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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育作为一项源远流长的社会实践活动，在中国始于先秦，在西方始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在中国近现代，王国维最先提倡美育，认为人的心理功能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分别通向真、美、善的最高理想。之后，蔡元培把美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认为美育是介乎现实世界与实体世界的津梁。
【关键词】美育；概念；诞生
【作者简介】徐林祥，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教育学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心主任；郑昀，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美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源远流长。在中国，美育始于先秦的铸鼎象物、歌咏所兴、制礼作乐。《世本·作篇》有伏羲、神农作琴瑟之记载。《尚书·舜典》称：“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孔子将仁人君子的培养过程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在西方，美育则始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以及古希腊戏剧等。无论是《周礼·地官·保氏》所记中国古代的“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还是源自古希腊、罗马的西欧中世纪早期学校中的“七艺”教育——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都包含了美育的成分。
将美育作为一门学问研究，一般认为始于席勒。席勒（1759—1805）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家。其《美育书简》（又译《审美教育书简》）是第一部明确提出“美育”这一概念并对其专门进行系统探讨的理论著作，在美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美育书简》最初是席勒于1793年5月至次年7月写给丹麦奥古斯腾堡公爵克里斯谦的关于美感教育的信，以报答公爵自1791年以来对他在经济上的援助。这些信原来只在宫廷里的少数人中流传。1794年，哥本哈根发生火灾，前10封信被焚毁。席勒便又根据自己留存的提纲重新撰写，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共写出27封书信。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全部《美育书简》。
席勒认为：“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3]108他第一次明确将美育与体育、智育、德育并列，作為一项具有独立目标的教育。《美育书简》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为，人必须通过审美状态，才能由单纯的感性状态达到理性和道德的状态。审美是人达到精神解放和完美性的先决条件。“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3]39
在中国，“美育”这个术语最初是从西语中译出，并随着西方美育理论一起介绍过来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先提倡美育的是清末学者王国维（1877—1927）。1903年8月和1904年2月，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和《孔子之美育主义》，是国内最早使用“美育”这一术语的文献。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阐述了他对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的看法。他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4]251王国维参照西方学者的观点，把人的心理功能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这三者是构成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因素，分别通向自己的最高理想——真、美、善。“‘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4]251并且，知、情、意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后）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4]252而与知、意、情三者相对应的是智育、德育、美育，只有这“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4]253。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特意列出了一幅关系图（如图1），以说明他对教育之宗旨的看法。
图1
王国维认为，美育一方面有自己特殊的目的，即“使人之感情发达”，促进人的审美发展；另一方面，美育又是促进德育和智育的手段，具有辅助德育和智育的功能。他说：“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4]252
此外，王国维还在考察中外教育史的基础上指出：“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今译谢林）、希尔列尔（今译席勒，下同）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4]252这进一步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强调了美育的必要性。同时，他还指出，只重视德育或智育，都不是完全的教育：“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葛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智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4]251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详细比较了孔子的美育思想与西方美育思想，特别是与席勒《美育书简》美育思想的相同之处。文章引用“《论语》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内容，指出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王国维还进一步指出：“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点之言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光风霁月不足以喻其明，泰山华岳不足以语其高，南溟渤澥不足以比其大。邵子所谓‘反观’者非欤？叔本华所谓‘无欲之我’，希尔列尔所谓‘美丽之心’者非欤？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孔子所谓‘安而行之’，与希尔列尔所谓‘乐于守道德之法则’者，舍美育无由矣。”[4]256-257 继王国维之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又把美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第一次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当中。1920年，蔡元培在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讲中强调：“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5]107
蔡元培所说的“美育”即“美感教育”。正如他在《美育与人生》一文所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实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5]4-5
