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1年的夏天,英国伦敦会华中区主持人杨格非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的城墙和城门上看到了很多反教揭帖,其中一些甚至非常具体地针对他的传教活动。比如有一段文字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的“门生”如何利用妖术奸淫妇女:“(教民)口中有青烟出,灯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
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明显地感到,他们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谣言所包围,在这些谣言里,他们干尽了迷奸妇女、给井水投毒、拐卖儿童、刨挖坟茔、私藏军火等坏事。
其中最让一般民众感到恐慌的,莫过于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说法,说是传教士会施展妖术挖取中国人的眼睛,用以制药或炼银。
传教士把他们搜集到的反教宣传品寄回本国,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切齿愤恨”,西方各国在华公使也为这些宣传品的四处流布而忧心忡忡,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它们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
与此同时,田贝的担心正在长江流域一步步地变成现实,1891年成了西方在华教会梦魇般的一年,被谣言鼓动的民众冲击了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把它们砸烂、烧毁,并抢走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这些教案总称为长江教案,构成了“义和团事件”以前最为严重的反教事件。
■ “鬼叫该死”
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嘉托玛的协助下,杨格非开始寻找这些谣言的来源。不久后,他就发现长沙是个制造谣言的“大本营”。
杨格非先是获得了两本名为《鬼叫该死》的印刷品,在这个极富攻击性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为“鬼叫”,“鬼叫都有妖术,切得妇人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卖与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出八斤银。凡从叫(教)的死了,鬼叫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刻了去,也是卖去配药……”
在历数“鬼叫”的种种罪恶行径后,作者破口大骂,鼓动人们去冲击教堂:“你们看鬼叫连王八婊子不如,该死一万年不足。既这样该死,为何中国人偏要从他入叫哩?”
《鬼叫该死》来自长沙,作者周汉是一名湖南宁乡的士绅,曾担任左宗棠的幕僚,积功升至陕西候补道。从1884年起,周汉寓居长沙,同时开始撰刻各种反教宣传品,总数达到三四十种。
不仅如此,周汉也督促亲友一起来鼓动反教,比如“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在周汉倡议下撰刻的反教宣传品,总数更是达数百种之多。
除了语言通俗的《鬼叫该死》,为了更直接地鼓动起目不识丁的一般民众对洋教的仇恨,周汉还撰刻了图文并茂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传教士“挖眼剖心”的种种场面。
这些反教檄文从长沙散布出来后,再经过各地的层层复刻,总的散发量便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鬼叫该死》一书,仅在湖南就散发了80万册,在整个长江流域的散布数量更是难以计数,最远的居然散播到了新疆。
早在4年前,田贝就注意到了一本名为《辟邪纪实》的反教作品,当时这本书已经散播到了北京一带,它的作者崔也是一名湖南人,与周汉是宁乡同乡。
出现于1861年的《辟邪纪实》看上去是一本专为读书阶层而写的反教作品,但是作为早期的反教檄文,此书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它汇集了关于传教士的种种流言,并且还用“供词”的形式把这些谣言写得生动可信,比如:“小的是山东历城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二十一岁在广州跟官,从黄老坤学得天主教。他教小的画符在手上,到街市随意向小娃儿头上一拍,小娃儿便迷着了,只见前面一线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随了我走。引到僻静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肾子,卖与洋人做药……”
