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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美国作家赛珍珠认为节俭、勤劳、恋土的农民是中国的核心。中国农民体现着人类的普遍性，赛珍珠对中国农民在土地上挣扎的歌颂在美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回响，成为中西沟通的共鸣点，因此人民性成为她沟通中西的创作品格。
关键词：赛珍珠 人民性 中西沟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小说发表时期，美国正处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出版业走向低谷，《大地》却在1931年和1932年连续被评为美国最畅销书。《大地》《东风·西风》《同胞》《龙子》等赛珍珠的作品向西方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抒发了中国人民对土地、乡村的深深眷恋，以期更多的西方人关心她的“另一个家园”——中国。赛珍珠投身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中，就像狄更斯创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她用她的笔为西方人创造了中国。这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促使西方人消除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偏见，还带来了久长的友好感情。笔者运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等方法，分析她的这几部代表作品，梳理她沟通中西的创作品格——人民性。
一 为中国人民正身立说
根据赛珍珠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她认为善良、坚强的农民形成了中国的核心。赛珍珠1930-1934年写作《大地》《儿子》《分家》三部曲时，她已在中国镇江、宿县、南京共生活了近四十年。她如此长时间地和中国普通人民共同生活，对中国人民有一种感情上的偏爱，1938年她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讲到：“假如我不按自己完全非正式的方式也提到中国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了。”赛珍珠认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构成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丈夫布克在安徽省宿县近五年的生活中，赛珍珠深入农村，广泛接触中国贫苦农民；在金陵大学教书的十几年里，她熟悉了那些在南京城墙脚下逃荒的难民。她看到中国农民背上驮负了连牲畜也难以承受的重担，他们富有智慧的脸上布满了辛劳的皱纹，但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农民，所以也极少有人能重视那些世界上伟大而平凡的人的价值，这使她萌生了创作的动机。她在《大地》的引言中说：“没有任何情节安排和写作计划，只有那些男人、女人和他們的孩子浮现在眼前。”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热爱和赞许，是她为中国普通人民而创作的情感动因。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已有不少西方人描述中国，但大都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落后、顽固、充满奇装异服的国土，把中国人看作是劣等民族，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美国学者米勒在考查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发展情况之后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美利坚大众传播媒介的渲染以及在美国兴起的排华浪潮，致使“美国人把中国和中国人描写为‘欺骗、异端、专制、残忍、污秽、杀婴……智力低下、两性放荡’的国家与种族”。赛珍珠要为可敬可爱的中国人民正身立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地出现，倘若我能做到的话。”1932年，她在自己的一个小传中说：“使我感到最大的乐趣与兴趣的总是人民，由于我住在中国人之间，这人民便是中国人了。当有人问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时，我无法回答，他们不是这样的或那样的，他们只是人。我无法给他们下个定义，就像无法给我的亲戚朋友下定义一样。我跟他们太近了，生活得跟他们太密切了，以至于无法这样做。”因此，赛珍珠投身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中，她用她的笔为西方人创造了中国，给西方读者客观而真实地描绘出中国人的形象。
二 农民与土地成为中西沟通的共鸣点
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大地》为何会成为美国三、四十年代最畅销的书？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全世界都能达成共同情感的题材——农民与土地，小说以“大地”命名，中国农民的土地之恋或者说中国农民的土地崇拜，无疑是小说写得最成功之处。“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走访农家成了我自身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赛珍珠通过刻画王龙身上挥之不去的“恋土情结”，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至高无上的深情写得意蕴深刻。王龙视土地为命根子，他活着的第一宏愿就是多多买地，快快买地！