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关注声乐指导一行，你不会知道吴龙。同行也并非真正了解他，虽然他是国内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他们迄今不明白，这位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为什么要自杀——6月16日，吴龙从17楼跳下。妻子杨彬一度质疑，他的聘用合同即将期满，不见学院有续约动静，为他平添折磨。
　　1989年冬，吴龙赴美求学。起初在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音乐学院歌剧系任钢琴伴奏助理，后在这里读研。此前30年，他一切只为学琴。作为上海外语学院一对俄语教师的儿子，1978年，他在竞争激烈的全国筛选中胜出，成为总政歌舞团的专业钢琴演奏员。
　　美国国籍、别墅、波士顿大学歌剧学院任教……但杨彬感到，他内心深处一直不宁。2002年，吴龙决意回到上海。
　　杨彬记得，吴龙回上海录制CD期间，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热忱邀请他“以专家身份来校开创钢琴艺术指导新学科”，他的慨叹犹在耳际，“再不回去，我就快退休了，一辈子就平淡度过了。”
　　对此，她不是没追问过，校方有无发来书面合同？他保证“绝对没问题”，“校领导亲口承诺：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
　　“声乐演员成长离不开声乐艺术指导的协助。声乐指导不一定会唱歌，他完成的是对整部音乐作品的处理。这个专业在国外已成熟，而在国内声乐教学体系里还很薄弱，认为只要会弹钢琴就懂伴奏。”当年5月吴龙回国，然而直到9月上海音乐学院开学，他的工作还没有明确的安排。
　　杨彬后来得知，吴龙本想进学院声乐歌剧系，但该系“有些上年纪的钢琴伴奏老师”联名写信反对，“有人看过他的学科设计，他不仅想培养钢琴系的本科生，还要拓展声乐艺术指导专业。还提出，学院在职的钢琴伴奏老师对声乐作品、歌剧历史等各方面亟待系统进修”。等待中，吴龙变得焦灼。他不愿说话，不愿见人，无法入眠。那年11月，他被安排在隶属上海音乐学院的“周小燕歌剧中心”，担任这位歌唱家的助理。
　　除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还有经济上的窘困，“上超市购物，每到结账他就闪到一边，我心想他好小气。后来才知道，他在上音每月只有二三千元。”杨彬说。
　　她间或听到圈内对吴龙的议论——“演出时，台下观众议论钢琴伴奏比唱歌的还好。就有人说，合作时，他爱出风头。”
　　“他太过较真，又有求于体制。可这种性格不容易在体制内讨人喜欢。”与吴龙有过合作的歌唱家范竞马想起排练时，吴身为声乐指导，竟会亲自核查节目单一类的琐事，“可以不惜一切打电话纠正”。
　　2004年，吴龙在中央音乐学院老歌唱家郭淑珍的建议下，来到这所学院，担任歌剧声乐指导、硕士生导师。他无法容忍学生稍有懈怠。他青睐的学生张怡曾被他骂哭，“一次为我参赛，他一口气准备了10首外国曲目，我特崩溃。我老请假。一天他听完我演唱，不满地说，你不行别参赛了。我不信你以后能成为歌唱家……”
　　杨彬在灵堂内摊开一份记录，上面是吴龙多年劳作的硕果：《蒂托的仁慈》《魔笛》《茶花女》《蝴蝶夫人》《叶甫盖尼?奥涅金》，还有尚未完成的《赛密莉》。
　　“《蒂托的仁慈》是中国首演，连字幕都得他自己翻译。《魔笛》花了7个月时间筹备。《茶花女》是国内音乐学院第一次用意大利语全场演出……他生病了不敢说，因为合同上标注，‘连续请病假30天，合同自动失效’。”
　　去年下半年，杨彬发现吴龙在网上化名与陌生人交流。他解释说，他心头涌动一股愤怒，需要寻找一个发泄口。
　　今年5月，吴龙去世纪坛医院神经内科咨询。当时的大夫还有印象，吴龙整个人非常憔悴。问到“生活状态，最深的情绪问题”时，他极力掩饰，惟一承认的是严重失眠。
　　因为是美国籍，吴龙在华就业需每年申请签证。“过去都由学校打理，偏偏这次没有。他想自己办，但没学校续签合同作证明，就办不成。”杨彬分析，也许是母亲和自己的病、对学校不续签的担心，三重压力交织在一起，导致吴龙极度悲观。
　　最后的日子里，他对治疗心灰意冷。有时在家中，他会空洞地凝视妻子，令她莫名心惊。女儿一回家，他便一把紧搂在怀里。5月中旬，杨彬从医院回家途中，收到一条短信，那是她好久没听到的：“爱你，老婆。”
　　朋友曾劝他，干脆放弃体制内的特聘教授合同。他很犹豫，因为面子。而真正的不舍在于，声乐指导需要集中调动优质资源展现整体艺术感，“他觉得中央音乐学院是全国音乐尖子生云集的地方。”杨彬说，他只想发挥半生所学，“但这就是我们回来拓荒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