几乎和《辟邪纪实》同时,在长沙还出现了一份《湖南合省公檄》,该檄文一一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 鼓动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拔剑同仇”,“反教拒夷”。
以上两本书后来成为众多反教檄文和匿名揭帖的题材库和蓝本,伴随着它们的广为流传,中国民众的恐慌和在华外国人的不安情绪都在一天天地增加。
■ 傲慢与偏见
1891年的反教谣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之前在中国已长期存在。传教士和中国士绅在接触时,双方都表现出来的傲慢与偏见更是助长了这些谣言的滋生。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基督教获取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传教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
与传教士人数增多相应的是教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加入了教会,或者开始接受教会提供的教育。仅在耶稣会管理的江南代牧区,据当时的报道,在1878-1879年时就有了345所男学校和6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791名女学生,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就是《鬼叫该死》等反教檄文广为流布的时候,天主教在江南的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了1.6万名。
在此之前,中国的大门曾对基督紧闭了一个多世纪。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把基督教列为禁止传播的教派,从此之后,中国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基督教徒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罗马教皇曾哀叹说:“教会(在中国)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存在。”
蓬勃发展的传教形势鼓舞了西方人的热情。1868年,担任中国第一个外交使节团团长的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他极力地鼓动西方人“到中国去”:“中国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和每个山谷中。”
然而现实却和蒲安臣的热烈宣扬正好相反,在华传教士的形象在中国却一点都不“光辉”。
当一名普通中国人想起这个神秘的宗教时,往往把它和同样被禁止的白莲教相提并论,以为基督教里也充斥着幻想和妖术。
传教士和中国的士绅互相敌视。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祭拜孔子属于偶像崇拜,相信“求雨”和风水更是不着边际的迷信;在中国士绅看来,基督教则在本质上就是就是邪恶的,如果任凭这些“异端邪说”传播,将导致“圣贤之道”的败坏和社会秩序的颠覆。
一些传教士的傲慢言行更加深了中国士绅们的这些印象。伦敦会的传教士艾约瑟这样描写1851春天他的一次游历:“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
中国士绅用更为傲慢的姿态来应对传教士的言说,他们把基督教直斥为“邪教”,把传教士等同于“禽兽”,同时制造谣言让民众去攻击教会。
如果追溯源流的话,会发现这些流言的出现毫不奇怪。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时,基于这个宗教的神秘感和本土秘密教门带来的印象,许多人怀疑利玛窦会炼金术;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也载有天主教“烹食小儿之说”。
天主教会“挖眼”一说,最早可见于雍正二年湖北黄冈人吴德芝所著的《天主教书事》一文,其中写到天主教会挖掉濒死或已死的中国教徒的眼睛;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煞有介事地写道,“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这些传闻经过湖南士绅添油加醋的润色,变得更加可信了,加之一些天主教仪式带给普通中国人的神秘感和想象,比如忏悔、临终涂油以及为临死的婴儿施洗的仪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天主教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了。
■ 教案潮
