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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有色眼镜看不清中国
◆ 西方的“中国热”不断升温，但为什么西方总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感到“模糊”？
凡星:
我在伦敦学习期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北京，我感觉身边的人更多关注当前我们的收入是否跑赢CPI，普通人何时能住上大房子、过上好日子。到伦敦后，我发现西方谈论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到底想从外部世界，尤其从西方要什么？作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总萦绕在我身边。现在关于日本的话题没人听了，对其他国家的讨论更加寥落，只有中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学汉语也成为最时尚的事情。我所在的研究所是个小小“联合国”，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经常在一块交流，我发现他们中一半都在刻苦攻读汉语，将其未来和理想寄托在与中国建立联系上。
西方聚焦中国，我看主要是因为中国超预期的发展强大，与美国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带来的实力对比一升一降的鲜明变化。中国学者袁鹏教授最近提到，中国崛起给西方战略界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三重挑战：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我个人觉得，中国崛起正在从心理、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全方位、多层面冲击着西方。中国崛起让西方震撼，连我们自己对这种影响都始料未及。
在伦敦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西方人读到、听到的关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书籍和文章并不少，但他们仍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感到很困惑、很不确定。有美国学者对我说，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感到“模糊”，欧洲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些欧洲学者对我讲，中国的战略意图让人感觉有些“雾里看花”、瞎子摸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宗言:
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个仍处在崛起过程中、尚未完成崛起的大国，这个大国将来到底会怎么走，别人感到不确定是很自然的，人们对未知的东西难免会感到恐惧。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中国是惟一正在实现崛起的东方大国，也是大国里头惟一几千年来文化传承没出现断层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发展道路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理解起来当然困难。中国那么大，又正在快速发展，每天都发生很多新鲜事，同时中国已经进入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忙碌奔波。传统媒体、新媒体如雨后春笋一样多，微博用户数量世界第一，我身边大部分人都织起了“围脖”，在汽车里、地铁上，甚至等电梯的间歇都在看微博、发微博，任何一个话题都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讨论，招致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样一个变化着的中国，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清，更不用说那些不懂中文、不懂中国历史、没来过中国、整天光听西方媒体渲染的西方人。更何况，西方许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媒体一说到中国就一定要贴上Communist的标签，就立即联想到前苏联和冷战，就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肯定是看不清楚的。
当然也必须承认，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西方人喜欢听、愿意听、听得懂的方式来介绍中国，在国内或许可以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但对外千万不能这么说。
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 中国刚刚隆重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
凡星：
最近欧债危机不断蔓延，欧洲人对中国资本进入欧洲心态极其复杂，可说是“又爱又恨”，“又怕又离不开”。我在国外与一些专家学者交谈的时候，感觉他们关注的核心是，中国崛起后会向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要什么？西方能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得到什么？我对他们有一个一定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你们相信中国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吗？”多数人摇头，表示“No，I don’t believe it”。他们骨子里仍抱着传统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看中国，认为崛起国同霸权国的“天然冲突”难以避免，对中国能否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感到非常怀疑。我觉得有些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开创的道路也不够自信。我常想，我们需要一套区别于任何其他大国的和平发展理论，既指导我们和平发展的实践，也用来回应世界对和平发展的疑虑，既让中国人自己笃信力行，也让外部世界放心安心。听说刚刚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你有什么看法？
宗言:
我个人感觉白皮书的最大特点，是中国人自己对和平发展道路想得更清楚了，理解得更透彻了，初步归纳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框架，回答了中国将通过什么方式发展，发展以后想要什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的问题。
比如说，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中长期目标和近中期目标，同时规划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内外政策，描绘出了中国将来发展的“路线图”，一点也不“战略模糊”。白皮书以清晰无误的语言，首次在官方文件里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范畴。相比过去只表示某件事情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说法，这样做使我们的政策红线和底线更加清楚，我觉得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尝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再如，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将秉持积极有为的“责任观”，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对外界关心的中国将“带来什么”的最好回答。
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依据是什么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世界变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可能，也是惟一选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国家行为、国际规则和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过去必须通过战争才能获得的市场、资金和资源，现在都能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来获得。一国的振兴完全可以通过平等有序、互利互惠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只要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等基本原则不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就不需要也不愿意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最雄辩的铁证。
