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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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实验通常被认为是识别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值得信赖的方法.但是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的科研活动中,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还不得不依赖非实验数据展开.使用观测数据进行因果关系推断的一个主要困难就在于数据的内生性问题.论文以新闻传播学中的典型变量关系为案例,对什么是内生性问题、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在定量研究中的区别、内生性问题对因果推断产生的影响,以及形成内生性问题的遗漏变量、选择偏差、循环因果、测量误差等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回顾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学主流期刊上发表的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后,发现处理内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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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实验通常被认为是识别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最值得信赖的方法.但是在社会科学,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学的科研活动中,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还不得不依赖非实验数据展开.使用观测数据进行因果关系推断的一个主要困难就在于数据的内生性问题.论文以新闻传播学中的典型变量关系为案例,对什么是内生性问题、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在定量研究中的区别、内生性问题对因果推断产生的影响,以及形成内生性问题的遗漏变量、选择偏差、循环因果、测量误差等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通过回顾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学主流期刊上发表的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的论文后,发现处理内生性问题可能会成为未来传播学定量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对具体的方法提供了初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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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红人"是近20年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该研究对28位网民进行有关"网红"记忆的深度访谈,结合互联网历史媒介文本的对照考察,在对"网红"的概念史梳理过程中,纵向描摹了中国文化类"网红"嬗变的四个时期,即"文化想象期"(1999-2004年)、"观念碰撞期"(2004-2009年),"观点争鸣期"(2009-2014年),"资本驱动期"(2014年-至今)四个典型阶段.总结了网民对待不同阶段"网红"身份"转场"背后的5个维度的心态转变,即:在
1924年上海《民国日报》的改组源于孙中山"联俄"政策.该政策形成过程中,共产国际和苏俄要求国民党重视宣传并改组党.随着国民党的改组,一些"党人"所办的私营报纸被改组为国民党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是改组首选对象.该报的改组以组建国共合作性质的编委会等为重点.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初国共关系总体密切,《民国日报》的改组成效明显,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正面价值和影响."弹劾共产党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试图重组《民国日报》编委会未果,这对该报后续发展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在经历了
"中流砥柱"如何从物质实体和文化地理成为成语并被广泛应用?通过梳理其历史文本,描述其叙事衍变与传播实践,发现经由符号与隐喻的生成、强化以及升级形成了不断扩张的意义螺旋,同时通过物质和地理的再生产诠释核心内涵,形成了物质转化为符号以及再物质化、再地理化的脉络;"中流砥柱"的传播脉络呈现出长时段跨媒介话语建构的复杂纹理,在不同载体间传播、转换、回旋甚或改变信息本身的性质,且具有高度的文化语境;这种符号化和再物质化表达的往复线路和互文过程形成了"中流砥柱"的动态转义逻辑,或可被视为本土传播的经验,启
斯诺"红色中国"书写是搭建中西方沟通桥梁的经典文本,其在西方流传的过程中,因应时局变迁而获致不同的评价.考察西方对斯诺"红色中国"书写进行知识再生产的整体脉络,还原其在曲折中逐步被标志为经典作品的全过程,并梳理其在当代情境中拓展的意义空间,发现:对斯诺"红色中国"书写的知识再生产,绝不局限于原始文本的阐释,而毋宁是交织着历史、时政、文化与个人理念的知识新造,再现着经典的历史生命力.
传播学有关媒介与社会信任之关系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但现有的成果多是微观层面的视角,从宏观层面观照媒介体制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研究成果不多.首先,鉴于现有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尚有不足,作者通过文献梳理对其进行了优化,并利用可获得的数据对所有媒介体制维度进行了量化操作,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比较媒介体制分析框架.其次,我们考察了该分析框架的媒介体制特征对社会信任可能存在的影响,发现公共媒介的市场份额越大、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认同度越高,社会信任情况越好.媒介市场结构的集中化虽然也有益于社会信
有关"新闻无学"的偏见与争论是个老话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对话语境中有着不同的解读版本与讨论弹性.以在社会科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农民工议题研究为例,通过对当前不同学科农民工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再结合笔者十年左右的农民工研究经历的反思,发现学科边界"森严"抑或唯传播效果论的研究取向,使得现有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农民工议题的研究,缺乏现实的问题意识以及与其它学科对话的资本和平台,出现明显的内眷化现象.对内"眷顾",对外"失语",如此矛盾抑或危机则让"新闻无学"偏见的存在有了新的理解路径与解释空
随着计算宣传的大规模应用,虚假信息运动顺应"后真相"政治的逻辑在全球频繁出现.有组织的虚假信息运动在海外社交平台上频繁运作,中国往往成为攻击的目标对象.以2019年香港爆发的"修例风波"为例,依据Google Fact Check Explore项目核查过的"修例风波"中的虚假信息,抓取推特平台上相关的传播数据,通过内容分析、情感分析与时间序列分析,探讨国际涉华虚假信息运动的传播机制,可发现: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虚假信息传播成为情感动员的关键策略;虚假信息的传播主体形成国际化传播矩阵,他
宋代邸报定本制度通常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新闻报道事前审查制度,当权者借以实现政治宣传、舆论营造之目的.当时统治集团很重视定本权力,以至于处于权力上层的宰相与皇帝围绕它产生了明争暗夺,造成定本权制度存世期间经历了六次模式调整,即枢密院人员定本,进奏院监官定本,宰相(进奏院监官、宰相)定本,左右司郎官、宰执定本,给事中、宰执定本,给事中定本.定本制度对新闻事业发展兼具促进性和阻碍性,但后者是主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认识、运用、发展、治理互联网提出了一系列新表述、新观点、新论断,科学解析了一系列网信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刻揭示了互联网的本质特征、建设路径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科学总结并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网之道,为做好新时代网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探索中国特色网信事业创新发展之道指明了方向.论文就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的时代特征和理论价值、理论内涵和核心要义,及引领推动网信事业创新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析建构.
"化"作为中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贯穿中国古代传播活动的全过程.儒道释文化均由"化"建立了各自富有本体论意义的传播观念,儒家政治教化更是发挥了服务于封建王权的典范作用."化"之存在及状态,贯通天人之道;"化"之媒介及渠道,藉格物以致知;"化"之方法及结果,自化自得存神.以此为基础,"化"传播观念尤其偏向"传-受"一体化的传播效果论,由"量变"到"质变",最终落实在传、受者的心灵认同,内化提升的"育新民"上,彰显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