崔暕、周汉都参加过湘军,他们念念不忘湘军领袖曾国藩那一篇气势磅礴的《讨粤匪檄》,在那篇檄文中,曾国藩号召所有读书人都应该起来讨伐天主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暕、周汉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捍卫名教而进行一场“圣战”。
一股隐藏在地下的力量此时也悄然出头,开始和士绅们一起散播“挖眼”谣言,不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和士绅们不同的。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长江下游省份的人口大量衰减,江苏、安徽两省的人口甚至减少了一半,随后,众多的两湖居民迁居到长江下游成为“客民”,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流民社会,哥老会等会党势力快速滋长,其中夹杂着湘军裁撤后留下的大量兵勇。
这些两湖籍的哥老会成员通过口耳相传、张贴匿名揭帖的方式,一边散播传教士“挖眼”的谣言制造恐慌,一边寻找借机渔利的机会。
1891年三月二十日,有人站在扬州鸿文巷圣母堂前“大肆咆哮”,说他妻子被天主堂“迷害”了。围观的人群中,有曾经看到反教揭帖者,有相信咆哮者所言为实者,“同声附和,嘈嚷喧闹”,人群越聚越多,五六千人开始冲击教堂,打毁了教堂的围墙和后门。幸亏地方官员率兵赶来,骚乱才没有扩大。
三天后,教堂方面搬运行李,又被疑为是见了揭帖后“心虚”了,要转移从中国人身上挖取的心脏和眼睛。群情于是哗然,人群冲进了教堂,打、砸、抢。接下来在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多个地方,又连连发生了多起冲击并焚烧教堂的事件。
在芜湖,教堂的大门被砸开后,法国传教士夏鸣雷、滕伯禄以及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华约翰从后门逃走,上了一条太古公司的轮船,上船之前,他们亲眼看见教堂正燃起熊熊大火,人们在疯狂的抢劫。他们还观察到:“在乱众之中,有两三个穿着体面的汉人指挥破坏教堂。他们每人手执小旗。在中国,他们挥舞旗帜如此熟练,表明他们可能是属于某个秘密结社的。”
不久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拿获了一个名叫曹义祥的湖南人,他的供词把扬州、芜湖、丹阳等多起教案的发生经过展现了出来。曹义祥供称:光绪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曾是营勇的哥老会头目蒋桂仿等人来到他家,商议如何发洋财,几人一起拟定了一个方案: (一) 预备匿名揭贴,揭露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罪行;(二) “遍处张贴”,制造声势, (三) “哄动众人”,冲击教堂; (四) 尽快脱身,逃离现场。
仔细考虑之后,他们把“闹教”的首站定在扬州。一来在扬州有洋财可发,当时扬州及附近区域共有教堂十余座,教产极多;二是在扬州易于制造教案,从1867 年12 月到1889 年7 月,扬州天主教的育婴堂共收婴儿2 414 名,其中1 603 名受洗后不久即死去,死亡率超过66%(据传教士康治泰统计),众多扬州民众早已是对此“积疑生愤”。
扬州教案后,蒋桂仿等又雇船前往芜湖、南京、镇江、丹阳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就如法炮制,散布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谣言,鼓动民众“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但是舆论并不认为哥老会是制造教案的罪魁祸首,当人们为教案的发生寻找原因时,矛头再一次指向了那些撰刻反教檄文的湖南士绅。原因很明显,在湖北武穴等没有迹象显示有哥老会的“蓄谋”的地方,也接连发生了教案,就在于谣言使得当地居民对教会愤恨已久。
1891年4月29日,武穴居民发现一个教民肩挑4个女孩送往教会,遂对他起了怀疑,突然有人叫道:“幼孩是送入教堂剜眼蒸食的”,顷刻之间,人群糜集,疯狂地冲砸、焚烧教堂,两名英国人被人用石头砸碎头颅,当场毙命。
事后湖北地方官员抓获了两名“正凶”,俩人在供词中都承认,是听信了传教士挖人眼睛的“传说”后,非常愤恨,以至于焚烧教堂,追打洋人。
对此,英国《泰晤士报》在一则评论中说:“1891年,长江一带连闹教案,湖南人不得辞其咎”;各国公使指名要求惩处周汉以儆效尤,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以发动战争来威胁,让清政府禁止反教宣传品的传播。
湖广总督张之洞感受到了事情的棘手,一方面他认为:“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是事,有触即发。”另一方面,他不知该如何处置周汉,因为他得知,长沙的读书人普遍对周汉“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扬言,若周汉获罪,士民就要把长沙城内七十余家教民杀害。
斟酌之后,张之洞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长沙城内曾刊刻过反教宣传品的几家书铺查封, 将从各地民间收集到的各种反教宣传品全部销毁,同时将周汉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 守旧与维新