蔡元培把世界分为“现象”和“实体”两大块。现象世界的一切，最终归结为物质与形式，而且是互相对立、有差别的。实体世界则表现为一种自由意志，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然而，实体世界又为现象世界所遮掩。“其现象世界间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识：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5]4蔡元培认为，只有通过美感教育，才能消除这些障碍。像美术，即使是以人间“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作为资料，也能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脱离一切现象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美感一方面“与造物为友”，那些入了诗歌的“采莲煮豆，饮食之事”，入了图画的“火山赤舌，大风破舟”，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另一方面，那些诗歌都“别成兴趣”，那些图画都“转堪展玩”，对于现象世界又“无执着”。美感既带有实体世界的性质，又带有现象世界的性质，在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起着津梁的作用。“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称“美育”为“美感教育”。这表明美育不是知识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而是情感教育，以陶冶情感为目的。正如他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所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5]4
1930年，蔡元培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所撰写的“美育”条目中，给“美育”下的定义是：“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5]174这就是说，美育在理论上属于美学，在实践上属于教育。它与智育相辅相成，以养成高尚道德为宗旨。这个定义扼要地说明美育的范围、目的，以及美育同智育、德育的关系。
蔡元培还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要建设新文化，不是要建立宗教，而是要提倡艺术，这就是他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做讲演，首次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篇讲演稿在《新青年》上發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0年和1932年，蔡元培又先后发表了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的文章。他在《以美育代宗教》中指出：“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5]179他认为，美术与美育范围不同、作用不同，所以“不用美术而用美育”。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然则保留宗教，以当美育，可行么？我说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智育德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5]147
参考文献：
[1]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4]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M].佛雏，校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关键词】美育；概念；诞生
【作者简介】徐林祥，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扬州大学中国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教育学会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中心主任；郑昀，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美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可以说源远流长。在中国，美育始于先秦的铸鼎象物、歌咏所兴、制礼作乐。《世本·作篇》有伏羲、神农作琴瑟之记载。《尚书·舜典》称：“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1]孔子将仁人君子的培养过程概括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在西方，美育则始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以及古希腊戏剧等。无论是《周礼·地官·保氏》所记中国古代的“六艺”教育——礼、乐、射、御、书、数，还是源自古希腊、罗马的西欧中世纪早期学校中的“七艺”教育——文法学、修辞学、辩证法（逻辑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都包含了美育的成分。
将美育作为一门学问研究，一般认为始于席勒。席勒（1759—1805）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剧作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位颇有影响力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家。其《美育书简》（又译《审美教育书简》）是第一部明确提出“美育”这一概念并对其专门进行系统探讨的理论著作，在美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美育书简》最初是席勒于1793年5月至次年7月写给丹麦奥古斯腾堡公爵克里斯谦的关于美感教育的信，以报答公爵自1791年以来对他在经济上的援助。这些信原来只在宫廷里的少数人中流传。1794年，哥本哈根发生火灾，前10封信被焚毁。席勒便又根据自己留存的提纲重新撰写，并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共写出27封书信。这就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全部《美育书简》。
席勒认为：“有促进健康的教育，有促进认识的教育，有促进道德的教育，还有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这最后一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我们感性和精神力量的整体达到尽可能的和谐。”[3]108他第一次明确将美育与体育、智育、德育并列，作為一项具有独立目标的教育。《美育书简》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为，人必须通过审美状态，才能由单纯的感性状态达到理性和道德的状态。审美是人达到精神解放和完美性的先决条件。“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3]39
在中国，“美育”这个术语最初是从西语中译出，并随着西方美育理论一起介绍过来的。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最先提倡美育的是清末学者王国维（1877—1927）。1903年8月和1904年2月，王国维在《教育世界》杂志发表的《论教育之宗旨》和《孔子之美育主义》，是国内最早使用“美育”这一术语的文献。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阐述了他对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的看法。他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4]251王国维参照西方学者的观点，把人的心理功能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这三者是构成人的心理活动的基本因素，分别通向自己的最高理想——真、美、善。“‘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4]251并且，知、情、意三者是相互联系的：“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前（后）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4]252而与知、意、情三者相对应的是智育、德育、美育，只有这“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4]253。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特意列出了一幅关系图（如图1），以说明他对教育之宗旨的看法。
