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60多年前，我与母亲同上初一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1956年秋，我考上江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中部时，母亲正在苏州市市级机关幼儿园供职。那时，学文化，抓社会主义建设，啥都搞得轰轰烈烈。母亲虽然当过小学代课老师，但只有小学毕业文凭。市级机关职工要带头学文化，于是母亲便报了机关干部业余学校，领回来的两本书居然和我的一模一样：一本是《文学》，还有一本是《代数》。机关干部业余学校只开主科不开副科，我比母亲多一本硬封皮的《动物》，还有历史、自然等学科的书。
1956年，初中语文课本《汉语》改为《文学》，翻开书，有画得十分精美的牛郎织女图，更多的是故事，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还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新书领回后，晚上我和母亲便在灯下一起用牛皮纸包封面。《动物》是万万舍不得包的，那硬封皮实在太精美了。我不会包角，只会将包书纸叠齐了把封面塞进去了事，母亲还能将书的封面、封底包出四只角。
我语文比较好，尤其是作文，还向报社投过稿。第一次投稿已是65年前的事了。记得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在举国上下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中，中小学生也不甘落后踊跃参加，彭家敏老师便让我为《新苏州报》写一篇“小朋友踊跃参与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报道。不想，文章还见报了。
后来，刚上初一时，语文老师刘善桢检查课堂笔记，一看我的笔记，该分行的分行，该空格的空格，清清爽爽，准确无误，竟怀疑是我父亲“代劳”的。而我的父亲正是刘先生一双儿女的语文老师。于是，一下课，她就叫我将笔记送到办公室去，与父亲一番沟通后，刘老师满意地对我说：“你以后可以考中文系。”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中文系。6年后高考，我是附中考上中文系的两名学生中的一名（当年报中文系可是文科首选）。正因为我读书时语文一直较好、作文也好（也难怪，父亲订的当时为数不多的语文报刊我期期都看），所以母亲写作文时总与我商量怎么写，我也就做起了“小老师”。
至于代数，尽管教代数的黄佑葆老师讲起课来精神十足，教得清清楚楚，但于我而言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不过母亲业余学过会计，有立信会计学校的结业证书，她做代数作业总是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于是，我碰到难题无法解时，母亲便是我的“外援”了。
再说说父亲的事。我的家中存有一张上世纪30年代父亲与好友的合影。照片上，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户照入，两位眉目清秀身着长衫的年轻人，一坐一站手捧书本正静心阅读，那么专注、那么投入，完全沉浸在美妙的读书世界之中。
照片上站立者是我的父亲。父亲生于1920年，生性爱读书，15岁从苏州纯一中学毕业，家里还珍藏着父亲当年亲手装订的国文讲义，书中圈点评述，一笔一横，都是那么工整。之后，他从黄埭师范毕业，随即报考大学，不料在赶考途中，一张姓同伴遭日军暴打，父亲急忙回来报信营救，由此延误了考期；一张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准考证，父亲一直保存了半个多世纪。随后，父亲就在家乡镇上的小学教书，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苏州任教，先后到平直中心小学、干将中心小学、燕家巷小学任教，上世纪60年代初调到工厂。
即便调离学校去了工厂，父亲依然孜孜以求，坚持自学。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就读于机关干部业余大学，修的是中文，多年来风雨无阻，并购买了大量参考书，以至我1962年考上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光文学概论参考书就有四五套不同版本的，当然全都是父亲购买并认真读过的。
有趣的是，我是1966届中文系毕业生，父亲在“文革”后由苏州市职工业余大学补发的毕业证书，竟然也是1966届的。父亲不仅中文基本功好，理科也强。当教师时，他既教算术又教语文。在粉末冶金厂初创时期，父亲在技术科工作，查资料、访同行、搞试验，硬是白手起家，完成了当时工厂的技术转型，厂方多次要他出任技术科科长，都被他婉拒了。
父亲一贯重视子女的教育，妹妹与妹夫交朋友时第一次带他来家，父亲说：“交朋友可以，但要读书！”硬是由他出钱把他俩一起送进了业余学校。父亲80岁那年去世。如今，三个孙辈没有辜負他的期望：孙子已获文学硕士学位，当了电视编导，最近完成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系列纪录片《花开中国》，2018年秋将首推5集；孙女大一就入了党，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现在苏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外孙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现在一家银行分行担任副行长。
我与父亲同届大学毕业，又与母亲同上初一，看似巧合，其实也有必然的因素。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老年大学的课堂上，爷爷奶奶拿着孙辈的英语书作参考；书法绘画的行当中也有无数的父子档、母女档、祖孙档。循着父母的样子学，跟着儿孙的步子学，与父母同学、与儿孙辈同学，这种两代同学、隔代同学的情景与现象，在新时代中竟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体现了互动的默契、共享的温馨、携手的慰藉……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勉、共同的追求，更是一道时代的风景！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苏州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校园文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散文诗集《姑苏十二娘》《风润江南》，散文集《一条河的思念》）