在“谣言制造工厂”被关闭后,轰动一时的长江教案遂逐渐平息。1895年后,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再加上一批开明官绅的倡导,长沙的形象大变,从“守旧”变为宣扬维新变法的中心,曾以“卫道”为己任的湖南官绅喊出了新口号:“其守(旧) 愈笃者, 其变亦愈诚;吾湘立, 则中国变;吾湘变, 则中国存。”
而周汉还是“矢志不渝”,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号:“大清臣子周孔徒”,继续努力传播反教檄文。张之洞对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三月, 张之洞致电湘抚, 要求将周汉“速行惩办,以遏乱萌”, 建议将其发配。次日, 再电湘抚称“周汉狂悍可恨”,主张监禁。
周汉不服,他指责的矛头已经从传教士倒向了维新派的湖南官绅:“究是何国之臣子,何人之徒乎?” 他表示:“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
这些指责让地方官员十分恼怒,但又无法驳斥,毕竟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于是他们寻找周汉的“别项劣迹”,给他定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长期监禁了事。
尽管对周汉的处理宣告结束,但周汉所散布的谣言却并未平息,它们穿越中原,向华北广大的平原地区散播,最终在数年之后,促成了1900年那场针对外国传教者更加激烈的运动。■
光绪二年的剪辫恐慌
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人都惊惶地看管着自己的辫子。传说有“白莲教匪”驱遣纸人,于暮夜之时剪人的辫子,被剪者的魂魄即被收去,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注意到,当时的人们“无论贤愚,也无论男女老幼,都由于兴奋和恐惧而失去了正常理智”。他还列举了许多传闻案例:有人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阵冰凉,辫子就不见了;有人在街道上与陌生人讲话,突然陌生人消失了,该人的辫子也不见了;有人看了某个外国小孩一眼,他的辫子就不见了……
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奏称,这场剪辫恐慌最早出现在南京一带,当年三四月间,南京要修建一座桥梁,却传出了承揽工程的石匠为了顺利合拢桥梁要收生人之魂以加固桥墩的谣言,并很快传到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南方省份乃至京城。
一些被怀疑用“妖术”剪辫的“匪徒”被官府抓获后供出天主教,希望能借助地方官员对教会的忌惮而逃脱牢狱之灾,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本来与剪辫恐慌“并无干涉”的教堂成为民众发泄不满的出口,并在皖南、苏南、江西、湖南等地引发了多起教案。(何书彬整理)
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明显地感到,他们已经被无所不在的谣言所包围,在这些谣言里,他们干尽了迷奸妇女、给井水投毒、拐卖儿童、刨挖坟茔、私藏军火等坏事。
其中最让一般民众感到恐慌的,莫过于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说法,说是传教士会施展妖术挖取中国人的眼睛,用以制药或炼银。
传教士把他们搜集到的反教宣传品寄回本国,几乎所有人看了都“切齿愤恨”,西方各国在华公使也为这些宣传品的四处流布而忧心忡忡,美国驻华公使田贝说,它们正在“系统地煽动仇恨”。
与此同时,田贝的担心正在长江流域一步步地变成现实,1891年成了西方在华教会梦魇般的一年,被谣言鼓动的民众冲击了扬州、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个地方的教堂,把它们砸烂、烧毁,并抢走一切可以搬走的东西。这些教案总称为长江教案,构成了“义和团事件”以前最为严重的反教事件。
■ “鬼叫该死”
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嘉托玛的协助下,杨格非开始寻找这些谣言的来源。不久后,他就发现长沙是个制造谣言的“大本营”。
杨格非先是获得了两本名为《鬼叫该死》的印刷品,在这个极富攻击性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为“鬼叫”,“鬼叫都有妖术,切得妇人们崽肠子奶尖子、孕妇胞胎、小孩子肾子,他拿去卖与商人配制照相的药水,熬炼铜铅,每百斤铜铅熬出八斤银。凡从叫(教)的死了,鬼叫不准亲人近前,要由他殡殓,他把眼睛刻了去,也是卖去配药……”
在历数“鬼叫”的种种罪恶行径后,作者破口大骂,鼓动人们去冲击教堂:“你们看鬼叫连王八婊子不如,该死一万年不足。既这样该死,为何中国人偏要从他入叫哩?”
