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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国国君的车队缓缓而来,前方仪仗已经到达谷口。谷口周边的农田里,一排排的黍子在夏天的清风里摇曳。高粱已经抽出了穗儿。
齐鲁两国便要在这夹谷的高台上会盟。
鲁定公身旁,一个身材特别高大之人显得尤为突出。他哈着腰,两手当心,微向前倾,腰间那柄佩剑便显得格外突出。
这个大个子便是鲁国著名的孔丘。是年,他五十二岁,直到两年前,他才刚刚出仕。他以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而闻名于诸侯。
政治上的闪光时刻
孔子短暂的仕途可谓极为顺利。鲁定公九年,他做了中都宰,一年之内,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接着便升至大司寇。而且他极得鲁国国君和实际掌权的季桓子的信任。“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
当此之时,正逢前现代中国社会组织变迁得最厉害的时期。原本贵族封建,其基础是宗法,一个国家便是扩大了的家族,宗庙里的谱牒,就是政治上的名分。祭礼上,宗庙“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然而“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尊崇“礼”的精神基础动摇了。王室大乱,天子蒙尘,公卿主政,家臣作乱。贵族们堕落失礼,高高在上,反而民间出现了一辈多文知礼的博学之人。“于是王官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
孔子在齐鲁夹谷会盟时,便是以大司寇担当掌礼的“相”。 他本是殷商王室微子启的后代,先世又由诸侯家转为公卿之家,到了父亲叔梁纥这一辈,为鲁国郰邑大夫。叔梁纥身材高大,是一位著名的大力士。诸侯联军攻打晋国逼阳城,叔梁纥随鲁军参加了战斗。逼阳人故意打开城门,诱敌入城,然后突然放下供战事用的悬门,以便闭门消灭敌人。这时候,叔梁纥迅速托起沉重的悬门,使已入城的军队跑了出来。叔梁纥算是一个原始的“儒”。儒,本来便是当时社会的一个职业,“鲁之君子多术艺”,他们娴习六艺,为贵族效命。孔子幼年便丧父,生活极为艰难,他曾经当过仓库管理员,牧羊人。但生于士族,“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从小习礼,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以知礼闻名。
夹谷会盟,并非孔子和齐景公初次相见。鲁国内乱时,他曾经跑到齐国避乱。 齐景公慕名向他问政,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父、子各守其礼,各尽其事,国家秩序才能保证,才能上下一心。
公元前500年,他们又一次见面了。
此番两位国君会盟,鲁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三桓和齐国最大的两大政治势力领袖晏子和田乞都没有出现。此时的国际形势对齐国有利。晋国因公卿作乱失掉了盟主之位,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国和卫国已与齐国结盟,齐、鲁和战不止,中原又陷入了战乱。孔子此次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齐国的相犁弥很轻视孔子,认为他“知礼而无勇”,出主意武装莱人劫持鲁君。齐侯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据《左传》记载,孔子按剑上前,一番话说得不卑不亢:“两国国君既然会盟和好,为什么又用东夷俘虏以武力胁迫?这难道便是齐国号令诸侯的方式吗!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这样做,于神为不敬。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想来您堂堂齐国国君不会这么干吧!”孔子用他的礼和义折服了齐侯。两国即将盟誓,齐国人临时出花样,孔子随机应变,竟然让齐国归还了郓地、讙地、龟阳的土地。
这是孔子五十岁出仕之后,抑私家尊公室、推行礼乐之道的最佳时机。他向鲁定公和三桓提出了“堕三都”。“堕三都”,就是堕毁、拆除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桓”家的采邑费、郈、成三邑。
四年前季氏的家臣阳虎叛乱,打着维护国君权威的旗号,差点囚禁了季桓子,郓地、讙地、龟阳的土地也便是因此被阳虎献给了齐国。家臣们据邑叛乱,三桓也不得安宁,如今都支持堕三都。叔孙氏首先堕毁了郈邑。费邑的公山弗扰听闻要堕费,抢先发难,偷袭鲁国国都。鲁定公和季桓子匆匆忙忙逃奔到季氏家中。孔子组织人马击退费人,乘胜平乱,堕了费邑。