在这种趋势下，国际社会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走向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球村”，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英、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依赖而非“单向”依赖。这就使一国发动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和平获得的方式才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此外，各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致命性疾病、超大规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样分解着传统大国竞争的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远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宠儿”。放眼全球，中国崛起不是单个国家、一枝独秀的崛起，而是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一起实现群体性崛起，“金砖国家”、“展望五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在崛起。这些国家其实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 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吗？
凡星：
现在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中国将强未强时候的一个现实选择。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就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宗言：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和平都是发展的基础前提，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也没有任何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全球化越发展，中国和世界利益交融只会越来越深。我注意到，最近有西方学者提到，现在各国价值理念有一种趋同的倾向。比如，人文主义，民本思想，还有合作应对、和衷共济的精神，都是各国都认可的“共通价值观”。和平发展也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获得成功，和平发展的理念将会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行为准则。同时，反面的例子也不少，世界上一些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貌似强大的帝国都死在扩张主义的路上，称霸世界只有死路一条。中国人常讲，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这是具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当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不是已经到头了，它将是一个永无止境、持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道路只会更和平、更宽广、更顺畅、更互利共赢。
中国不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很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同美国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有什么新智慧？
凡星：
一些西方人对我讲，“和平发展”这个词是中国首造的，西方教科书里没有这个词，在讨论大国崛起时也不用这个词。有趣的是，以前都是中国人“自说自话”，但现在西方人开始为中国和平崛起寻找历史和理论依据。我参加过一个讲座，一位叫易丰的教授说，他研究了从16世纪到21世纪人类历史上九次大国崛起的历程，发现其中有三次是和平崛起的，有六次是通过战争达到的，战争还是和平，关键是挑战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我发现，中国和平崛起有两个关键问题要回答，即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二战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此，西方人也有很多议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说，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再产生超级大国的世界，不要把中国当作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和意愿，中国只是主要大国之一，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说，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加入其中很容易，但想要推翻它却很困难。中国虽然崛起，但现行国际体系依然延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考克斯也有很形象的比喻：中国虽然已经坐在晚餐的宴会席上，但宴会的主人是西方，主宾也是西方，吃的也是西餐，所以西方人不要过于恐慌。最近我读到基辛格博士的新书《论中国》，他用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来打比方，说国际象棋要追求“绝对胜利”，而围棋只追求“相对关系的改善”，中国属于后者，他相信在当今时代，后者对国际体系的贡献更大。我想，在白皮书里关于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一定有非常精辟的描述。
宗言：
白皮书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不当头、不称霸，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我想这已经很好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说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对于中国是否会冲击现行的国际体系，西方大可不必担忧太多，中国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允许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继续好好发展，二是这个体系要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要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更合适的位子。
自从中国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被人从“超”与“强”的关系升格为“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中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被一些人放大。其实，中国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产生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没有意愿、能力、基因和政策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