《鬼叫该死》来自长沙,作者周汉是一名湖南宁乡的士绅,曾担任左宗棠的幕僚,积功升至陕西候补道。从1884年起,周汉寓居长沙,同时开始撰刻各种反教宣传品,总数达到三四十种。
不仅如此,周汉也督促亲友一起来鼓动反教,比如“自教其诸子皆习刻字,专刻诋洋教之书”。在周汉倡议下撰刻的反教宣传品,总数更是达数百种之多。
除了语言通俗的《鬼叫该死》,为了更直接地鼓动起目不识丁的一般民众对洋教的仇恨,周汉还撰刻了图文并茂的《谨遵圣谕辟邪全图》,活灵活现地展现了传教士“挖眼剖心”的种种场面。
这些反教檄文从长沙散布出来后,再经过各地的层层复刻,总的散发量便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其中《鬼叫该死》一书,仅在湖南就散发了80万册,在整个长江流域的散布数量更是难以计数,最远的居然散播到了新疆。
早在4年前,田贝就注意到了一本名为《辟邪纪实》的反教作品,当时这本书已经散播到了北京一带,它的作者崔也是一名湖南人,与周汉是宁乡同乡。
出现于1861年的《辟邪纪实》看上去是一本专为读书阶层而写的反教作品,但是作为早期的反教檄文,此书的“重要性”却不言而喻,它汇集了关于传教士的种种流言,并且还用“供词”的形式把这些谣言写得生动可信,比如:“小的是山东历城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二十一岁在广州跟官,从黄老坤学得天主教。他教小的画符在手上,到街市随意向小娃儿头上一拍,小娃儿便迷着了,只见前面一线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随了我走。引到僻静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肾子,卖与洋人做药……”
几乎和《辟邪纪实》同时,在长沙还出现了一份《湖南合省公檄》,该檄文一一列举了天主教的虚妄和危害, 鼓动士农工商各色人等“拔剑同仇”,“反教拒夷”。
以上两本书后来成为众多反教檄文和匿名揭帖的题材库和蓝本,伴随着它们的广为流传,中国民众的恐慌和在华外国人的不安情绪都在一天天地增加。
■ 傲慢与偏见
1891年的反教谣言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它们之前在中国已长期存在。传教士和中国士绅在接触时,双方都表现出来的傲慢与偏见更是助长了这些谣言的滋生。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基督教获取了在中国内地传教的权利,传教士开始大量涌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以天主教来说,到1870年,欧洲各国派来250名传教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则达到886名。
与传教士人数增多相应的是教会影响力的迅速扩大,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加入了教会,或者开始接受教会提供的教育。仅在耶稣会管理的江南代牧区,据当时的报道,在1878-1879年时就有了345所男学校和6222名男学生,213所女学校和2791名女学生,到19世纪的最后几年,也就是《鬼叫该死》等反教檄文广为流布的时候,天主教在江南的学生数量已经超过了1.6万名。
在此之前,中国的大门曾对基督紧闭了一个多世纪。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把基督教列为禁止传播的教派,从此之后,中国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基督教徒的数量却越来越少。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罗马教皇曾哀叹说:“教会(在中国)可能在几代人的时期内不复存在。”
蓬勃发展的传教形势鼓舞了西方人的热情。1868年,担任中国第一个外交使节团团长的前美国公使蒲安臣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他极力地鼓动西方人“到中国去”:“中国欢迎你们的商人,欢迎你们的传教士,要求你们的传教士把光辉的十字架插到中国的每个山头和每个山谷中。”
然而现实却和蒲安臣的热烈宣扬正好相反,在华传教士的形象在中国却一点都不“光辉”。
当一名普通中国人想起这个神秘的宗教时,往往把它和同样被禁止的白莲教相提并论,以为基督教里也充斥着幻想和妖术。
传教士和中国的士绅互相敌视。在传教士看来,中国人祭拜孔子属于偶像崇拜,相信“求雨”和风水更是不着边际的迷信;在中国士绅看来,基督教则在本质上就是就是邪恶的,如果任凭这些“异端邪说”传播,将导致“圣贤之道”的败坏和社会秩序的颠覆。