他为从黄家购得一块好地而欣喜若狂；逃荒到城里，他念念不忘的是赶快回家种田；意外得了金子，连忙变卖成土地；弥留之际，最令他担心的是土地从儿子手里失去。他对土地的狂热追求被升华为一种如痴如迷的爱恋，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属于他的土地，只有他觉得土地在他的脚下，春天能扶着犁耕地，收获时能手持镰刀，生活才能充实。”旧中国农民的恋土之情是一种求生本能，一种长年形成的劳动习惯，更是作为大地的子民对于抚育自己的母亲的依恋与感激之情。赛珍珠对王龙的恋土之情的关照，不是出于西方人的猎奇或某种居高临下的垂怜和嘲讽，而是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体察、理解、认同乃至赞叹与歌颂。赛珍珠长年生活在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有相当多的接触，她能理解和体会以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土地之爱，能描绘出旧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斗争场面，尤其是发生水灾、旱灾的惨状。
赛珍珠小说发表时期，美国正处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出版业走向低谷，《大地》却在1931和1932年连续被评为美国最畅销书。这些年代的美国文化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对“爵士时代”的奢侈的价值观进行反思，人们将大萧条的原因归咎于物质、经济过剩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叛逆。在美国文坛上，约翰·克劳·兰塞姆、艾伦·泰特等人发起逃亡派诗歌运动，继尔倡导重农主义。南方重农派的观点是土地文化是最好的，应该复兴传统，回归古老的农业社会。“乡村人过着诚实、可敬、奋斗的生活，而城市人则过着腐朽、奢侈、极富刺激的生活。这一时期的电影，如《国营市场》（State Fair）、《我们日常的面包》（Our Daily Bread）、《吉姆·道兰的生活》（The Life of Dolan）、《陌生者的回归》（Stranger’s Return）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通过农业表达了对土地的贴近。《我们日常的面包》（Our Daily Bread）（1934年）以农场的合作生活为背景来反对个人主义的、激烈竞争的城市生活。”《大地》以乡村生活为主题恰好迎合了美国30年代的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王龙对土地、家庭鞠躬尽瘁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乡村之梦，小说通过王龙一家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传统的人际关系而展现出来的中国乡村生活是这部小说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 赛珍珠讲述的农民在土地上挣扎的故事格外能引起大萧条年代美国人的共鸣。30年代，美国经济崩溃，“1934年和1936年又连续发生大旱，成片的耕地被毁，庄稼欠收，俄克拉荷马州和邻近的堪萨斯、得克萨斯、阿肯色等州变成了‘尘谷’（Dust Bowl），长年生活于此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踏上逃荒之路”。这种情况下，以农民的苦难和坚韧为内容的小说给处于低落情绪的美国人民带去了些许鼓舞。土地——美国人并不陌生，许多美国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为王龙的土地之恋和艰苦奋斗感动不已，身处困境的美国人民感到大洋彼岸的人民和他们同命相连。因为土地是每个民族都能领悟的东西，它能够引起中西人民的共鸣，除《大地》外，30年代的《飘》（玛格丽特·米切尔）、《烟草之路》（厄斯金·考德威尔）、《愤怒的葡萄》（约翰·斯坦贝克）等几部小说写的也是这个主题。赛珍珠的独特性在于：她既有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饱受凌辱、苦难深重的感受，又有西方社会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感受，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魔影笼罩心头，几重感受，把作者的情思冲撞提升到人类普遍生存的高度。赛珍珠的作品刻画的节俭、勤劳、恋土的农民，和他们的这种乐天、安命、守常、知运的特性与经验，在美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回响，也坚定了美国人民的信念：人有能力忍受这个灾难，终将胜利。
三 中国农民体现着人类的普遍性
一些中国贵族知识分子责备赛珍珠的《大地》写的竟是中国农民，而不是他们这些“精英”。江亢虎教授通过美国《纽约时报》直接谴责赛珍珠：“在书中，她说自己青年时代在中国深受中国苦力和阿妈的影响，而这些大都来自长江河谷以北最低层最贫困的家庭。当然，在他们之中也不乏善良的农民，他们吃苦耐劳，是忠实能干的佣人。但他们的生活观念却不可避免地怪诞，他们的常识也的确有限。他们或許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赛珍珠反驳道：“我对他这种观点简直太熟悉了，而且一直为此感到悲哀。他说他们——指中国平民百姓——或许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我不禁要问，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不能代表这个国家，那么谁能代表呢？”那些“不断地与天灾人祸作顽强斗争，生机勃勃地生活着的伟大的中国普通百姓，竟然什么也不是吗？”赛珍珠尖锐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大得惊人，几乎难以逾越，他们本应该为其普通大众感到自豪，只有这些普通大众才真正是中国的力量和光荣。赛珍珠赞美中国普通大众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他们以一种坚忍不拔的高贵品德忍受着时代的兴衰沉浮。《纽约时报》评论说：“在赛珍珠女士看来，那些构成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人，那些普通大众，才真正有资格代表广阔丰富、充满乐观的中国生活。”大量的西方读者读了赛珍珠的书后写信告诉她“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觉得赛珍珠的“书中的中国人显得真实，富有人味”。这些人不仅仅是中国农民，他们还代表了遍布全球的农民。他们同在抗争，同在欢乐，亦同在失望，这种各族人民的共性打动了西方读者的心，赛珍珠的《大地》让“美国读者了解到，在一个与已截然不同的异族人民的生活当中，同样体现着人类的普遍性”。
