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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西亚北非政治动荡中体现出的复杂政策、矛盾心态有着深刻的背景，是美国中东政策内在矛盾的集中上演。
中东政治动荡发生以来，美国应对政策中的两面性、矛盾性、多重标准非常突出：美国对沙特、巴林的示威者置若罔闻，对利比亚的反政府运动则施以援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目标和手段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在中东政治动荡中体现出的复杂政策、矛盾心态有着深刻的背景，是美国中东政策内在矛盾的集中上演。
战略目标存在内在冲突
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和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美国价值观、全球领导地位可以说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层次，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当美国的一项对外政策涉及全部四个层次，且各个层次间的优先次序不明显时，对外政策则会显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当美国国内政治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参与进来时，形势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的中东政策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在中东地区，美国核心安全利益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奥巴马政府视以色列安全、巴以和谈、伊拉克稳定、反恐、防扩散和伊朗问题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目标。进一步分析发现，美国关注伊拉克、伊朗问题、防扩散和巴以和谈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些议题与以色列安全、恐怖主义有关系。因而可以认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安全利益就是维护以色列安全和反恐。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贸易方面，主要是能源进口。但是同欧洲国家、日本和中国相比，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并不严重，只有17%的进口石油、0.5%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中东地区，未来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仍然会保持在20%以下。尽管如此，美国仍然非常关注中东的石油供应安全，原因在于石油的价格问题。为了保持稳定的石油价格，美国必须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
人权、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其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对外推行其价值观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国家的血液中。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外交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有时价值观与美国战略利益一致，有时是冲突的。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价值观利益就是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民主运动，反对独裁政府；支持民主国家，反对独裁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届总统都强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认为惟有如此才能最好地保护美国利益。美国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安全体系的责任方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现在对地区稳定和石油供应的责任上。
在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考量中，上述四大利益目标均占有一定的份量，但是往往有个先后顺序，不可能并驾齐驱，也不可能占有同样的份量。在中东地区，四大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更多。长期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无法摆脱偏袒以色列的基本特点，因而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不满，特别是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进攻美国的主要借口。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以色列安全和反恐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在反恐问题上，美国面临着越反越恐的矛盾和困境。中东恐怖组织因为痛恨美国干涉中东事务，所以才将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但是，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加强同埃及、沙特、也门等政府的合作，深度介入中东事务。这样，美国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似乎陷入了一个逻辑困境。因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长期干预，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会攻击美国；因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美国，所以美国才不得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9.11事件后，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再度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结果引发了更大的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在美国中东政策上，不仅安全、经济、价值观和领导地位几种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就在单一利益内部的不同目标之间也存在矛盾。
奥巴马应对中东变局的困境
面对中东的政治动荡，奥巴马的反应先是谨慎、摇摆，后来又在利比亚问题上冒进，前后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反应出美国在中东政策上左支右绌的困境。