一些传教士的傲慢言行更加深了中国士绅们的这些印象。伦敦会的传教士艾约瑟这样描写1851春天他的一次游历:“我们到江湾去参加另一次盛大节日……这里立即聚集了大群听众,我们告诉他们搞迷信是错误的,他们的儒家学说有很大的缺陷,然后我向他们约略说明了基督教的伟大之处。”
中国士绅用更为傲慢的姿态来应对传教士的言说,他们把基督教直斥为“邪教”,把传教士等同于“禽兽”,同时制造谣言让民众去攻击教会。
如果追溯源流的话,会发现这些流言的出现毫不奇怪。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刚刚进入中国时,基于这个宗教的神秘感和本土秘密教门带来的印象,许多人怀疑利玛窦会炼金术;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书中,也载有天主教“烹食小儿之说”。
天主教会“挖眼”一说,最早可见于雍正二年湖北黄冈人吴德芝所著的《天主教书事》一文,其中写到天主教会挖掉濒死或已死的中国教徒的眼睛;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也煞有介事地写道,“闻夷市中国铅百斤可煎文银八两,其余九十二斤仍可卖还原价。惟其银必以华人睛点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济事也。”
这些传闻经过湖南士绅添油加醋的润色,变得更加可信了,加之一些天主教仪式带给普通中国人的神秘感和想象,比如忏悔、临终涂油以及为临死的婴儿施洗的仪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天主教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了。
■ 教案潮
崔暕、周汉都参加过湘军,他们念念不忘湘军领袖曾国藩那一篇气势磅礴的《讨粤匪檄》,在那篇檄文中,曾国藩号召所有读书人都应该起来讨伐天主教,“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
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暕、周汉都认为自己是在为捍卫名教而进行一场“圣战”。
一股隐藏在地下的力量此时也悄然出头,开始和士绅们一起散播“挖眼”谣言,不过他们的目的显然是和士绅们不同的。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长江下游省份的人口大量衰减,江苏、安徽两省的人口甚至减少了一半,随后,众多的两湖居民迁居到长江下游成为“客民”,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流民社会,哥老会等会党势力快速滋长,其中夹杂着湘军裁撤后留下的大量兵勇。
这些两湖籍的哥老会成员通过口耳相传、张贴匿名揭帖的方式,一边散播传教士“挖眼”的谣言制造恐慌,一边寻找借机渔利的机会。
1891年三月二十日,有人站在扬州鸿文巷圣母堂前“大肆咆哮”,说他妻子被天主堂“迷害”了。围观的人群中,有曾经看到反教揭帖者,有相信咆哮者所言为实者,“同声附和,嘈嚷喧闹”,人群越聚越多,五六千人开始冲击教堂,打毁了教堂的围墙和后门。幸亏地方官员率兵赶来,骚乱才没有扩大。
三天后,教堂方面搬运行李,又被疑为是见了揭帖后“心虚”了,要转移从中国人身上挖取的心脏和眼睛。群情于是哗然,人群冲进了教堂,打、砸、抢。接下来在芜湖、丹阳、无锡、江阴、阳湖、如皋等多个地方,又连连发生了多起冲击并焚烧教堂的事件。
在芜湖,教堂的大门被砸开后,法国传教士夏鸣雷、滕伯禄以及美以美会的传教士华约翰从后门逃走,上了一条太古公司的轮船,上船之前,他们亲眼看见教堂正燃起熊熊大火,人们在疯狂的抢劫。他们还观察到:“在乱众之中,有两三个穿着体面的汉人指挥破坏教堂。他们每人手执小旗。在中国,他们挥舞旗帜如此熟练,表明他们可能是属于某个秘密结社的。”
不久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拿获了一个名叫曹义祥的湖南人,他的供词把扬州、芜湖、丹阳等多起教案的发生经过展现了出来。曹义祥供称:光绪十七年三月十四日, 曾是营勇的哥老会头目蒋桂仿等人来到他家,商议如何发洋财,几人一起拟定了一个方案: (一) 预备匿名揭贴,揭露传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罪行;(二) “遍处张贴”,制造声势, (三) “哄动众人”,冲击教堂; (四) 尽快脱身,逃离现场。
仔细考虑之后,他们把“闹教”的首站定在扬州。一来在扬州有洋财可发,当时扬州及附近区域共有教堂十余座,教产极多;二是在扬州易于制造教案,从1867 年12 月到1889 年7 月,扬州天主教的育婴堂共收婴儿2 414 名,其中1 603 名受洗后不久即死去,死亡率超过66%(据传教士康治泰统计),众多扬州民众早已是对此“积疑生愤”。
