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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农业补贴的目标转换
(一)维护粮食安全(1978—1997年)
粮食安全是指: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需求和消费偏好。粮食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重要目标。
(二)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环境保护(1998—2003年)
在这一时期粮食安全仍是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村环境。在粮食流通体制方面,不再实施粮食的低价销售,而是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并按照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
(三)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环境保护、农业发展(2004年至今)
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降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粮食播种面积减到15亿亩以下,农民增收缓慢。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当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在5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并从当年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以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特产税、屠宰税、牧业税也陆续取消。
二、中国粮食补贴制度的变迁历程
(一)提高收购价格(1979—1984年)
在这一阶段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此时的粮食补贴主要针对粮食的购销差价,这种补贴的重点是城市居民,农民只能在价格提高的过程中获取间接收益。
(二)补贴粮食经营企业的购销差价(1985—1990年)
1985年中国粮食取消统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上市自由交易,并規定如果粮食定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农民可以按照统购价格卖给国家。在这种定购支付和自由交易的双轨制下,国家粮食补贴的重点仍然是补贴粮食企业的购销差价和经营费用。
(三)粮食价格大幅度上升,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储备体系(1991—1997年)
鉴于粮食定购体制下粮食企业的购销差价需要财政给予大规模的补贴,我国从1991年开始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到1993年粮食统购制度不再实施。国家在实行粮食最低保护价的同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储备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补贴款全部用于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粮食补贴的重点也由向粮食经营企业转向建立粮食风险基金。
(四)国家储备粮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补贴制度的确立(1998—2003年)
中国实行粮食流通企业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帐务帐簿分开,同时完善粮食价格体制。1998年5月,国家开始按保护价格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购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同时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
(五)全面推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2004年至今)
以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为起点,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开始全面推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2004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资金总额达到116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101亿元,占补贴总数的88.6%,直接受益农民达到6亿人。2005年粮食直接补贴132亿元,2006年粮食直接补贴142亿元,到2007年已经发放541亿元粮食直接补贴。
三、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
(一)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
中国没有制订粮食直接补贴的具体办法,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产量和粮食面积难以统计,绝大部分地区是根据农户的实际承包耕地面积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虽然与产量和价格脱钩,但属于与种植作物品种和耕地面积挂钩的特定农产品支持,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属于《农业协议》中的“黄箱”政策。
(二)中国粮食直接补贴的规模较小
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每吨为45美元,玉米为27美元;欧盟对谷物的补贴每吨约为55美元。中国粮食直接补贴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根据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村庄的抽样调查,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其中人均粮食直接补贴收入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0.48%。
(三)粮食直接补贴的实施成本较高
由于中国农民数量众多,各个省发放补贴的计算标准、计算方法均有所不同,各地在宣传发动、人员培训、制定方案、组织实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支付了大量的费用,发放补贴成本较高,并且这种不同的补贴方式也会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透明度,容易造成补贴资金的流失。未来粮食直接补贴制度应当向便于执行、降低补贴成本的方向改革。
(四)粮食风险基金来源渠道偏窄
目前,中国粮食风险基金由各级包干筹集,由中央与地方按1:1的比例筹集缺口资金,而且规定必须从财政预算中安排,地方财政还担负着粮食老财务挂账本金、新增粮食财务挂账利息及本金的消化任务,压力较大。据统计,地方财政每年负担粮食方面的资金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6%。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在地方财政吃紧、地方筹集资金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将严重制约粮食直接补贴对支持种粮农民收入的作用。
四、中国粮食直接补贴的调整与完善
(一)未来将粮食直接补贴改革为与生产脱钩的补贴方式
据世贸组织的黄箱政策,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的3.3%,仍然有较大的支持空间。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应从“黄箱”政策向“绿箱”政策转变,因此,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未来的发展趋势应当是与农产品产量不挂钩的直接补贴,能够降低补贴成本,增强补贴的透明度,减少中间环节的资金流失。
(二)粮食直接补贴应当加入环境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
从世界各国的农业国内支持经验来看,把直接补贴和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趋势,而中国粮食直接补贴对环境和农产品质量还没有提出要求,仅仅是针对种粮农民的一种补贴。因此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应当向与农村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相关的方向发展。
(三)进一步发挥粮食直接补贴和其他支持措施的配合作用
中国当前为确保粮食安全,针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补贴有粮食流通领域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最低价收购政策等。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能够提高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在粮食增产下应更加重视粮食价格波动对种粮农民收入的影响。因此,应充分发挥粮食储备补贴、最低价收购政策和粮食直接补贴等政策的合力作用,为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提供共同的支持作用。
(四)扩大粮食直接补贴资金来源