总而言之，赛珍珠寻找到了中西沟通共鸣点：农民与土地，以农民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体现着人类的普遍性。她勾画中国，替中国人民正身立说，为西方人提供了更好地观察、凝视中国的手段。她的作品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他者”，使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他者文化，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得以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参与国际、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蒂尔·林布莱德曾做过这样的评论：“赛珍珠女士，你在你的具有高超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中，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了解和重视。你通过你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大众中的个人。你给我们展示了家族的兴衰以及作为这些家族基础的土地。在这些方面你教会我们认识那些思想感情的品性，正是它们把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地球上联系到一起……”
参考文献：
[1] [美]赛珍珠，王逢振等译：《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2] [美]保罗·A·多伊尔，张晓胜、耿德本、史国强译：《赛珍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
[4] 姚锡佩：《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5] 李臻：《赛珍珠文学现象成因初探》，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 [美]赛珍珠，尚营林、张志强、李文中、颜学军、鲁跃峰、张晰译：《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7] 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唐纳德·亚当斯：《著书指南》，瓦伊金出版社，1944年版。
作者简介：
臧杨柳，女，1978—，江苏徐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西方文论，工作单位：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徐明，男，1976—，江苏扬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赛珍珠 人民性 中西沟通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的小说发表时期，美国正处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出版业走向低谷，《大地》却在1931年和1932年连续被评为美国最畅销书。《大地》《东风·西风》《同胞》《龙子》等赛珍珠的作品向西方展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抒发了中国人民对土地、乡村的深深眷恋，以期更多的西方人关心她的“另一个家园”——中国。赛珍珠投身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中，就像狄更斯创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她用她的笔为西方人创造了中国。这不仅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促使西方人消除把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偏见，还带来了久长的友好感情。笔者运用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学等方法，分析她的这几部代表作品，梳理她沟通中西的创作品格——人民性。
一 为中国人民正身立说
根据赛珍珠在中国的经历和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她认为善良、坚强的农民形成了中国的核心。赛珍珠1930-1934年写作《大地》《儿子》《分家》三部曲时，她已在中国镇江、宿县、南京共生活了近四十年。她如此长时间地和中国普通人民共同生活，对中国人民有一种感情上的偏爱，1938年她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演说中讲到：“假如我不按自己完全非正式的方式也提到中国人民，我就不是真正的我了。”赛珍珠认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落后的小农经济和构成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丈夫布克在安徽省宿县近五年的生活中，赛珍珠深入农村，广泛接触中国贫苦农民；在金陵大学教书的十几年里，她熟悉了那些在南京城墙脚下逃荒的难民。