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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在佛蒙特州南部的一个小镇上。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典型的小镇——不多的住宅，很多树和一个由十几家店铺、两家餐馆、三个加油站和一间诊所组成的商业区。和佛蒙特的大多数乡镇一样，以诺士伯格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小镇，邻居们彼此称名道姓。就是在现在，虽然我已经离开家乡将近20年，但以诺士伯格的居民们仍然用微笑来欢迎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回来了。”他们说。
我的父母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搬到佛蒙特来了。我父亲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平静地行医。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以诺士伯格人就把他当作自己人了。在佛蒙特的小乡镇中，消息传播得非常迅速。当他们遇到你的时候，他们早已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小镇上的邻居们称呼我父亲为“艾卜利医生”。很快我就知道，只要我住在以诺士伯格，就永远只会被当作“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在我上学的第一天，同学们聚拢在我的周围，因为我是医生的儿子。“如果你像你父亲，你就一定是个聪明的小男孩。”我的老师说。我高兴得笑逐颜开。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从来没有为我父亲是镇上最受人尊敬的公民之一而烦恼。可到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我16岁的时候，邻居们仍然叫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他们说我正在成为一位可尊敬的、刻苦的年轻人，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个诚实的人。每当我听到他们的这番评论，我都会觉得压抑。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与我的少年朋友们和睦相处。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受人欢迎的父亲对我很有利，可是现在，我上中学了，父亲的好名声像一片阴云一样到处跟着我。正因如此，每当陌生人问我是否就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时，我总是加重语气回答：“我的名字叫哈罗德。我自己能做得很好。”为了表示我的抵触情绪，我开始用我父亲的名字——萨姆——来称呼他。
“你近来怎么这么难缠？”有一天，在我和父亲争吵的当儿，他这样问我。
“噢，萨姆，”我回答，“我想，那让你烦恼了吧！”
“你知道当你喊我萨姆的时候，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我的父亲吼道。
“噢，当人们只期望我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时，我也觉得受到了伤害。我不想有多完美，我只想成为我自己。”
我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终于年满18岁了。第二年的秋天，我上了大学。我选择了离以诺士伯格很远的一所学院，那里没有人叫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因为没有人认识我的父亲。
上大学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一群学生一起坐在宿舍里，各自讲述自己的生活。后来，我们说到童年时最讨厌的事情。“那容易，”我说，“我无法忍受生长在一个人人总是拿我和我父亲相比的小镇上。我宁可人们把我当作其他随便什么人，也不愿意人们只知道我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皱起了眉头。“我不理解，”她说，“有一个这么受人尊敬的父亲，我会觉得很骄傲。”当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如果有人称我是我父亲的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在我4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的母亲。”
房间里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我改变了话题。我不打算听那位女生的话。
那年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我怀着对自己的骄傲回到了家乡的小镇。在上大学的4个月里，我已经交了许多新朋友。我没有凭借父亲的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人。父亲对我改变得如此之多感到非常惊异。
回到以诺士伯格，我开心了整整两个星期。在家里，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父亲的新汽车。
“让我开车出去兜兜风。”我说。
父亲同意了，但仍然没忘记像平常一样警告我：“小心点。”
我怒视着我的父亲，“萨姆，我讨厌被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待。我现在上大学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开车吗？”
我能够看见父亲脸上露出的受伤害的神色，我记得每当我叫他“萨姆”的时候，他是多么不高兴。
“那么好吧，”他回答，“钥匙在厨房里。”
我跳进汽车，开上了马路，欣赏着佛蒙特乡村的旖旎风光。我开出几里路，停在临镇的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当我用脚去踩加速器的时候，我走神了，没有听到前面刹车的尖叫声。我只听到一声撞击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我撞上的那辆汽车里的女人从车里跳出来，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你这个蠢货！”她尖叫道，“你怎么不看着点？”
我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察看着毁坏的程度。两辆汽车的外观都受到严重的毁坏。
那个女人继续朝我扔来辱骂的话语，我像一个犯了罪的小孩子一样坐在那儿。“这是你的错。”她叫道。我没有回言。我的膝盖开始颤抖。我把眼泪咽回到肚子里去。那女人的话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买保险了吗？你能赔偿吗？你是谁？”她不停地问着，“你是谁？”
我惊慌失措，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我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我坐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简直不相信我刚才说出的话。几乎是立刻，那个女人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露出一个表示着“噢，我知道他”的微笑。“对不起，”她回答，“我不知道是你。”
