就把山包起来了,天一晴,云就变成一块一块的,在山尖上飘来飘去。”
2009年12月28日,一场名为“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的常设展览,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向公众开放。这是国内首个综合性的家书展览,展出3075封家书。
这些家书中,最早的写于清乾隆年间,晚至现今。展品包括黄兴、蔡锷、陶铸、沈钧儒、项南、周扬等名人的家书手稿,但更多的家书作者是平头百姓——对于历史来说,他们本来都属于“沉默的大多数。”
“家书乃历史的入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说。目睹这些发黄发脆的纸片,今人可直跨时空界线,体味这片土地上,当年那些普通人的心情。
此刻,策展人张丁的心情也颇为复杂。从2005年初启动“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到4万封家书的汇聚,五年来他和这堆“宝贝”几经波折,如今总算有了一个“家”,而“安家”之后怎么办?还需要思量。
顺利的开端
2004年末的一天,中央电视台编导张丁下班回家,在车载广播里听到一个故事:
1998年,一个叫安德鲁•卡洛尔的历史学者开始在美国征集战时书信。在征集书中,卡洛尔这样写道:“这些战时书信能帮助美国记住那些曾经或正在为国家而战的人。这些亲历战争的士兵们的私人信件,无论情书、家书、遗书或是其他,能够从最独特的视角再现战争。”
不到3年,卡洛尔就征集到了5万多封战时书信。2001年,《美军战争家书》在美国出版,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这本书都位于《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
张丁听到这个故事时,《美军战争家书》的中文版正要出版。回到家里,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蹦出来:“为什么不在中国做一件类似的事呢?”
1993年,张丁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之前,他是《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的编辑。他一直很喜欢法国年鉴学派著名学者布罗代尔的研究方法,这位史学大师不再单单凸显“大人物”的卓越贡献,而将传统史学遗弃的“小人物”由历史的“他者”还原为“主体”,使今天的读者发现自身的平凡人生,与“以前人类兄弟的意识和生存状况”发生共鸣。
身为《艺术品投资》栏目编导的张丁,对收藏市场很熟悉,也认识许多文化界的“大腕”。自从2001年,在一次培训中听到“文化产业”这个“新词”后,他就一直在寻找适当的切入点做一个文化项目。传统书信正在“进入废品收购站”,抢救、整理、研究这些书信很有价值。卡洛尔这个美国学者的模式,他觉得简便易仿。
2005年初,张丁把想法告诉两个好友。三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好好干一番。项目取名为“抢救民间家书”,定位是民间性质的公益性文化产业,每人出了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
他们的想法获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其中包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遗产抢救工程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锦强。王锦强认为,眼下却没有合适的部门来做这项工作,档案局、地方志办公室都没有这个项目。既然体制内没有一个渠道来“容纳”,那么通过民间力量发起家书抢救项目,是一件十分及时的事。
项目启动后的第一步,是征集家书。为了增强权威性,他们寻找了费孝通、季羡林、任继愈等46位文化名人作为项目倡议人,并与国家博物馆等单位商量合作。2005年春节前,以国家博物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物报社、《炎黄春秋》杂志社5家为成员单位,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成立了,张丁担任组委会秘书长。2005年4月10号,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三、四十家媒体发了报道。
张丁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复告诉公众:你手中的普通信件,其实“很重要”。项目启动后的社会影响超出了张丁的预料。每天,都会收到用特快专递寄来的家书、日记、回忆录、手稿,甚至有持有者坐飞机火车送到北京。他以“雪花”来形容扑面而来的家书。