孟懿子的手下公敛处父孟懿子提醒他,“堕三都”旨在抑三家,强公室。曾师从孔子的孟懿子从此任由公敛处父据成抗堕。直到这年十二月,鲁定公亲自帅师围城,无功而返。堕三都功败垂成。
孔子出仕之初鲁国上下信任的格局很快被打破了。齐国人适时送来了一批美女良驹。鲁定公和季桓子君臣“往观终日,怠于政事”7。齐国畏惧鲁国重用孔子,尊扬公权,担忧鲁国因此强大成为齐国隐患,遂用了一招“美人计”分化鲁国君臣。 孔子的一个弟子公伯寮也向季氏诋毁时为季氏宰的子路。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的反应十分淡然。从政这几年正逢知天命之年,他认为“命”是一种力量,知天命,就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性,以便在处理事务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他还想等待时机。
接着是鲁国的春祭,孔子随行郊祭,季桓子没有给孔子送祭肉。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季氏心里动摇,开始疏远冷淡孔子。
游列国,觅知音
如今鲁国情势已无可作为。孔子决定带着一帮弟子们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高龄出去闯荡,寻求可以施展抱负的机遇。
“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礼具有约束性,不仅仅是在祭祀里国家大法的约束,而且是对人的行为也进行约束,从形式而走向道德理论规范,最终人们通过礼和乐,而达于道。
此时可谓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复古,还是创新?孔子向往文武周公这样的“圣人时代”,但对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国家有关贡献的人,他也能持平而论。“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赞扬管仲保护诸候小国,驱逐外族的功劳,但也严厉地批评他收取大量的市租,奢侈、越礼等行为。他并非想返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是想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
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会面对三种敌对势力:一种是反对他的人;一种是不理解他的人,一种是他自己深深的疲倦和失望。
孔子从离开鲁国到再次返回,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他和弟子们先后到过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流亡羁旅,他常常击磬遣怀。他以美玉自譬,怀抱理想,等待识货之人。闻磬音而知心事,卫国一位扛着草框的隐士,因此回应他说,没有知音,就独善其身好了,有如涉水,水深,索性穿着衣服趟过去,水浅,不妨就撩起衣服趟过去。
显然,面对隐士们的的劝讽和质疑,孔子常常显得颇为矛盾。 在去蔡国途中,他曾经派子路向两个农夫长沮和桀溺问路。这两人一个说孔丘自然知道路在哪里,一个说与其辟人,不如辟世。孔子脸色怃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天下有道,他就不会汲汲于用世;正因世道太乱,他才不得不出来保护以往圣人们开创的文化,还要努力改变一切背道而驰的流俗。
然而,面对坚硬冰冷的现实,他又常常和弟子们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他也会有“知我者其天乎!”这样孤独无比地发问。
明道然后行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君子的天职吗?然而生逢乱世,礼崩乐坏。仕,还是不仕?这确实是春秋末世读书之人必然面对的选择。
他和弟子们首先不得不解决生计问题。他一度曾想答应晋国中牟宰佛肸的邀约,子路反对,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初到卫国,他是赁廛而居,后来他借助在子路的妻兄家里。