奥巴马上台后反其道而行，实施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中东政策。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明确放弃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提法，代之以“打击暴力极端势力”，以此减弱对中东国家的冲击波。在伊拉克问题上，奥巴马提出清晰的撤军时间表，缓解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不满。在民主问题上，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把近期地区稳定摆在了长期民主化前面；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奥巴马加大了对以色列的压力，力促恢复和谈，期望为美国的两难困境解套。然而，突如其来的中东政治动荡一夜之间中断了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让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
奥巴马必须在美国的国际信誉与美国的价值观之间走钢丝，在稳定与民主的平衡中寻找站位。美国要在中东落实“战略收缩”，就必须将地区稳定和反恐的任务交付给其中东盟国，因此奥巴马政府更加依赖埃及、沙特、也门等国家的政府，尽量不表露对他們的人权批评。突尼斯、埃及政治动荡发生后，美国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支持当地政府。但是，随着埃及局势的快速变化，奥巴马认识到继续支持穆巴拉克将站在失败者一边，这才站到了穆巴拉克的对立面，声称穆巴拉克必须下台。而在沙特、巴林和也门，美国尽管对反政府运动表达道义上的同情，但是从一开始就同当地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他们采取暴力措施稳定局势。这些国家均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他们的稳定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在稳定与民主、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奥巴马总体上站在稳定和利益的一边；但是当形势已不可为时，则顺势而为地站到了民主一端。
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受到价值观、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内政治的主导，明显偏离了利益与人权之间的平衡状态。首先，利比亚不涉及美国核心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其次，军事干预利比亚非常有可能让美国再度陷入中东战争，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利比亚内战开始后的一周内，奥巴马政府内部的共识是美国不会军事干预利比亚局势。然而，当卡扎菲的政府军逼近反政府控制的班加西的时候，利比亚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变得真实而迫切，国内政治和国际领导地位的考量主导了奥巴马政府的决策。鉴于克林顿政府在卢旺达、科索沃问题上受到的国内指责，奥巴马如果无所作为，将会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国际上，若美国无视英法的要求，坐视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大打折扣。基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强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即使知道利比亚是一个大陷井，也只能不管不顾地跳下去了。
在对待通过“民主化”进程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各派力量的问题上，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的反对派，奥巴马政府在民主程序和民主结果的认同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此轮中东政治变局中，长期受压制的宗教政治力量将在一定程序上复兴。美国是一个信奉政教分离的国家，对于宗教力量参政本身抱有很严重的戒心，更何况“穆斯林兄弟会”历史上同“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美国的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又是通过美国所赞赏的民主程序进入政治舞台的，在道义上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正是美国感到尴尬的原因所在。
中东变局发生以后，这些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政府今后是否能够一如继往地落实美国的反恐政策、能否继续维持现有的对以色列政策，以及对哈马斯持何态度，都是一个未知数。美国政府的一名反恐官员说，新变局令人恐惧，美国将不得不重塑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关系，这确实令人担忧。传统上，美国主要依靠这一地区对美国的友好政府落实反恐政策。埃及、也门、突尼斯等政府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反恐的重要伙伴，甚至利比亚近年来也成为了美国的反恐伙伴。但是变局发生以后，这一切将如何重新洗牌，美国还在等待答案。
不会改变战略收缩的方向
从大趋势上看，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转向国内，全球战略收缩的方向不会变，其中东政策也将在未来处于相对收缩阶段。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首选目标就是中东。虽然中东政治动荡开始后，美国不得不再度加大对中东的投入，特别是利比亚战争再次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乱局，这些突发事件阻碍了奥巴马从中东脱身的计划，但是这不会令美国放弃战略收缩这一长远战略目标。
从近期看，美国的中东政策框架不会大变，战略收缩很难落实，政策调整也不易，中东政策的变化将限于修补。首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短期内不会变化。维护以色列安全、遏制伊朗和叙利亚等反美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维持稳定的石油供给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战略目标。其次，美国也难以找到落实战略目标的替代手段，只能修补原有的政策。目前，美国主要依赖中东地区的盟友帮助其对抗伊朗，调停阿以关系，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维持石油的供给。只要美国无法从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移到中东，无论中东的局势怎么变，美国要落实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依赖中东地区的国家。不论是埃及、突尼斯，还是沙特、巴林，美国仍然会设法同他们保持盟友关系。美国已经宣布增加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显然是想维护以前的双边关系。