◆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凡星：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西方文明的上升和衰落》里谈到，明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率领的船队规模和航海技术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中国带给世界的不是扩张和侵略，中国要的很简单，就是其他国家通过朝贡和交换礼物来承认中国的强盛而已。中国失去了历史上最可能的扩张的机会。而西方在80年后开始了其航海和扩张的历史。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和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不无关系。西方学者马丁·雅克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的崛起，它会以很不一样的方式崛起。文化因素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宗言：
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领域，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我有一种感觉，西方文化是“非黑即白”的文化，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美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传教士文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并且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东西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来，这也是美式霸权主义的进攻性、扩张性所在。
而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讲究的是阴阳既相克又相生，提倡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几千年来，中华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借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开放包容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绝不会有传教士的思想，即使自以为豪，也从不强加于人。大唐盛世之时，中国广纳日本等国派“遣唐使”到大唐来学习中国文化，但从来没有威压其他国家必须跟自己一模一样。即便认为自己的模式再好，也只是欢迎大家来学习，但不搞输出和推广。
◆ 中国希望世界如何对待其崛起？
凡星：
当前西方都在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曾经召开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研讨会，召集了欧美一些学界、新闻界和政界“大腕”，我到了那里才发现，实际上是一堆西方人围在一起，讨论西方如何协调立场应对中国崛起。他们认为，美欧要对中国崛起发出一致的声音，同时不要把西方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崛起，要为中国融入这个西方主导的体系创造更大的动力等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考克斯教授提醒我，西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了分歧，而且分歧还在不断扩大。那么中国到底希望西方如何对待中国崛起呢？
宗言：
这个课题很有趣。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不仅仅在于中国人的信念和行动，还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以理性、互惠的眼光看待中国。换句话说，中国和平崛起决不是中国自己的事，实际上还需要西方配合和支持才能完成。西方尤其要转变观念，不要把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的发展对立起来，不要认为中国的崛起就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并非“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你的日子好起来，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各国共同发展。西方应该在国际体系中给中国相应的话语权，让中国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地位，让中国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西方不要夸大中国的实力，什么“中国统治世界”、“中国2016年将超越美国成为GDP全球第一”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会带来极其危险的结果。总之，西方应该以更加客观、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通过合作、互惠、共享，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获益，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 西方的“中国热”不断升温，但为什么西方总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感到“模糊”？
凡星:
我在伦敦学习期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西方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关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北京，我感觉身边的人更多关注当前我们的收入是否跑赢CPI，普通人何时能住上大房子、过上好日子。到伦敦后，我发现西方谈论的是，中国崛起之后，到底想从外部世界，尤其从西方要什么？作为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无论我走到哪里，中国崛起这个话题总萦绕在我身边。现在关于日本的话题没人听了，对其他国家的讨论更加寥落，只有中国成为最热门的话题，学汉语也成为最时尚的事情。我所在的研究所是个小小“联合国”，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经常在一块交流，我发现他们中一半都在刻苦攻读汉语，将其未来和理想寄托在与中国建立联系上。
西方聚焦中国，我看主要是因为中国超预期的发展强大，与美国遭遇金融危机重创带来的实力对比一升一降的鲜明变化。中国学者袁鹏教授最近提到，中国崛起给西方战略界带来了无法回避的三重挑战：一个13亿至15亿人口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资源能源等经济上的巨大挑战；一个世界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迅速崛起带来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政治上的巨大挑战；一个尚未完全解决主权和领土完整、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的大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安全上的巨大挑战。我个人觉得，中国崛起正在从心理、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全方位、多层面冲击着西方。中国崛起让西方震撼，连我们自己对这种影响都始料未及。
在伦敦时，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西方人读到、听到的关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书籍和文章并不少，但他们仍然对中国的未来走向感到很困惑、很不确定。有美国学者对我说，当前中美之间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感到“模糊”，欧洲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些欧洲学者对我讲，中国的战略意图让人感觉有些“雾里看花”、瞎子摸象。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宗言:
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是个仍处在崛起过程中、尚未完成崛起的大国，这个大国将来到底会怎么走，别人感到不确定是很自然的，人们对未知的东西难免会感到恐惧。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中国是惟一正在实现崛起的东方大国，也是大国里头惟一几千年来文化传承没出现断层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基本国情、发展道路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理解起来当然困难。中国那么大，又正在快速发展，每天都发生很多新鲜事，同时中国已经进入多元社会，各种利益集团都在为自己的利益诉求忙碌奔波。传统媒体、新媒体如雨后春笋一样多，微博用户数量世界第一，我身边大部分人都织起了“围脖”，在汽车里、地铁上，甚至等电梯的间歇都在看微博、发微博，任何一个话题都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讨论，招致各种各样的声音。这样一个变化着的中国，连中国人自己都看不清，更不用说那些不懂中文、不懂中国历史、没来过中国、整天光听西方媒体渲染的西方人。更何况，西方许多人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媒体一说到中国就一定要贴上Communist的标签，就立即联想到前苏联和冷战，就觉得“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戴着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肯定是看不清楚的。
当然也必须承认，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西方人喜欢听、愿意听、听得懂的方式来介绍中国，在国内或许可以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但对外千万不能这么说。
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 中国刚刚隆重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这个白皮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
凡星：
最近欧债危机不断蔓延，欧洲人对中国资本进入欧洲心态极其复杂，可说是“又爱又恨”，“又怕又离不开”。我在国外与一些专家学者交谈的时候，感觉他们关注的核心是，中国崛起后会向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要什么？西方能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得到什么？我对他们有一个一定要问的问题，那就是：“你们相信中国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吗？”多数人摇头，表示“No，I don’t believe it”。他们骨子里仍抱着传统的思维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看中国，认为崛起国同霸权国的“天然冲突”难以避免，对中国能否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感到非常怀疑。我觉得有些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开创的道路也不够自信。我常想，我们需要一套区别于任何其他大国的和平发展理论，既指导我们和平发展的实践，也用来回应世界对和平发展的疑虑，既让中国人自己笃信力行，也让外部世界放心安心。听说刚刚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作了非常有益的尝试，你有什么看法？
宗言:
我个人感觉白皮书的最大特点，是中国人自己对和平发展道路想得更清楚了，理解得更透彻了，初步归纳出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体系框架，回答了中国将通过什么方式发展，发展以后想要什么，将给世界带来什么的问题。
比如说，白皮书提出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中长期目标和近中期目标，同时规划了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和内外政策，描绘出了中国将来发展的“路线图”，一点也不“战略模糊”。白皮书以清晰无误的语言，首次在官方文件里明确界定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范畴。相比过去只表示某件事情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的说法，这样做使我们的政策红线和底线更加清楚，我觉得这是我们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尝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再如，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将秉持积极有为的“责任观”，指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将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是对外界关心的中国将“带来什么”的最好回答。
中国如此坚信和平发展道路走得通，依据是什么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就是：世界变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可能，也是惟一选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国际关系、国家行为、国际规则和人与人打交道的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甚至是颠覆性的改变，过去必须通过战争才能获得的市场、资金和资源，现在都能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来获得。一国的振兴完全可以通过平等有序、互利互惠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实现，只要市场开放、自由贸易等基本原则不发生变化，一个国家就不需要也不愿意再走挑战国际秩序或挑战别国的老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最雄辩的铁证。
在这种趋势下，国际社会从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走向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地球村”，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利益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英、日美之间的经济联系不可同日而语，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依赖而非“单向”依赖。这就使一国发动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收益越来越小。换句话说，和平获得的方式才是代价最小、收益最大的方式。此外，各国都面临着恐怖主义、致命性疾病、超大规模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同样分解着传统大国竞争的矛盾。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远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宠儿”。放眼全球，中国崛起不是单个国家、一枝独秀的崛起，而是同俄罗斯、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一起实现群体性崛起，“金砖国家”、“展望五国”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都在崛起。这些国家其实都在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并不孤单，更不是特例。
◆ 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吗？
凡星：
现在有些西方人认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中国将强未强时候的一个现实选择。一旦中国肌肉长结实了，块头更大了，就会露出另外一副面孔，展示出完全不同的姿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宗言：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和平都是发展的基础前提，即使中国强大起来，也没有任何理由偏离和平发展道路。全球化越发展，中国和世界利益交融只会越来越深。我注意到，最近有西方学者提到，现在各国价值理念有一种趋同的倾向。比如，人文主义，民本思想，还有合作应对、和衷共济的精神，都是各国都认可的“共通价值观”。和平发展也是一种共同的价值理念。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走和平发展道路获得成功，和平发展的理念将会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国家行为准则。同时，反面的例子也不少，世界上一些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貌似强大的帝国都死在扩张主义的路上，称霸世界只有死路一条。中国人常讲，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和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决定因素和内生动力，这是具有很深刻的含义的。