终于,他获卫灵公召见。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卫灵公让孔子做什么职务,如今已不可考。孔子和弟子们如是方可长期客居卫国。 然而,麻烦接踵而至。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倾慕孔子的风度和学识,派人去见孔子,“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君夫人见外臣,不为失礼,孔子无法推辞,“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见南子给孔子造成了很不利的社会影响。憨直的子路挂在脸上,孔子不得不赌咒发誓。卫国大夫王孙贾则讽谏他何必借南子求仕。 此时孔子可谓名满天下、无人重用,尚要面对嗖嗖飞来的谎言和冷箭。对卫国,他亦心存期望,一则“鲁卫之政,兄弟也”,卫国和鲁国,风俗相近,多君子;一则卫国有三位能臣,“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政事颇有可观之处。
当此之时,卫灵公年未及五十,精力充沛,国内南子弄权,太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出奔宋国、晋国,正所谓父不父、子不子。
再次召见孔子,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打胜仗。“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如是回答。卫灵公明白,孔子的意思,是要他首先讲求礼仪齐家治国。权力需要的是崇拜和奉迎。次日两人相见,卫灵公正和孔子说着话,天上有一只雁子飞过, 他“仰视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曾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但面对卫灵公这样公然的失礼,他只感到深深的失望。在卫国他淹迟最久,如今已届启程之时。
他的旅程危机重重。
在宋国,他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
宋国本是孔子的祖籍,而且也是他妻子的祖籍,年轻时候他也来过宋国考察商礼。宋国司马桓(鬼隹)骄横奢侈,命令工匠给他制造一座巨型的石椁,工匠们辛辛苦苦三年还没有完成。孔子自然对此事非常反感,说他还不如死后早点腐烂呢。桓(鬼隹)盛怒,派人砍倒了大树。“天生德於予,桓(鬼隹)其如予何!”孔子倒是表现得相当轻松,弟子们非常紧张,坚持要他微服而行。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临险境。过匡的时候,因为长得像阳虎,被匡人非法拘禁了五天。在陈国他和弟子们被困断粮七天。孔子和弟子们被围困在旷野地带,饥寒交迫。这可谓是孔子游仕经历中最为险恶的一次。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引发子路和老师就君子和小人对待困境不同态度的讨论。
固穷的君子在别人眼里则是另外一种形象。在郑国时,孔子和弟子们失散。孔子独自立于新郑东门外,等候弟子们。子贡寻问老师的踪迹。一个郑国人说,城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淘,肩膀像子产,但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的丧家之狗模样。对郑人这番描述和评价,孔子欣然笑纳,“然哉!然哉!”
如此,则天下共知孔子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不管心中如何渴望行道于天下,他亦得面对现实。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仍是卫国。此时卫灵公已死,他的孙子辄为国君,辄的父亲蒯聩则在晋国随时准备返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话应验了。果然,父子对峙了十七年之后,兵戎相见,子路在这场父子之战中被剁成肉酱。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在外面游历了十四年之后,孔子被季康子迎回了鲁国。回到鲁国的孔子被尊为“国老”,对于出仕改变这个世界,他已经没有了热情。从三十岁开始的教育事业,此时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
此时,他学生子贡、冉有和子路皆为季氏所用,孔子因此得以预闻政事。在为政之道上,学生们显得比老师灵活得多。网罗了孔门三大弟子,季氏子弟得意洋洋,孔子显得十分冷静,“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有时候,他对学生们失望之及。譬如作为季氏宰的冉有,既不能改变其失德的行为,反而帮着增加赋粟,逼着孔子说出“求非我徒也”这样的话,甚至表示年轻一辈的弟子们因此“鸣鼓而攻之可也”。从政的弟子们不能劝止季氏增田赋,伐颛臾,旅泰山种种失政失礼之处,他所坚信的是他们尚具有底线,“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他的大弟子们各有所成,各有所用。“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一辈的子游,子夏,曾子也兢兢业业地研究诗、书文学。恂恂文士,赳赳武夫,贵族平民,商贾农夫,乞丐盗贼,孔门有教无类,声势浩大。