（责 编 帕 拉）
1956年秋，我考上江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初中部时，母亲正在苏州市市级机关幼儿园供职。那时，学文化，抓社会主义建设，啥都搞得轰轰烈烈。母亲虽然当过小学代课老师，但只有小学毕业文凭。市级机关职工要带头学文化，于是母亲便报了机关干部业余学校，领回来的两本书居然和我的一模一样：一本是《文学》，还有一本是《代数》。机关干部业余学校只开主科不开副科，我比母亲多一本硬封皮的《动物》，还有历史、自然等学科的书。
1956年，初中语文课本《汉语》改为《文学》，翻开书，有画得十分精美的牛郎织女图，更多的是故事，有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还有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新书领回后，晚上我和母亲便在灯下一起用牛皮纸包封面。《动物》是万万舍不得包的，那硬封皮实在太精美了。我不会包角，只会将包书纸叠齐了把封面塞进去了事，母亲还能将书的封面、封底包出四只角。
我语文比较好，尤其是作文，还向报社投过稿。第一次投稿已是65年前的事了。记得当时我上小学二年级，在举国上下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热潮中，中小学生也不甘落后踊跃参加，彭家敏老师便让我为《新苏州报》写一篇“小朋友踊跃参与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的报道。不想，文章还见报了。
后来，刚上初一时，语文老师刘善桢检查课堂笔记，一看我的笔记，该分行的分行，该空格的空格，清清爽爽，准确无误，竟怀疑是我父亲“代劳”的。而我的父亲正是刘先生一双儿女的语文老师。于是，一下课，她就叫我将笔记送到办公室去，与父亲一番沟通后，刘老师满意地对我说：“你以后可以考中文系。”当时我还不懂什么叫中文系。6年后高考，我是附中考上中文系的两名学生中的一名（当年报中文系可是文科首选）。正因为我读书时语文一直较好、作文也好（也难怪，父亲订的当时为数不多的语文报刊我期期都看），所以母亲写作文时总与我商量怎么写，我也就做起了“小老师”。
至于代数，尽管教代数的黄佑葆老师讲起课来精神十足，教得清清楚楚，但于我而言理解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不过母亲业余学过会计，有立信会计学校的结业证书，她做代数作业总是三下五除二就完成了。于是，我碰到难题无法解时，母亲便是我的“外援”了。
再说说父亲的事。我的家中存有一张上世纪30年代父亲与好友的合影。照片上，一束温暖的阳光从窗户照入，两位眉目清秀身着长衫的年轻人，一坐一站手捧书本正静心阅读，那么专注、那么投入，完全沉浸在美妙的读书世界之中。
照片上站立者是我的父亲。父亲生于1920年，生性爱读书，15岁从苏州纯一中学毕业，家里还珍藏着父亲当年亲手装订的国文讲义，书中圈点评述，一笔一横，都是那么工整。之后，他从黄埭师范毕业，随即报考大学，不料在赶考途中，一张姓同伴遭日军暴打，父亲急忙回来报信营救，由此延误了考期；一张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准考证，父亲一直保存了半个多世纪。随后，父亲就在家乡镇上的小学教书，上世纪40年代中期到苏州任教，先后到平直中心小学、干将中心小学、燕家巷小学任教，上世纪60年代初调到工厂。
即便调离学校去了工厂，父亲依然孜孜以求，坚持自学。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就读于机关干部业余大学，修的是中文，多年来风雨无阻，并购买了大量参考书，以至我1962年考上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光文学概论参考书就有四五套不同版本的，当然全都是父亲购买并认真读过的。
有趣的是，我是1966届中文系毕业生，父亲在“文革”后由苏州市职工业余大学补发的毕业证书，竟然也是1966届的。父亲不仅中文基本功好，理科也强。当教师时，他既教算术又教语文。在粉末冶金厂初创时期，父亲在技术科工作，查资料、访同行、搞试验，硬是白手起家，完成了当时工厂的技术转型，厂方多次要他出任技术科科长，都被他婉拒了。
父亲一贯重视子女的教育，妹妹与妹夫交朋友时第一次带他来家，父亲说：“交朋友可以，但要读书！”硬是由他出钱把他俩一起送进了业余学校。父亲80岁那年去世。如今，三个孙辈没有辜負他的期望：孙子已获文学硕士学位，当了电视编导，最近完成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系列纪录片《花开中国》，2018年秋将首推5集；孙女大一就入了党，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现在苏州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从事企业管理工作；外孙毕业于南京审计学院，现在一家银行分行担任副行长。
我与父亲同届大学毕业，又与母亲同上初一，看似巧合，其实也有必然的因素。我们在生活中会发现，老年大学的课堂上，爷爷奶奶拿着孙辈的英语书作参考；书法绘画的行当中也有无数的父子档、母女档、祖孙档。循着父母的样子学，跟着儿孙的步子学，与父母同学、与儿孙辈同学，这种两代同学、隔代同学的情景与现象，在新时代中竟又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体现了互动的默契、共享的温馨、携手的慰藉……这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互勉、共同的追求，更是一道时代的风景！
（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苏州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校园文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散文诗集《姑苏十二娘》《风润江南》，散文集《一条河的思念》）
（责 编 帕 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