而事实上,家书显现出来的丰富信息的确让张丁兴奋不已。他激动地把这个项目形容为“一个未探明储量的大油田”。
项目启动两个月后,2005年6月18日, 组委会从征集到的家书中精选了100余封,在北京琉璃厂举办了民间家书征集成果展,接着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首批80封民间家书的收藏仪式。这是“大油田”第一次露脸。
9月,张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他觉得,在央视不过是“打工”而已,现在他找到了“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要专心地做。
到2006年时,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征集到的家书超过了4万封。但是,张丁和他的项目也陷入了危机。
“找家”
文化产业的核心,在于让信息流动起来。征集来的家书,需要整理、编辑、展览,传达给更多的公众。而这些工作,都需要钱。
2006年1月,张丁主编的《民间家书》第一辑《家书抵万金》出版。季羡林题写书名,众多媒体做了报道,看上去很有“号召力”,但是“叫好不叫座”,没有出现张丁期望的“热卖场面”。张丁接着又策划出版了《民间家书》第二辑、第三辑、第四辑……但情况和第一辑差不多。
“卖书”不成功,张丁就想其他办法。他们办了一个“中国家书网”,风投公司论证后认为“缺少赢利点”,不支持;他们策划拍摄《家书故事》系列专题片在电视台播出,同样找不到投资方。
虽然项目组委会的成员单位里,有国家博物馆等机构,但是这些机构仅仅是“大旗”,并不提供资金支持。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合作,张丁坦言,他并不想“受制于人”,还是愿意像卡洛尔一样,把家书项目做成一个民间项目。
他把两间项目办公室退掉一间,留下一间勉强支撑,和朋友四处寻找机会,以让家书项目“活下去”。他们找了南方一所大学,但是学校领导说“不支持”;又听说举办了文博会的深圳想改变“文化沙漠”形象,龙岗区一位爱好书法的街道办主任对这个项目有兴趣,张丁过去谈了一星期,但是街道办的书记不同意……
当初和张丁共同启动家书项目的两个好友实在撑不住了,陆续退出。
就在这时,事情有了一丝转机:张丁申请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家书博物馆的方案,被副校长冯惠玲看到了。冯惠玲是档案学专家,认为这个项目“很有价值”。张丁松了一口气。但人大内部又有了“不同意见”,事情被暂且搁下。
2007年初,无奈之下,不想“受制于人”的张丁上书国家领导,希望能把这个项目纳入到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去,以申请文化部的文化遗产抢救资金。有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个事情做得很好,但现在国家的文化遗产抢救资金必须拨给官方机构,不能给民间机构或个人;我们肯定民间的创新,从精神上支持你。
张丁没办法了。但就在此时,人大方面又“主动来找”。据张丁推测,是因为2008年7月人大成立了博物馆,校长纪宝成指示“要加强藏品的征集”,而家书项目正属于“有特色的藏品”。
2009年6月,4万封家书正式“安家”人大。张丁,这个民间项目的负责人,与公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之间,相互都有理解和妥协。人大给予经费、场地、办公设备等支持,此前一直锁在保险柜里的家书有了120平方米的展厅。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下属人大博物馆的家书文化研究中心,张丁任中心执行主任,冯惠玲副校长兼任中心主任,这样“方便开展工作”。
“安家”之后怎么办?人大校长纪宝成表态,家书文化研究中心是全国第一家以家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将组织校内外专家有步骤地开展对家书、日记、手稿等私人档案的研究。而对张丁来说,除研究之外,他还要想办法将这个公益性的文化产业运作起来。
“安家”之后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的“公益性”和“文化产业”有没有什么冲突?长年关注北京公益圈的《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认为,关键在于,“这些家书征集上来后,一系列动作要随之做好,比如和家书捐赠者签订协议,如何分享书籍出版的收益?如何向社会公开这批家书?”
