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力作，选入高中语文人教社新教材第六册。本文是了解司马迁生平和思想的重要文献。作者借给任安回信的机会，阐明了自己受宫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表达了坚持完成《史记》的决心。就是这样一篇内容十分丰富，思想感情相当复杂的文本，无论教者还是学生在阅读理解时都不同程度的感到深奥难解的地方颇多，却又无法回避，笔者择其一点“人固有一死”引发几点思考。
　　说《报任安书》这篇文章深奥难解，并不是自我们开始，清代文艺理论家包世臣曾说过“二千年无能通者”，不管是否夸张，最起码佐证了本文的深奥难解。纵观历代学者大家的论述，在这一点上大都相同。作为教材中的一篇选文来说，如果想把它完全解读简直是一种奢望，时间精力都不允许，下面我谨就此文中流传最广、对后世影响最大、同时也是最为难解的一段话谈谈自己的理解。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轻轻的一句，哪里只是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之声呀，简直是振聋发聩震耳欲聋！如雷霆如霹雳如飓风如海啸，厚重深沉震撼夺目，使人不敢逼视不忍谛听不能玩味又永不可忘怀！甚至在心中不容有些许的褪色！因为它是那样贴近人的心灵、深入灵魂深处甚至溶入血液之中，回答了多少代人苦苦追寻的一个问题：人，因何而生；人，为何而死！正如毛泽东所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就要看我们人生的定位和价值追求来如何取舍了。为人民，为大众，则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为敌人，则比鸿毛还轻。可见，人之生死，这份常情却在不同寻常的人生中体现着迥然的人生价值啊！
　　接下来就是司马迁的回答。
　　“太上不辱先”，人活着就绝不能让先人受辱，先人受辱无以为生，为“不辱先”而死，便“重于泰山”。这样的死，是积极主动的应该的高尚的意义深远重大被人们敬仰的赞叹的，因而是“太上”，即最伟大的死！“其次不辱身”……此四者皆为“不辱”，即为不受辱而主动去死，因而“太上”重于泰山，最次也应比“葵丘”重吧。
　　可是，接下来就发生了变化，由前面的否定形式“不辱”转变为后面的肯定形式“辱”，并且前提并没有改变那，还是那句——“人固有一死”，这是为什么呢？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而且，在内容上也不能很好地顺接下去，到底怎么解释？
　　难道仅仅是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为了形式上的灵活多变”吗？那么，“辱”和“不辱”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意思，在内容上又怎能承接呢？
　　我想，这当然有形式上的原因，但这决非主要的，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内容上。朱光潜曾说过：“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前“四不辱”是作者赞叹的“死”，认为这样的“死”意义重大，最重的比泰山还重，因为这几种“死”都是主动地献身。可接下来却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诎体”等要“受辱”而死是被迫的、逼不得已的不值得称赞的死。活到这种地步再活就是“苟活”；连“苟活”也不能够，被动得不得不“死”，所以是“轻”的；苟活到了要遭受“宫刑”才去死，当然是最下等的最轻的——比鸿毛还轻！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在处理课文时，就可以这样翻译：因为“不辱”应该去死；因为“辱”不应该活。最应该去死的是“不辱先”，这种死重于泰山；最不应该活的是“受宫刑”，因为要受宫刑而死就是轻于鸿毛的。应该去死的“死”是主动的，不应该活的“活”是被动的，因而一重一轻。可就连比鸿毛还轻的“死”司马迁也没能作到，那又是怎样的“苟活”呀！
　　司马迁绝非是“死”不起的无奈，而是以生践志的强者、智者、勇者；至于屈原呢，绝非是“活”不起的无奈，而是以“死”明智的弱者、难奈、抗争也就是说，人的生死决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的、个人的综合因素的组合。
　　接下来怎样理解呢？作者仿佛是在用自轻自贱自毁的方式折磨自己支离破碎的心，用尖刀一样的笔饱蘸血泪大书自己的屈辱！而在这卑贱怯弱的背后，又是怎样的智勇呀！死，是确实需要勇气的，可最勇敢的不是勇于就死的人，而是敢于活下来面对一切屈辱的磨难的痛苦煎熬的人，“敢于活的人”才是最勇敢的！
　　这样文意就疏通了，下文司马迁直面屈辱，“言不受辱，强颜耳”没有一言半词为自己的屈辱辩白，甚至没有奢望任何人的理解，“要之死日，是非乃定！”那到底是什么给了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力量和勇气呢？“思垂空文以自见”、“铸成信史照尘寰”这是怎样的一颗博大的心哪！
　　司马迁说“死，重于泰山”，我们对照他的行为可以这样说：“生，比泰山还重！”
　　后人评价他不死的可贵，也多从这句话中包含着他复杂、矛盾、悲痛、无奈的心情所致。解读此文可以此为突破口，有助于理解作者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情感。
　　
　　于海洲，教师，现居黑龙江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