鲁哀公十四年,七十一岁的孔子最后一次发表政见。齐相田成子弑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朝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发兵讨伐。鲁国君臣自然不听。孔子对弟子们说,结果早已知道,不过我是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向君与相进言。他以身作则,希望弟子们能够不管失败,去尽一个君子的职责。 他开创了历史上“以古非今”的异议传统。从此那些自认天命所归的统治者们就别指望能逃脱儒生们的质疑了,被拿来和古代圣贤比较,成了他们的噩梦之一。
这是他经过一生的挣扎才确立下来的信念。
关于晚年孔子的记载泪迹斑斑。世道如此混乱无望,他不再奢望现实的改变,“孔子惧,作《春秋》。” 这一年, 鲁君狩猎,获一怪兽,左足已折,时人不识,以为不祥之物。孔子看了之后说是传说中的祥瑞“麟”。为何祥瑞出现在如此世道?孔子“反袂拭面,泣涕沾襟”。 他说:“吾道穷矣!”。《春秋》便绝笔于获麟。这一年,他最钟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他哀伤过度。 一年后,子路战死的消息传来,他哭子路于中庭。
公元前479年初夏的一天,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外走来走去,哼着一首绝望的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七天之后,孔子离世。
尽管后人把孔子奉为最高权威,给他加上了“至圣”、“素王”这些头衔。孔子从未自称是圣人,他亦从不轻易称许别人仁智。当子贡恭维他是“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他诚恳地回答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他所满意的,是自己学不厌、教不倦。
在他死后,弟子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造圣运动”。他成了一个比上古圣人尧、舜更伟大的“圣人”。史上第一厉害人物。他的一位学生有若,长相接近孔子,更把孔子比喻为兽中麒麟、鸟中凤凰。一千多年后的朱熹则把他抬到了一个迹近神的地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一个比孔子本人更伟大的“孔子”在他死后诞生了。他的学生们则纷纷进入政坛。从此,一个全新的阶层诞生了,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出身高贵比不上道德高尚。
许多年后,一个受过“墨”刑的人,据说亦在孔门受过教,他自创教义,公开反对孔子。他的矛头直指孔子本人,“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
墨子“非儒”,主要是反对儒家礼、乐,认为这些事劳民伤财,譬如丧葬之礼,最为浪费,用在死人身上,不如用来奉养活人。墨子理想中的圣人是大禹那样的苦行者,“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不过,钱穆先生认为儒墨两派有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的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若干年后,儒家分舵之一法家的一位后起之秀将成为真正的“反对派的反对派”。他烦透了那些对朝政说三道四,在思想上制造麻烦的愚儒,他提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 ■
齐鲁两国便要在这夹谷的高台上会盟。
鲁定公身旁,一个身材特别高大之人显得尤为突出。他哈着腰,两手当心,微向前倾,腰间那柄佩剑便显得格外突出。
这个大个子便是鲁国著名的孔丘。是年,他五十二岁,直到两年前,他才刚刚出仕。他以懂得当时现行的一切礼而闻名于诸侯。
政治上的闪光时刻
孔子短暂的仕途可谓极为顺利。鲁定公九年,他做了中都宰,一年之内,由中都宰升为小司空,接着便升至大司寇。而且他极得鲁国国君和实际掌权的季桓子的信任。“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
当此之时,正逢前现代中国社会组织变迁得最厉害的时期。原本贵族封建,其基础是宗法,一个国家便是扩大了的家族,宗庙里的谱牒,就是政治上的名分。祭礼上,宗庙“宰”和掌礼的“相”便是主持这些名分的人。“礼本为祭仪,推广而为古代贵族间许多种生活的方式和习惯。此种生活,皆带有宗教的意味与政治的效用。”然而“一切非礼,逐渐从贵族之奢僭中产生”,尊崇“礼”的精神基础动摇了。王室大乱,天子蒙尘,公卿主政,家臣作乱。贵族们堕落失礼,高高在上,反而民间出现了一辈多文知礼的博学之人。“于是王官之学渐渐流散到民间来,成为新兴的百家。”