在中央连续提高粮食直接补贴规模的情况下,应尽快扩大粮食直接补贴的资金来源,继续保持粮食风险基金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资金投入,形成固定的资金投入模式,保证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稳定增长。
(石巍,1977年生,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
(一)维护粮食安全(1978—1997年)
粮食安全是指: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能够买得到和买得起足够、安全和营养的食物,以满足活跃、健康的生活所需的饮食需求和消费偏好。粮食安全是这一时期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重要目标。
(二)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环境保护(1998—2003年)
在这一时期粮食安全仍是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村环境。在粮食流通体制方面,不再实施粮食的低价销售,而是大幅度提高粮食价格,并按照最低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
(三)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环境保护、农业发展(2004年至今)
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降到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粮食播种面积减到15亿亩以下,农民增收缓慢。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当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在5年内彻底取消农业税,并从当年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直接补贴给种粮农民,以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特产税、屠宰税、牧业税也陆续取消。
二、中国粮食补贴制度的变迁历程
(一)提高收购价格(1979—1984年)
在这一阶段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此时的粮食补贴主要针对粮食的购销差价,这种补贴的重点是城市居民,农民只能在价格提高的过程中获取间接收益。
(二)补贴粮食经营企业的购销差价(1985—1990年)
1985年中国粮食取消统购制度,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上市自由交易,并規定如果粮食定购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农民可以按照统购价格卖给国家。在这种定购支付和自由交易的双轨制下,国家粮食补贴的重点仍然是补贴粮食企业的购销差价和经营费用。
(三)粮食价格大幅度上升,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储备体系(1991—1997年)
鉴于粮食定购体制下粮食企业的购销差价需要财政给予大规模的补贴,我国从1991年开始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到1993年粮食统购制度不再实施。国家在实行粮食最低保护价的同时,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和粮食储备体系,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补贴款全部用于建立粮食风险基金,粮食补贴的重点也由向粮食经营企业转向建立粮食风险基金。
(四)国家储备粮补贴和粮食风险基金补贴制度的确立(1998—2003年)
中国实行粮食流通企业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帐务帐簿分开,同时完善粮食价格体制。1998年5月,国家开始按保护价格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购企业实行顺价销售,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同时推进国有粮食企业改革。
(五)全面推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2004年至今)
以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为起点,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开始全面推行粮食直接补贴政策。2004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资金总额达到116亿元,其中13个粮食主产省101亿元,占补贴总数的88.6%,直接受益农民达到6亿人。2005年粮食直接补贴132亿元,2006年粮食直接补贴142亿元,到2007年已经发放541亿元粮食直接补贴。
三、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评价
(一)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属于“黄箱”政策
中国没有制订粮食直接补贴的具体办法,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粮食产量和粮食面积难以统计,绝大部分地区是根据农户的实际承包耕地面积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虽然与产量和价格脱钩,但属于与种植作物品种和耕地面积挂钩的特定农产品支持,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属于《农业协议》中的“黄箱”政策。
(二)中国粮食直接补贴的规模较小
美国对小麦的直接补贴每吨为45美元,玉米为27美元;欧盟对谷物的补贴每吨约为55美元。中国粮食直接补贴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根据对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6.8万个村庄的抽样调查,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936元,其中人均粮食直接补贴收入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0.48%。
(三)粮食直接补贴的实施成本较高
由于中国农民数量众多,各个省发放补贴的计算标准、计算方法均有所不同,各地在宣传发动、人员培训、制定方案、组织实施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支付了大量的费用,发放补贴成本较高,并且这种不同的补贴方式也会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透明度,容易造成补贴资金的流失。未来粮食直接补贴制度应当向便于执行、降低补贴成本的方向改革。
(四)粮食风险基金来源渠道偏窄
目前,中国粮食风险基金由各级包干筹集,由中央与地方按1:1的比例筹集缺口资金,而且规定必须从财政预算中安排,地方财政还担负着粮食老财务挂账本金、新增粮食财务挂账利息及本金的消化任务,压力较大。据统计,地方财政每年负担粮食方面的资金占当年财政收入的5-6%。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在地方财政吃紧、地方筹集资金难度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将严重制约粮食直接补贴对支持种粮农民收入的作用。
四、中国粮食直接补贴的调整与完善
(一)未来将粮食直接补贴改革为与生产脱钩的补贴方式
据世贸组织的黄箱政策,我国政府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的3.3%,仍然有较大的支持空间。但从长远发展来看,中国的粮食补贴政策应从“黄箱”政策向“绿箱”政策转变,因此,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未来的发展趋势应当是与农产品产量不挂钩的直接补贴,能够降低补贴成本,增强补贴的透明度,减少中间环节的资金流失。
(二)粮食直接补贴应当加入环境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
从世界各国的农业国内支持经验来看,把直接补贴和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等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趋势,而中国粮食直接补贴对环境和农产品质量还没有提出要求,仅仅是针对种粮农民的一种补贴。因此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应当向与农村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相关的方向发展。
(三)进一步发挥粮食直接补贴和其他支持措施的配合作用
中国当前为确保粮食安全,针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补贴有粮食流通领域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最低价收购政策等。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能够提高种粮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在粮食增产下应更加重视粮食价格波动对种粮农民收入的影响。因此,应充分发挥粮食储备补贴、最低价收购政策和粮食直接补贴等政策的合力作用,为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提供共同的支持作用。
(四)扩大粮食直接补贴资金来源
在中央连续提高粮食直接补贴规模的情况下,应尽快扩大粮食直接补贴的资金来源,继续保持粮食风险基金的主导作用,同时加强中央和地方的资金投入,形成固定的资金投入模式,保证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稳定增长。
(石巍,1977年生,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经济与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