第三，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国也需要同美国保持合作关系。这次中东变局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对国家内政治理的不满，而不是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反抗。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搞到什么程度，他们仍然需要美国来平衡伊朗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性大国，既要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又要推行美国价值观，这让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满矛盾、悖论。同时，中东地区也是一个独特的地区，经济上掌握全球石油供应的命脉，地理位置上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政治上激进的宗教力量和温和的世俗势力并存，社会上现代和传统互相竞争。美国遇到中东，就产生了现在扑朔迷离的对中东政策。民主与稳定之间的选择本是美国外交中的常态，但是只有在中东地区表现得最突出。目前，美国对中东变局的政策是矛盾的。未来，中东的政治变革还将进一步向前发展，美国的政策仍然是矛盾的、冲突的、多重标准的。
中东政治动荡发生以来，美国应对政策中的两面性、矛盾性、多重标准非常突出：美国对沙特、巴林的示威者置若罔闻，对利比亚的反政府运动则施以援手，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益、目标和手段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美国在中东政治动荡中体现出的复杂政策、矛盾心态有着深刻的背景，是美国中东政策内在矛盾的集中上演。
战略目标存在内在冲突
美国的中东政策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和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国家安全、经济利益、美国价值观、全球领导地位可以说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四个层次，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当美国的一项对外政策涉及全部四个层次，且各个层次间的优先次序不明显时，对外政策则会显得异常复杂。特别是当美国国内政治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参与进来时，形势会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美国的中东政策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案例。
在中东地区，美国核心安全利益是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奥巴马政府视以色列安全、巴以和谈、伊拉克稳定、反恐、防扩散和伊朗问题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目标。进一步分析发现，美国关注伊拉克、伊朗问题、防扩散和巴以和谈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这些议题与以色列安全、恐怖主义有关系。因而可以认为美国在中东的主要安全利益就是维护以色列安全和反恐。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主要体现在贸易方面，主要是能源进口。但是同欧洲国家、日本和中国相比，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并不严重，只有17%的进口石油、0.5%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中东地区，未来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度仍然会保持在20%以下。尽管如此，美国仍然非常关注中东的石油供应安全，原因在于石油的价格问题。为了保持稳定的石油价格，美国必须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
人权、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因为其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独特性，对外推行其价值观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个国家的血液中。价值观始终是美国外交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有时价值观与美国战略利益一致，有时是冲突的。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价值观利益就是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民主运动，反对独裁政府；支持民主国家，反对独裁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历届总统都强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认为惟有如此才能最好地保护美国利益。美国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全球安全体系的责任方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领导地位表现在对地区稳定和石油供应的责任上。
在美国对中东政策的考量中，上述四大利益目标均占有一定的份量，但是往往有个先后顺序，不可能并驾齐驱，也不可能占有同样的份量。在中东地区，四大利益互相冲突的时候更多。长期以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无法摆脱偏袒以色列的基本特点，因而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不满，特别是成为伊斯兰极端势力进攻美国的主要借口。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以色列安全和反恐这两个目标是矛盾的。在反恐问题上，美国面临着越反越恐的矛盾和困境。中东恐怖组织因为痛恨美国干涉中东事务，所以才将美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但是，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加强同埃及、沙特、也门等政府的合作，深度介入中东事务。这样，美国在中东反恐问题上似乎陷入了一个逻辑困境。因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长期干预，中东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才会攻击美国；因为伊斯兰极端势力攻击美国，所以美国才不得不深度介入中东事务。9.11事件后，美国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再度深度介入中东事务，结果引发了更大的反美浪潮。由此可见，在美国中东政策上，不仅安全、经济、价值观和领导地位几种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就在单一利益内部的不同目标之间也存在矛盾。
奥巴马应对中东变局的困境
面对中东的政治动荡，奥巴马的反应先是谨慎、摇摆，后来又在利比亚问题上冒进，前后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反应出美国在中东政策上左支右绌的困境。