孔子在齐鲁夹谷会盟时,便是以大司寇担当掌礼的“相”。 他本是殷商王室微子启的后代,先世又由诸侯家转为公卿之家,到了父亲叔梁纥这一辈,为鲁国郰邑大夫。叔梁纥身材高大,是一位著名的大力士。诸侯联军攻打晋国逼阳城,叔梁纥随鲁军参加了战斗。逼阳人故意打开城门,诱敌入城,然后突然放下供战事用的悬门,以便闭门消灭敌人。这时候,叔梁纥迅速托起沉重的悬门,使已入城的军队跑了出来。叔梁纥算是一个原始的“儒”。儒,本来便是当时社会的一个职业,“鲁之君子多术艺”,他们娴习六艺,为贵族效命。孔子幼年便丧父,生活极为艰难,他曾经当过仓库管理员,牧羊人。但生于士族,“为儿嬉戏,陈俎豆,设礼容”,从小习礼,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便以知礼闻名。
夹谷会盟,并非孔子和齐景公初次相见。鲁国内乱时,他曾经跑到齐国避乱。 齐景公慕名向他问政,他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君、臣、父、子各守其礼,各尽其事,国家秩序才能保证,才能上下一心。
公元前500年,他们又一次见面了。
此番两位国君会盟,鲁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三桓和齐国最大的两大政治势力领袖晏子和田乞都没有出现。此时的国际形势对齐国有利。晋国因公卿作乱失掉了盟主之位,齐景公背晋争霸,郑国和卫国已与齐国结盟,齐、鲁和战不止,中原又陷入了战乱。孔子此次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齐国的相犁弥很轻视孔子,认为他“知礼而无勇”,出主意武装莱人劫持鲁君。齐侯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据《左传》记载,孔子按剑上前,一番话说得不卑不亢:“两国国君既然会盟和好,为什么又用东夷俘虏以武力胁迫?这难道便是齐国号令诸侯的方式吗!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这样做,于神为不敬。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想来您堂堂齐国国君不会这么干吧!”孔子用他的礼和义折服了齐侯。两国即将盟誓,齐国人临时出花样,孔子随机应变,竟然让齐国归还了郓地、讙地、龟阳的土地。
这是孔子五十岁出仕之后,抑私家尊公室、推行礼乐之道的最佳时机。他向鲁定公和三桓提出了“堕三都”。“堕三都”,就是堕毁、拆除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桓”家的采邑费、郈、成三邑。
四年前季氏的家臣阳虎叛乱,打着维护国君权威的旗号,差点囚禁了季桓子,郓地、讙地、龟阳的土地也便是因此被阳虎献给了齐国。家臣们据邑叛乱,三桓也不得安宁,如今都支持堕三都。叔孙氏首先堕毁了郈邑。费邑的公山弗扰听闻要堕费,抢先发难,偷袭鲁国国都。鲁定公和季桓子匆匆忙忙逃奔到季氏家中。孔子组织人马击退费人,乘胜平乱,堕了费邑。
孟懿子的手下公敛处父孟懿子提醒他,“堕三都”旨在抑三家,强公室。曾师从孔子的孟懿子从此任由公敛处父据成抗堕。直到这年十二月,鲁定公亲自帅师围城,无功而返。堕三都功败垂成。
孔子出仕之初鲁国上下信任的格局很快被打破了。齐国人适时送来了一批美女良驹。鲁定公和季桓子君臣“往观终日,怠于政事”7。齐国畏惧鲁国重用孔子,尊扬公权,担忧鲁国因此强大成为齐国隐患,遂用了一招“美人计”分化鲁国君臣。 孔子的一个弟子公伯寮也向季氏诋毁时为季氏宰的子路。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孔子的反应十分淡然。从政这几年正逢知天命之年,他认为“命”是一种力量,知天命,就是要了解事物的规律性和利用事物的规律性,以便在处理事务中不偏不倚,恰到好处。
他还想等待时机。
接着是鲁国的春祭,孔子随行郊祭,季桓子没有给孔子送祭肉。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季氏心里动摇,开始疏远冷淡孔子。
游列国,觅知音
如今鲁国情势已无可作为。孔子决定带着一帮弟子们离开鲁国,以五十五岁高龄出去闯荡,寻求可以施展抱负的机遇。
“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礼是立身处世的根本。礼具有约束性,不仅仅是在祭祀里国家大法的约束,而且是对人的行为也进行约束,从形式而走向道德理论规范,最终人们通过礼和乐,而达于道。
此时可谓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是复古,还是创新?孔子向往文武周公这样的“圣人时代”,但对同时代的人,尤其是对国家有关贡献的人,他也能持平而论。“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赞扬管仲保护诸候小国,驱逐外族的功劳,但也严厉地批评他收取大量的市租,奢侈、越礼等行为。他并非想返回到文武周公时代,而是想找出一条中间道路来。