就在张丁勉力为家书“找家”的同时,卡洛尔的美国家书项目,几年里已陆续出版了4种战时书信畅销图书。电视台还将战时书信和战争相结合,制作出了气势宏大的纪录片,然后又制成DVD在全美热卖。现在,卡洛尔正准备出版世界战时书信,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家书。
张丁打算会一会卡洛尔,因为“最理想的还是市场手段”。接下来,他还是想仿照《老照片》系列,重新出版《民间家书》。但这个想法,有出版业内人士却不看好。“《老照片》销路很好,是因为抓住了人们的怀旧心理,但是《民间家书》很缺乏‘卖点’”。中信出版社历史类图书编辑董曦阳说。
董曦阳认为,《美军战争家书》能成畅销书,是因为美国的国民意识非常注重人权,反映到阅读心理上,就是注重文本对个体价值的体现。中国的情况则完全不一样。《美军战争家书》到了中国就会“水土不服”,因为中国公众还是“喜欢名人的八卦、权谋”,所以畅销的还是易中天《品三国》这样的通俗历史读物——大家喜欢这样的方式,是因为以前的教科书太死板了;但是不代表阅读内容变化了。
“张丁和读者之间存在一个观念的错位。”董曦阳说,“他以为中国的公众会和他一样喜欢把小人物从历史的‘他者’还原为‘主体’,其实这是他的错觉。”
这个“错位”,其实在征集家书的过程中屡有体现。许多人忐忑不安地问张丁:“我这个符合标准吗?又不是什么名人,没写什么重要的事,都是家长里短。”“哎,我马上就说了,你这个有价值,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家长里短。事实上,里面都有历史,很真实。”张丁说。
但是很显然,理顺这个“错位”,远非张丁一个人反复解释就能达成。 ■
家书里的苦难中国
“抢救民间家书”项目征集的4万封家书里,绝大多数都是“一般人”所写,选录以下几封,从中能窥见 20世纪前几十年中国的苦难。
1900年是个多事之秋,对于帝都北京来说尤其如是,一位名叫韩荣章的晋商,6月30日写信给母亲的信:
“京都慌乱一事,皆因北京洋鬼子大闹,现有义和团民等在京剿灭洋鬼子,天主教民死者无数,焚烧洋楼、天主教房,亦无千代数。以及乡下天主教人,团民见者,立刻杀死,将房屋焚烧。”
浙江武康的褚召南老人捐赠的一封“普通”的家书,是他的二哥褚定侯当年从长沙会战的战场上写来的。1941年12月下旬,日军重兵进犯长沙,薛岳率中国军队抗击,时为第九战区一名排长的褚定侯奉命率部坚守浏阳河北岸。在坚守阵地的间隙,褚定侯提笔给大哥褚定浩写了一封信:
“昨日下午,师长亲自到弟阵地中侦察地形,改命弟单独守浏阳河北岸之村落据点,命弟一排死守此处,命弟与阵地共阵(存)亡。又云若在此能坚守七天,则可有办法。因此弟于昨日(廿五)晚率部到守地,连夜赶筑工事及障碍物,阵地之后五十公尺处即为大河,河阔水深,无舟无桥,此真为韩信之背水阵矣……然吾军各师官兵均抱视死如归之决心,决不让敌渡浏阳河南岸来。弟告部士兵‘不要他渡河!’一句话,敌此次不来则已,一来则拼一拼。弟若无恙则兄可勿念,若有不幸则请兄勿悲。古云:‘古来征战几人回”,并请告双亲勿悲……”
写完这封信不久,褚定侯与日寇昼夜血战,直至全排官兵壮烈殉国。
北京的高御臣老人捐赠的家书是1940年时他自己在东北写的,当时日本已把东北变成了“满州国”,才13岁的高御臣写信给山东老家的祖父祖母:
“舅爷说,出去要小心,对谁都要客气点。日本人能看出来……千万不能说是中国人,只能说是‘满州国’人。我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中国人一下子变成‘满州国’人了呢?只好顺着。”
山东老人袁军捐赠来的家书,则是他四哥袁志超在1949年的端午节,从渡江战役的战场上写来的,这封信长达6000多字,袁志超在信里显得斗志昂扬,也写到了许多他看到的情况:“走到贵池县的南边,老百姓因为不了解我们是什么队伍,他们听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说是共产党见了妇女就拉走,见了青年就叫当兵,所以都跑掉了……第二天临走时,你四哥写了一封信贴在他家墙上,告诉他们不要害怕,解放军是不打人不骂人不害苦老百姓的。”在行军途中,袁志超还看到战争的惨烈:“田里的麦子像用镰刀割了一样,还都烧焦了,也都是炮弹炸的”。他也不忘将江南景色讲给山东的弟弟听:“山里有很多云彩,一下雨,云就把山包起来了,天一晴,云就变成一块一块的,在山尖上飘来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