她看到中国农民背上驮负了连牲畜也难以承受的重担，他们富有智慧的脸上布满了辛劳的皱纹，但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农民，所以也极少有人能重视那些世界上伟大而平凡的人的价值，这使她萌生了创作的动机。她在《大地》的引言中说：“没有任何情节安排和写作计划，只有那些男人、女人和他們的孩子浮现在眼前。”她对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的热爱和赞许，是她为中国普通人民而创作的情感动因。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美文艺作品中，已有不少西方人描述中国，但大都把中国描绘成一个落后、顽固、充满奇装异服的国土，把中国人看作是劣等民族，是供人取笑、侮辱的丑角。美国学者米勒在考查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发展情况之后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美利坚大众传播媒介的渲染以及在美国兴起的排华浪潮，致使“美国人把中国和中国人描写为‘欺骗、异端、专制、残忍、污秽、杀婴……智力低下、两性放荡’的国家与种族”。赛珍珠要为可敬可爱的中国人民正身立说：“我不喜欢那些把中国人写得奇异而荒诞的著作，而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要使这个民族在我的书中如同他们自己原来一样的真实地出现，倘若我能做到的话。”1932年，她在自己的一个小传中说：“使我感到最大的乐趣与兴趣的总是人民，由于我住在中国人之间，这人民便是中国人了。当有人问我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时，我无法回答，他们不是这样的或那样的，他们只是人。我无法给他们下个定义，就像无法给我的亲戚朋友下定义一样。我跟他们太近了，生活得跟他们太密切了，以至于无法这样做。”因此，赛珍珠投身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事业中，她用她的笔为西方人创造了中国，给西方读者客观而真实地描绘出中国人的形象。
二 农民与土地成为中西沟通的共鸣点
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大地》为何会成为美国三、四十年代最畅销的书？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全世界都能达成共同情感的题材——农民与土地，小说以“大地”命名，中国农民的土地之恋或者说中国农民的土地崇拜，无疑是小说写得最成功之处。“他们活得最真实，最接近土地，最接近生和死，最接近欢笑和泪水。走访农家成了我自身寻找生活真实的途径。”赛珍珠通过刻画王龙身上挥之不去的“恋土情结”，把中国农民对土地的至高无上的深情写得意蕴深刻。王龙视土地为命根子，他活着的第一宏愿就是多多买地，快快买地！他为从黄家购得一块好地而欣喜若狂；逃荒到城里，他念念不忘的是赶快回家种田；意外得了金子，连忙变卖成土地；弥留之际，最令他担心的是土地从儿子手里失去。他对土地的狂热追求被升华为一种如痴如迷的爱恋，小说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属于他的土地，只有他觉得土地在他的脚下，春天能扶着犁耕地，收获时能手持镰刀，生活才能充实。”旧中国农民的恋土之情是一种求生本能，一种长年形成的劳动习惯，更是作为大地的子民对于抚育自己的母亲的依恋与感激之情。赛珍珠对王龙的恋土之情的关照，不是出于西方人的猎奇或某种居高临下的垂怜和嘲讽，而是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体察、理解、认同乃至赞叹与歌颂。赛珍珠长年生活在中国农村，对中国农民有相当多的接触，她能理解和体会以王龙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土地之爱，能描绘出旧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和斗争场面，尤其是发生水灾、旱灾的惨状。
赛珍珠小说发表时期，美国正处于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中，出版业走向低谷，《大地》却在1931和1932年连续被评为美国最畅销书。这些年代的美国文化有回归传统的倾向，对“爵士时代”的奢侈的价值观进行反思，人们将大萧条的原因归咎于物质、经济过剩以及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叛逆。在美国文坛上，约翰·克劳·兰塞姆、艾伦·泰特等人发起逃亡派诗歌运动，继尔倡导重农主义。南方重农派的观点是土地文化是最好的，应该复兴传统，回归古老的农业社会。“乡村人过着诚实、可敬、奋斗的生活，而城市人则过着腐朽、奢侈、极富刺激的生活。这一时期的电影，如《国营市场》（State Fair）、《我们日常的面包》（Our Daily Bread）、《吉姆·道兰的生活》（The Life of Dolan）、《陌生者的回归》（Stranger’s Return）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通过农业表达了对土地的贴近。《我们日常的面包》（Our Daily Bread）（1934年）以农场的合作生活为背景来反对个人主义的、激烈竞争的城市生活。”《大地》以乡村生活为主题恰好迎合了美国30年代的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王龙对土地、家庭鞠躬尽瘁的故事是一个完美的乡村之梦，小说通过王龙一家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传统的人际关系而展现出来的中国乡村生活是这部小说大获成功的主要原因。 赛珍珠讲述的农民在土地上挣扎的故事格外能引起大萧条年代美国人的共鸣。30年代，美国经济崩溃，“1934年和1936年又连续发生大旱，成片的耕地被毁，庄稼欠收，俄克拉荷马州和邻近的堪萨斯、得克萨斯、阿肯色等州变成了‘尘谷’（Dust Bowl），长年生活于此的农民不得不离开家乡，踏上逃荒之路”。这种情况下，以农民的苦难和坚韧为内容的小说给处于低落情绪的美国人民带去了些许鼓舞。