扬州教案后,蒋桂仿等又雇船前往芜湖、南京、镇江、丹阳等地,每到一地,他们就如法炮制,散布传教士“挖眼剖心”的谣言,鼓动民众“放火烧毁教堂,就可除害!”但是舆论并不认为哥老会是制造教案的罪魁祸首,当人们为教案的发生寻找原因时,矛头再一次指向了那些撰刻反教檄文的湖南士绅。原因很明显,在湖北武穴等没有迹象显示有哥老会的“蓄谋”的地方,也接连发生了教案,就在于谣言使得当地居民对教会愤恨已久。
1891年4月29日,武穴居民发现一个教民肩挑4个女孩送往教会,遂对他起了怀疑,突然有人叫道:“幼孩是送入教堂剜眼蒸食的”,顷刻之间,人群糜集,疯狂地冲砸、焚烧教堂,两名英国人被人用石头砸碎头颅,当场毙命。
事后湖北地方官员抓获了两名“正凶”,俩人在供词中都承认,是听信了传教士挖人眼睛的“传说”后,非常愤恨,以至于焚烧教堂,追打洋人。
对此,英国《泰晤士报》在一则评论中说:“1891年,长江一带连闹教案,湖南人不得辞其咎”;各国公使指名要求惩处周汉以儆效尤,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以发动战争来威胁,让清政府禁止反教宣传品的传播。
湖广总督张之洞感受到了事情的棘手,一方面他认为:“各省闹教之由,实由匿名揭帖最为祸首,挖眼残害诸事,有图有歌,谣传一播,愚民竟谓目前真有是事,有触即发。”另一方面,他不知该如何处置周汉,因为他得知,长沙的读书人普遍对周汉“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扬言,若周汉获罪,士民就要把长沙城内七十余家教民杀害。
斟酌之后,张之洞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将长沙城内曾刊刻过反教宣传品的几家书铺查封, 将从各地民间收集到的各种反教宣传品全部销毁,同时将周汉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 守旧与维新
在“谣言制造工厂”被关闭后,轰动一时的长江教案遂逐渐平息。1895年后,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再加上一批开明官绅的倡导,长沙的形象大变,从“守旧”变为宣扬维新变法的中心,曾以“卫道”为己任的湖南官绅喊出了新口号:“其守(旧) 愈笃者, 其变亦愈诚;吾湘立, 则中国变;吾湘变, 则中国存。”
而周汉还是“矢志不渝”,并且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号:“大清臣子周孔徒”,继续努力传播反教檄文。张之洞对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三月, 张之洞致电湘抚, 要求将周汉“速行惩办,以遏乱萌”, 建议将其发配。次日, 再电湘抚称“周汉狂悍可恨”,主张监禁。
周汉不服,他指责的矛头已经从传教士倒向了维新派的湖南官绅:“究是何国之臣子,何人之徒乎?” 他表示:“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
这些指责让地方官员十分恼怒,但又无法驳斥,毕竟天下还是大清的天下,于是他们寻找周汉的“别项劣迹”,给他定了一个“疯癫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长期监禁了事。
尽管对周汉的处理宣告结束,但周汉所散布的谣言却并未平息,它们穿越中原,向华北广大的平原地区散播,最终在数年之后,促成了1900年那场针对外国传教者更加激烈的运动。■
光绪二年的剪辫恐慌
光绪二年(1876年),北京人都惊惶地看管着自己的辫子。传说有“白莲教匪”驱遣纸人,于暮夜之时剪人的辫子,被剪者的魂魄即被收去,生命危在旦夕。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何天爵注意到,当时的人们“无论贤愚,也无论男女老幼,都由于兴奋和恐惧而失去了正常理智”。他还列举了许多传闻案例:有人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阵冰凉,辫子就不见了;有人在街道上与陌生人讲话,突然陌生人消失了,该人的辫子也不见了;有人看了某个外国小孩一眼,他的辫子就不见了……
时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奏称,这场剪辫恐慌最早出现在南京一带,当年三四月间,南京要修建一座桥梁,却传出了承揽工程的石匠为了顺利合拢桥梁要收生人之魂以加固桥墩的谣言,并很快传到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南方省份乃至京城。
一些被怀疑用“妖术”剪辫的“匪徒”被官府抓获后供出天主教,希望能借助地方官员对教会的忌惮而逃脱牢狱之灾,这样导致的后果是本来与剪辫恐慌“并无干涉”的教堂成为民众发泄不满的出口,并在皖南、苏南、江西、湖南等地引发了多起教案。(何书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