奥巴马上台后反其道而行，实施以“战略收缩”为主要特征的中东政策。在反恐问题上，奥巴马明确放弃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提法，代之以“打击暴力极端势力”，以此减弱对中东国家的冲击波。在伊拉克问题上，奥巴马提出清晰的撤军时间表，缓解在阿拉伯世界引起的不满。在民主问题上，奥巴马放弃了布什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把近期地区稳定摆在了长期民主化前面；在巴以和谈问题上，奥巴马加大了对以色列的压力，力促恢复和谈，期望为美国的两难困境解套。然而，突如其来的中东政治动荡一夜之间中断了奥巴马的新中东政策，让其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中。
奥巴马必须在美国的国际信誉与美国的价值观之间走钢丝，在稳定与民主的平衡中寻找站位。美国要在中东落实“战略收缩”，就必须将地区稳定和反恐的任务交付给其中东盟国，因此奥巴马政府更加依赖埃及、沙特、也门等国家的政府，尽量不表露对他們的人权批评。突尼斯、埃及政治动荡发生后，美国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支持当地政府。但是，随着埃及局势的快速变化，奥巴马认识到继续支持穆巴拉克将站在失败者一边，这才站到了穆巴拉克的对立面，声称穆巴拉克必须下台。而在沙特、巴林和也门，美国尽管对反政府运动表达道义上的同情，但是从一开始就同当地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他们采取暴力措施稳定局势。这些国家均是美国的重要盟国，他们的稳定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在稳定与民主、利益与价值观发生冲突时，奥巴马总体上站在稳定和利益的一边；但是当形势已不可为时，则顺势而为地站到了民主一端。
在利比亚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受到价值观、全球领导地位和国内政治的主导，明显偏离了利益与人权之间的平衡状态。首先，利比亚不涉及美国核心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其次，军事干预利比亚非常有可能让美国再度陷入中东战争，严重损害美国的利益。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利比亚内战开始后的一周内，奥巴马政府内部的共识是美国不会军事干预利比亚局势。然而，当卡扎菲的政府军逼近反政府控制的班加西的时候，利比亚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性变得真实而迫切，国内政治和国际领导地位的考量主导了奥巴马政府的决策。鉴于克林顿政府在卢旺达、科索沃问题上受到的国内指责，奥巴马如果无所作为，将会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国际上，若美国无视英法的要求，坐视人道主义灾难发生，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将大打折扣。基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强大压力，奥巴马政府即使知道利比亚是一个大陷井，也只能不管不顾地跳下去了。
在对待通过“民主化”进程进入政治舞台中心的各派力量的问题上，例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利比亚的反对派，奥巴马政府在民主程序和民主结果的认同上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在此轮中东政治变局中，长期受压制的宗教政治力量将在一定程序上复兴。美国是一个信奉政教分离的国家，对于宗教力量参政本身抱有很严重的戒心，更何况“穆斯林兄弟会”历史上同“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美国的担忧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又是通过美国所赞赏的民主程序进入政治舞台的，在道义上美国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正是美国感到尴尬的原因所在。
中东变局发生以后，这些发生政治动荡国家的政府今后是否能够一如继往地落实美国的反恐政策、能否继续维持现有的对以色列政策，以及对哈马斯持何态度，都是一个未知数。美国政府的一名反恐官员说，新变局令人恐惧，美国将不得不重塑与这一地区各个国家的关系，这确实令人担忧。传统上，美国主要依靠这一地区对美国的友好政府落实反恐政策。埃及、也门、突尼斯等政府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反恐的重要伙伴，甚至利比亚近年来也成为了美国的反恐伙伴。但是变局发生以后，这一切将如何重新洗牌，美国还在等待答案。
不会改变战略收缩的方向
从大趋势上看，美国国家战略的重心转向国内，全球战略收缩的方向不会变，其中东政策也将在未来处于相对收缩阶段。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首选目标就是中东。虽然中东政治动荡开始后，美国不得不再度加大对中东的投入，特别是利比亚战争再次把美国拖入新的中东乱局，这些突发事件阻碍了奥巴马从中东脱身的计划，但是这不会令美国放弃战略收缩这一长远战略目标。
从近期看，美国的中东政策框架不会大变，战略收缩很难落实，政策调整也不易，中东政策的变化将限于修补。首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目标短期内不会变化。维护以色列安全、遏制伊朗和叙利亚等反美势力、打击恐怖主义、维持稳定的石油供给是美国在中东的主要战略目标。其次，美国也难以找到落实战略目标的替代手段，只能修补原有的政策。目前，美国主要依赖中东地区的盟友帮助其对抗伊朗，调停阿以关系，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维持石油的供给。只要美国无法从地理位置上把自己移到中东，无论中东的局势怎么变，美国要落实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依赖中东地区的国家。不论是埃及、突尼斯，还是沙特、巴林，美国仍然会设法同他们保持盟友关系。美国已经宣布增加对埃及的经济援助，显然是想维护以前的双边关系。第三，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国也需要同美国保持合作关系。这次中东变局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民对国家内政治理的不满，而不是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反抗。在可预见的将来，无论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搞到什么程度，他们仍然需要美国来平衡伊朗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独特的全球性大国，既要维护其全球领导地位，又要推行美国价值观，这让美国的对外政策充满矛盾、悖论。同时，中东地区也是一个独特的地区，经济上掌握全球石油供应的命脉，地理位置上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枢纽，政治上激进的宗教力量和温和的世俗势力并存，社会上现代和传统互相竞争。美国遇到中东，就产生了现在扑朔迷离的对中东政策。民主与稳定之间的选择本是美国外交中的常态，但是只有在中东地区表现得最突出。目前，美国对中东变局的政策是矛盾的。未来，中东的政治变革还将进一步向前发展，美国的政策仍然是矛盾的、冲突的、多重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