图1
王国维认为，美育一方面有自己特殊的目的，即“使人之感情发达”，促进人的审美发展；另一方面，美育又是促进德育和智育的手段，具有辅助德育和智育的功能。他说：“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4]252
此外，王国维还在考察中外教育史的基础上指出：“孔子言志，独与曾点，又谓‘兴于诗’，‘成于乐’。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今译谢林）、希尔列尔（今译席勒，下同）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4]252这进一步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角度强调了美育的必要性。同时，他还指出，只重视德育或智育，都不是完全的教育：“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葛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智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4]251
王国维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详细比较了孔子的美育思想与西方美育思想，特别是与席勒《美育书简》美育思想的相同之处。文章引用“《论语》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内容，指出孔子教人“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王国维还进一步指出：“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点之言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光风霁月不足以喻其明，泰山华岳不足以语其高，南溟渤澥不足以比其大。邵子所谓‘反观’者非欤？叔本华所谓‘无欲之我’，希尔列尔所谓‘美丽之心’者非欤？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孔子所谓‘安而行之’，与希尔列尔所谓‘乐于守道德之法则’者，舍美育无由矣。”[4]256-257 继王国维之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又把美育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第一次将“美育”列入教育方针当中。1920年，蔡元培在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演讲中强调：“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一）体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5]107
蔡元培所说的“美育”即“美感教育”。正如他在《美育与人生》一文所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实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着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5]4-5
蔡元培把世界分为“现象”和“实体”两大块。现象世界的一切，最终归结为物质与形式，而且是互相对立、有差别的。实体世界则表现为一种自由意志，是不受时空限制的无差别、无矛盾的境界。然而，实体世界又为现象世界所遮掩。“其现象世界间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识：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5]4蔡元培认为，只有通过美感教育，才能消除这些障碍。像美术，即使是以人间“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作为资料，也能使人“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脱离一切现象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美感一方面“与造物为友”，那些入了诗歌的“采莲煮豆，饮食之事”，入了图画的“火山赤舌，大风破舟”，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另一方面，那些诗歌都“别成兴趣”，那些图画都“转堪展玩”，对于现象世界又“无执着”。美感既带有实体世界的性质，又带有现象世界的性质，在实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起着津梁的作用。“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蔡元培称“美育”为“美感教育”。这表明美育不是知识教育，也不是道德教育，而是情感教育，以陶冶情感为目的。正如他在《美育与人生》一文中所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是由于感情推动力薄弱。要转弱而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5]4
1930年，蔡元培在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大辞书》所撰写的“美育”条目中，给“美育”下的定义是：“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人生不外乎意志；人与人互相关系，莫大乎行为；故教育之目的，在使人人有适当之行为，即以德育为中心是也。顾欲求行为之适当，必有两方面之准备：一方面，计较利害，考察因果，以冷静之头脑判定之；凡保身卫国之德，属于此类，赖智育之助者也。又一方面，不顾祸福，不计生死，以热烈之感情奔赴之；凡与人同乐、舍己为群之德，属于此类，赖美育之助者也。所以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5]174这就是说，美育在理论上属于美学，在实践上属于教育。它与智育相辅相成，以养成高尚道德为宗旨。这个定义扼要地说明美育的范围、目的，以及美育同智育、德育的关系。
蔡元培还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要建设新文化，不是要建立宗教，而是要提倡艺术，这就是他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说。1917年，蔡元培在北京神州学会做讲演，首次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这篇讲演稿在《新青年》上發表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30年和1932年，蔡元培又先后发表了题为《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的文章。他在《以美育代宗教》中指出：“我向来主张以美育代宗教，而引者或改美育为美术，误也。”[5]179他认为，美术与美育范围不同、作用不同，所以“不用美术而用美育”。他在这篇文章中还指出：“然则保留宗教，以当美育，可行么？我说不可。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因为宗教中美育的原素虽不朽，而既认为宗教的一部分，则往往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使彼受智育德育诸部分的影响，而不能为纯粹的美感，故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5]147
参考文献：
[1]李民，王健. 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3]席勒.美育书简[M].徐恒醇，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
[4]王国维.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M].佛雏，校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5]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