一个小时后，我开着父亲的那辆被挤扁了的新车回到家。我的头低垂着，膝盖还在发抖。我蹒跚地走进屋子，把钥匙递给我的父亲。我把发生的一切向他作了解释。
“你受伤了吗？”他问。
“没有。”我严肃地回答。
“那就好。”他回答。然后，他转过身，向门外走去。“哈罗德，”他一边走一边说，“把头抬起来。你不必这么垂头丧气。”
那天晚上是元旦前夕，我们全家去参加一个小型聚会，和朋友们一起庆祝新一年的开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人们欢呼着，大笑着，彼此问候着。我的目光穿过房间，看见了我的父亲。我向他走去。平时，我和我的父亲很少拥抱。但是，想起白天的事情，我不由自主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几年来第一次用他的真正称呼对他说：“谢谢你，爸爸，新年快乐！”
（编辑 牙 子）
我的父母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搬到佛蒙特来了。我父亲是一个温和的人，他平静地行医。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以诺士伯格人就把他当作自己人了。在佛蒙特的小乡镇中，消息传播得非常迅速。当他们遇到你的时候，他们早已知道你是不是好人。小镇上的邻居们称呼我父亲为“艾卜利医生”。很快我就知道，只要我住在以诺士伯格，就永远只会被当作“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在我上学的第一天，同学们聚拢在我的周围，因为我是医生的儿子。“如果你像你父亲，你就一定是个聪明的小男孩。”我的老师说。我高兴得笑逐颜开。
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从来没有为我父亲是镇上最受人尊敬的公民之一而烦恼。可到我十四五岁的时候，事情就改变了。我16岁的时候，邻居们仍然叫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他们说我正在成为一位可尊敬的、刻苦的年轻人，像我的父亲一样是个诚实的人。每当我听到他们的这番评论，我都会觉得压抑。
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与我的少年朋友们和睦相处。在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受人欢迎的父亲对我很有利，可是现在，我上中学了，父亲的好名声像一片阴云一样到处跟着我。正因如此，每当陌生人问我是否就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时，我总是加重语气回答：“我的名字叫哈罗德。我自己能做得很好。”为了表示我的抵触情绪，我开始用我父亲的名字——萨姆——来称呼他。
“你近来怎么这么难缠？”有一天，在我和父亲争吵的当儿，他这样问我。
“噢，萨姆，”我回答，“我想，那让你烦恼了吧！”
“你知道当你喊我萨姆的时候，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我的父亲吼道。
“噢，当人们只期望我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时，我也觉得受到了伤害。我不想有多完美，我只想成为我自己。”
我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学的最后一年，终于年满18岁了。第二年的秋天，我上了大学。我选择了离以诺士伯格很远的一所学院，那里没有人叫我“艾卜利医生的儿子”，因为没有人认识我的父亲。
上大学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一群学生一起坐在宿舍里，各自讲述自己的生活。后来，我们说到童年时最讨厌的事情。“那容易，”我说，“我无法忍受生长在一个人人总是拿我和我父亲相比的小镇上。我宁可人们把我当作其他随便什么人，也不愿意人们只知道我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女生皱起了眉头。“我不理解，”她说，“有一个这么受人尊敬的父亲，我会觉得很骄傲。”当她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她的眼睛里涌满了泪水，“如果有人称我是我父亲的孩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在我4岁的时候，他就离开了我的母亲。”
房间里陷入一种尴尬的沉默，我改变了话题。我不打算听那位女生的话。
那年学校放寒假的时候，我怀着对自己的骄傲回到了家乡的小镇。在上大学的4个月里，我已经交了许多新朋友。我没有凭借父亲的帮助，而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成为了一个受欢迎的人。父亲对我改变得如此之多感到非常惊异。
回到以诺士伯格，我开心了整整两个星期。在家里，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是父亲的新汽车。
“让我开车出去兜兜风。”我说。
父亲同意了，但仍然没忘记像平常一样警告我：“小心点。”
我怒视着我的父亲，“萨姆，我讨厌被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待。我现在上大学了。你以为我不知道怎么开车吗？”
我能够看见父亲脸上露出的受伤害的神色，我记得每当我叫他“萨姆”的时候，他是多么不高兴。
“那么好吧，”他回答，“钥匙在厨房里。”
我跳进汽车，开上了马路，欣赏着佛蒙特乡村的旖旎风光。我开出几里路，停在临镇的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当我用脚去踩加速器的时候，我走神了，没有听到前面刹车的尖叫声。我只听到一声撞击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我撞上的那辆汽车里的女人从车里跳出来，幸运的是，她没有受伤。“你这个蠢货！”她尖叫道，“你怎么不看着点？”
我透过挡风玻璃向外看，察看着毁坏的程度。两辆汽车的外观都受到严重的毁坏。
那个女人继续朝我扔来辱骂的话语，我像一个犯了罪的小孩子一样坐在那儿。“这是你的错。”她叫道。我没有回言。我的膝盖开始颤抖。我把眼泪咽回到肚子里去。那女人的话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买保险了吗？你能赔偿吗？你是谁？”她不停地问着，“你是谁？”
我惊慌失措，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我是艾卜利医生的儿子。”
我坐在那儿不知所措。我简直不相信我刚才说出的话。几乎是立刻，那个女人皱着的眉头舒展开来，露出一个表示着“噢，我知道他”的微笑。“对不起，”她回答，“我不知道是你。”
一个小时后，我开着父亲的那辆被挤扁了的新车回到家。我的头低垂着，膝盖还在发抖。我蹒跚地走进屋子，把钥匙递给我的父亲。我把发生的一切向他作了解释。
“你受伤了吗？”他问。
“没有。”我严肃地回答。
“那就好。”他回答。然后，他转过身，向门外走去。“哈罗德，”他一边走一边说，“把头抬起来。你不必这么垂头丧气。”
那天晚上是元旦前夕，我们全家去参加一个小型聚会，和朋友们一起庆祝新一年的开始。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的时候，人们欢呼着，大笑着，彼此问候着。我的目光穿过房间，看见了我的父亲。我向他走去。平时，我和我的父亲很少拥抱。但是，想起白天的事情，我不由自主地伸出胳膊搂住他的肩膀，几年来第一次用他的真正称呼对他说：“谢谢你，爸爸，新年快乐！”
（编辑 牙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