一个理想主义者,必然会面对三种敌对势力:一种是反对他的人;一种是不理解他的人,一种是他自己深深的疲倦和失望。
孔子从离开鲁国到再次返回,前后达十四年之久。他和弟子们先后到过卫国、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流亡羁旅,他常常击磬遣怀。他以美玉自譬,怀抱理想,等待识货之人。闻磬音而知心事,卫国一位扛着草框的隐士,因此回应他说,没有知音,就独善其身好了,有如涉水,水深,索性穿着衣服趟过去,水浅,不妨就撩起衣服趟过去。
显然,面对隐士们的的劝讽和质疑,孔子常常显得颇为矛盾。 在去蔡国途中,他曾经派子路向两个农夫长沮和桀溺问路。这两人一个说孔丘自然知道路在哪里,一个说与其辟人,不如辟世。孔子脸色怃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天下有道,他就不会汲汲于用世;正因世道太乱,他才不得不出来保护以往圣人们开创的文化,还要努力改变一切背道而驰的流俗。
然而,面对坚硬冰冷的现实,他又常常和弟子们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他也会有“知我者其天乎!”这样孤独无比地发问。
明道然后行道,这难道不是一个君子的天职吗?然而生逢乱世,礼崩乐坏。仕,还是不仕?这确实是春秋末世读书之人必然面对的选择。
他和弟子们首先不得不解决生计问题。他一度曾想答应晋国中牟宰佛肸的邀约,子路反对,他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初到卫国,他是赁廛而居,后来他借助在子路的妻兄家里。
终于,他获卫灵公召见。
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
卫灵公让孔子做什么职务,如今已不可考。孔子和弟子们如是方可长期客居卫国。 然而,麻烦接踵而至。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倾慕孔子的风度和学识,派人去见孔子,“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君夫人见外臣,不为失礼,孔子无法推辞,“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
见南子给孔子造成了很不利的社会影响。憨直的子路挂在脸上,孔子不得不赌咒发誓。卫国大夫王孙贾则讽谏他何必借南子求仕。 此时孔子可谓名满天下、无人重用,尚要面对嗖嗖飞来的谎言和冷箭。对卫国,他亦心存期望,一则“鲁卫之政,兄弟也”,卫国和鲁国,风俗相近,多君子;一则卫国有三位能臣,“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政事颇有可观之处。
当此之时,卫灵公年未及五十,精力充沛,国内南子弄权,太子蒯聩刺杀南子未遂,出奔宋国、晋国,正所谓父不父、子不子。
再次召见孔子,他关心的是如何才能打胜仗。“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如是回答。卫灵公明白,孔子的意思,是要他首先讲求礼仪齐家治国。权力需要的是崇拜和奉迎。次日两人相见,卫灵公正和孔子说着话,天上有一只雁子飞过, 他“仰视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曾说过:“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但面对卫灵公这样公然的失礼,他只感到深深的失望。在卫国他淹迟最久,如今已届启程之时。
他的旅程危机重重。
在宋国,他和弟子们在一棵大树下演习礼仪。
宋国本是孔子的祖籍,而且也是他妻子的祖籍,年轻时候他也来过宋国考察商礼。宋国司马桓(鬼隹)骄横奢侈,命令工匠给他制造一座巨型的石椁,工匠们辛辛苦苦三年还没有完成。孔子自然对此事非常反感,说他还不如死后早点腐烂呢。桓(鬼隹)盛怒,派人砍倒了大树。“天生德於予,桓(鬼隹)其如予何!”孔子倒是表现得相当轻松,弟子们非常紧张,坚持要他微服而行。
这不是他第一次面临险境。过匡的时候,因为长得像阳虎,被匡人非法拘禁了五天。在陈国他和弟子们被困断粮七天。孔子和弟子们被围困在旷野地带,饥寒交迫。这可谓是孔子游仕经历中最为险恶的一次。 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引发子路和老师就君子和小人对待困境不同态度的讨论。
固穷的君子在别人眼里则是另外一种形象。在郑国时,孔子和弟子们失散。孔子独自立于新郑东门外,等候弟子们。子贡寻问老师的踪迹。一个郑国人说,城门外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脖子像皋淘,肩膀像子产,但从腰以下比禹短了三寸,一副狼狈不堪的丧家之狗模样。对郑人这番描述和评价,孔子欣然笑纳,“然哉!然哉!”