土地——美国人并不陌生，许多美国读者在读完这部小说后，为王龙的土地之恋和艰苦奋斗感动不已，身处困境的美国人民感到大洋彼岸的人民和他们同命相连。因为土地是每个民族都能领悟的东西，它能够引起中西人民的共鸣，除《大地》外，30年代的《飘》（玛格丽特·米切尔）、《烟草之路》（厄斯金·考德威尔）、《愤怒的葡萄》（约翰·斯坦贝克）等几部小说写的也是这个主题。赛珍珠的独特性在于：她既有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条件下饱受凌辱、苦难深重的感受，又有西方社会经济萧条社会动荡的感受，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魔影笼罩心头，几重感受，把作者的情思冲撞提升到人类普遍生存的高度。赛珍珠的作品刻画的节俭、勤劳、恋土的农民，和他们的这种乐天、安命、守常、知运的特性与经验，在美国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深刻的回响，也坚定了美国人民的信念：人有能力忍受这个灾难，终将胜利。
三 中国农民体现着人类的普遍性
一些中国贵族知识分子责备赛珍珠的《大地》写的竟是中国农民，而不是他们这些“精英”。江亢虎教授通过美国《纽约时报》直接谴责赛珍珠：“在书中，她说自己青年时代在中国深受中国苦力和阿妈的影响，而这些大都来自长江河谷以北最低层最贫困的家庭。当然，在他们之中也不乏善良的农民，他们吃苦耐劳，是忠实能干的佣人。但他们的生活观念却不可避免地怪诞，他们的常识也的确有限。他们或許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赛珍珠反驳道：“我对他这种观点简直太熟悉了，而且一直为此感到悲哀。他说他们——指中国平民百姓——或许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我不禁要问，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不能代表这个国家，那么谁能代表呢？”那些“不断地与天灾人祸作顽强斗争，生机勃勃地生活着的伟大的中国普通百姓，竟然什么也不是吗？”赛珍珠尖锐地指出：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大得惊人，几乎难以逾越，他们本应该为其普通大众感到自豪，只有这些普通大众才真正是中国的力量和光荣。赛珍珠赞美中国普通大众具有一种高贵的品质，他们以一种坚忍不拔的高贵品德忍受着时代的兴衰沉浮。《纽约时报》评论说：“在赛珍珠女士看来，那些构成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人，那些普通大众，才真正有资格代表广阔丰富、充满乐观的中国生活。”大量的西方读者读了赛珍珠的书后写信告诉她“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他们觉得赛珍珠的“书中的中国人显得真实，富有人味”。这些人不仅仅是中国农民，他们还代表了遍布全球的农民。他们同在抗争，同在欢乐，亦同在失望，这种各族人民的共性打动了西方读者的心，赛珍珠的《大地》让“美国读者了解到，在一个与已截然不同的异族人民的生活当中，同样体现着人类的普遍性”。
总而言之，赛珍珠寻找到了中西沟通共鸣点：农民与土地，以农民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体现着人类的普遍性。她勾画中国，替中国人民正身立说，为西方人提供了更好地观察、凝视中国的手段。她的作品发出一种独特的声音，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他者”，使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他者文化，也使得中国的文化得以展现在世界舞台上，参与国际、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对话。蒂尔·林布莱德曾做过这样的评论：“赛珍珠女士，你在你的具有高超艺术质量的文学作品中，促进了西方世界对于人类的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人民的了解和重视。你通过你的作品使我们看到了人民大众中的个人。你给我们展示了家族的兴衰以及作为这些家族基础的土地。在这些方面你教会我们认识那些思想感情的品性，正是它们把我们芸芸众生在这个地球上联系到一起……”
参考文献：
[1] [美]赛珍珠，王逢振等译：《大地三部曲》，漓江出版社，1998年版。
[2] [美]保罗·A·多伊尔，张晓胜、耿德本、史国强译：《赛珍珠》，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3] 宋伟杰：《中国·文学·美国：美国小说戏剧中的中国形象》，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
[4] 姚锡佩：《赛珍珠的几个世界：文化冲突的悲剧》，郭英剑编：《赛珍珠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
[5] 李臻：《赛珍珠文学现象成因初探》，刘龙主编：《赛珍珠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6] [美]赛珍珠，尚营林、张志强、李文中、颜学军、鲁跃峰、张晰译：《我的中国世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7] 虞建华等：《美国文学的第二次繁荣》，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 唐纳德·亚当斯：《著书指南》，瓦伊金出版社，1944年版。
作者简介：
臧杨柳，女，1978—，江苏徐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英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西方文论，工作单位：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徐明，男，1976—，江苏扬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日语语言文学，工作单位：南京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