当然，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不是已经到头了，它将是一个永无止境、持续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条道路只会更和平、更宽广、更顺畅、更互利共赢。
中国不是下一个超级大国
◆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很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同美国和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有什么新智慧？
凡星：
一些西方人对我讲，“和平发展”这个词是中国首造的，西方教科书里没有这个词，在讨论大国崛起时也不用这个词。有趣的是，以前都是中国人“自说自话”，但现在西方人开始为中国和平崛起寻找历史和理论依据。我参加过一个讲座，一位叫易丰的教授说，他研究了从16世纪到21世纪人类历史上九次大国崛起的历程，发现其中有三次是和平崛起的，有六次是通过战争达到的，战争还是和平，关键是挑战国如何处理与霸权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我发现，中国和平崛起有两个关键问题要回答，即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如何处理与二战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
对此，西方人也有很多议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说，当今世界是一个不再产生超级大国的世界，不要把中国当作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和意愿，中国只是主要大国之一，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约翰·伊肯伯里说，当前国际体系的特点是加入其中很容易，但想要推翻它却很困难。中国虽然崛起，但现行国际体系依然延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考克斯也有很形象的比喻：中国虽然已经坐在晚餐的宴会席上，但宴会的主人是西方，主宾也是西方，吃的也是西餐，所以西方人不要过于恐慌。最近我读到基辛格博士的新书《论中国》，他用国际象棋和中国围棋来打比方，说国际象棋要追求“绝对胜利”，而围棋只追求“相对关系的改善”，中国属于后者，他相信在当今时代，后者对国际体系的贡献更大。我想，在白皮书里关于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一定有非常精辟的描述。
宗言：
白皮书非常明确地提出：中国不当头、不称霸，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我想这已经很好回答了上述两个问题。
说到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对于中国是否会冲击现行的国际体系，西方大可不必担忧太多，中国要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允许中国在现行国际体系中继续好好发展，二是这个体系要适应变化了的世界，要给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更合适的位子。
自从中国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后，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就被人从“超”与“强”的关系升格为“老大”与“老二”的关系，中美“崛起国”与“霸权国”的矛盾被一些人放大。其实，中国已经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超级大国，这个时代已经不再产生新的超级大国。中国没有意愿、能力、基因和政策取代美国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
◆ 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凡星：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他最近出版的新书《西方文明的上升和衰落》里谈到，明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率领的船队规模和航海技术都远远领先于西方，但中国带给世界的不是扩张和侵略，中国要的很简单，就是其他国家通过朝贡和交换礼物来承认中国的强盛而已。中国失去了历史上最可能的扩张的机会。而西方在80年后开始了其航海和扩张的历史。我个人感觉，这可能和中国文化里没有扩张的基因不无关系。西方学者马丁·雅克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中国崛起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古国的崛起，它会以很不一样的方式崛起。文化因素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呢？
宗言：
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领域，不可能一言以蔽之。我有一种感觉，西方文化是“非黑即白”的文化，不是对的就是错的，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美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传教士文化，认为自己是最好的，并且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的东西扩散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让世界上的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来，这也是美式霸权主义的进攻性、扩张性所在。
而中华文化是“和合”文化，讲究的是阴阳既相克又相生，提倡的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几千年来，中华文化都是在不断的吸收、借鉴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开放包容的文化，这种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绝不会有传教士的思想，即使自以为豪，也从不强加于人。大唐盛世之时，中国广纳日本等国派“遣唐使”到大唐来学习中国文化，但从来没有威压其他国家必须跟自己一模一样。即便认为自己的模式再好，也只是欢迎大家来学习，但不搞输出和推广。
◆ 中国希望世界如何对待其崛起？
凡星：
当前西方都在思考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曾经召开过如何应对中国崛起的研讨会，召集了欧美一些学界、新闻界和政界“大腕”，我到了那里才发现，实际上是一堆西方人围在一起，讨论西方如何协调立场应对中国崛起。他们认为，美欧要对中国崛起发出一致的声音，同时不要把西方自己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崛起，要为中国融入这个西方主导的体系创造更大的动力等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考克斯教授提醒我，西方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充满了分歧，而且分歧还在不断扩大。那么中国到底希望西方如何对待中国崛起呢？
宗言：
这个课题很有趣。中国能否和平崛起，不仅仅在于中国人的信念和行动，还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以理性、互惠的眼光看待中国。换句话说，中国和平崛起决不是中国自己的事，实际上还需要西方配合和支持才能完成。西方尤其要转变观念，不要把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的发展对立起来，不要认为中国的崛起就必然意味着美国的衰落，并非“你之所得即我之所失”，你的日子好起来，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世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各国共同发展。西方应该在国际体系中给中国相应的话语权，让中国获得与其实力相称的地位，让中国承担与其实力相称的责任。西方不要夸大中国的实力，什么“中国统治世界”、“中国2016年将超越美国成为GDP全球第一”等耸人听闻的标题会带来极其危险的结果。总之，西方应该以更加客观、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通过合作、互惠、共享，从中国的和平发展中获益，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