如此,则天下共知孔子是那个“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不管心中如何渴望行道于天下,他亦得面对现实。周游列国的最后一站仍是卫国。此时卫灵公已死,他的孙子辄为国君,辄的父亲蒯聩则在晋国随时准备返卫。“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话应验了。果然,父子对峙了十七年之后,兵戎相见,子路在这场父子之战中被剁成肉酱。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在外面游历了十四年之后,孔子被季康子迎回了鲁国。回到鲁国的孔子被尊为“国老”,对于出仕改变这个世界,他已经没有了热情。从三十岁开始的教育事业,此时已经进入了收获期。“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来的第一个。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
此时,他学生子贡、冉有和子路皆为季氏所用,孔子因此得以预闻政事。在为政之道上,学生们显得比老师灵活得多。网罗了孔门三大弟子,季氏子弟得意洋洋,孔子显得十分冷静,“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 有时候,他对学生们失望之及。譬如作为季氏宰的冉有,既不能改变其失德的行为,反而帮着增加赋粟,逼着孔子说出“求非我徒也”这样的话,甚至表示年轻一辈的弟子们因此“鸣鼓而攻之可也”。从政的弟子们不能劝止季氏增田赋,伐颛臾,旅泰山种种失政失礼之处,他所坚信的是他们尚具有底线,“弑父与君,亦不从也”。
他的大弟子们各有所成,各有所用。“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一辈的子游,子夏,曾子也兢兢业业地研究诗、书文学。恂恂文士,赳赳武夫,贵族平民,商贾农夫,乞丐盗贼,孔门有教无类,声势浩大。
鲁哀公十四年,七十一岁的孔子最后一次发表政见。齐相田成子弑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朝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发兵讨伐。鲁国君臣自然不听。孔子对弟子们说,结果早已知道,不过我是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向君与相进言。他以身作则,希望弟子们能够不管失败,去尽一个君子的职责。 他开创了历史上“以古非今”的异议传统。从此那些自认天命所归的统治者们就别指望能逃脱儒生们的质疑了,被拿来和古代圣贤比较,成了他们的噩梦之一。
这是他经过一生的挣扎才确立下来的信念。
关于晚年孔子的记载泪迹斑斑。世道如此混乱无望,他不再奢望现实的改变,“孔子惧,作《春秋》。” 这一年, 鲁君狩猎,获一怪兽,左足已折,时人不识,以为不祥之物。孔子看了之后说是传说中的祥瑞“麟”。为何祥瑞出现在如此世道?孔子“反袂拭面,泣涕沾襟”。 他说:“吾道穷矣!”。《春秋》便绝笔于获麟。这一年,他最钟爱的弟子颜渊去世,他哀伤过度。 一年后,子路战死的消息传来,他哭子路于中庭。
公元前479年初夏的一天,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外走来走去,哼着一首绝望的歌:“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说着说着还流下了眼泪。七天之后,孔子离世。
尽管后人把孔子奉为最高权威,给他加上了“至圣”、“素王”这些头衔。孔子从未自称是圣人,他亦从不轻易称许别人仁智。当子贡恭维他是“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他诚恳地回答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他所满意的,是自己学不厌、教不倦。
在他死后,弟子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造圣运动”。他成了一个比上古圣人尧、舜更伟大的“圣人”。史上第一厉害人物。他的一位学生有若,长相接近孔子,更把孔子比喻为兽中麒麟、鸟中凤凰。一千多年后的朱熹则把他抬到了一个迹近神的地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一个比孔子本人更伟大的“孔子”在他死后诞生了。他的学生们则纷纷进入政坛。从此,一个全新的阶层诞生了,这个阶层立志通过培养个人的美德和智慧为公众服务,出身高贵比不上道德高尚。
许多年后,一个受过“墨”刑的人,据说亦在孔门受过教,他自创教义,公开反对孔子。他的矛头直指孔子本人,“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
墨子“非儒”,主要是反对儒家礼、乐,认为这些事劳民伤财,譬如丧葬之礼,最为浪费,用在死人身上,不如用来奉养活人。墨子理想中的圣人是大禹那样的苦行者,“腓无,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不过,钱穆先生认为儒墨两派有共同的精神,“他们全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他们当时的贵族生活。儒家的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对贵族的右派,墨家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若干年后,儒家分舵之一法家的一位后起之秀将成为真正的“反对派的反对派”。他烦透了那些对朝政说三道四,在思想上制造麻烦的愚儒,他提议:“有敢偶语诗书者弃世,以古非今者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