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爱》反映了一个沉重的主题：一群因为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村民，遭受歧视和唾弃，只好来到废弃的小学，集体过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性格各异，相互之间也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在短暂的有生之日里，他们有憧憬，有遗憾，有卑微的欢笑，有痛苦的挣扎。在这群人中，赵得意和商琴琴由情欲走向爱情，最终大胆冲突家庭伦理的束缚，进入神圣的婚约，直至双双离开冷漠的人世；而影片的另一条线索，赵得意的哥哥，那位给全村带来艾滋病灾难的“血头”赵齐全，儿子被村民报复毒死；他自己则继续发着昧心财，与濒死的艾滋病村民做起棺材生意；后来他又借儿子冥婚攀上县长关系，成为房地产开发商，准备将村里的土地建成高档的墓园。
　　这真是残酷而令人心碎的故事。然而，没有人愿意绝望至死，他们总想挣扎，寻求出路。电影中，完成这一拯救任务的是爱情。在命该如此的生存法则之外，两颗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灵魂，抱团取暖，找到了爱的幸福。而在普通人的向往渴慕中，在各种让人感叹唏嘘的浪漫想象中，爱，似乎总是能超越有限的生命存在，能超越具体的时空环境，而具有天长地久的永恒意味。
　　是的，我们不否认真爱秩序的美好。对爱的呼唤，是最朴素的呼唤，也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呼唤。然而，真爱并不是非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之后才能得到，爱也不是非要在生命的悲剧当中才能绽放灿烂的光彩。无论多么苦难的日子，我们当然都有理由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爱与幸福。但是，我们越是为那难得的爱情而感动赞美，我们就越有必要对导致真爱如此艰难的原因予以深刻检视。毕竟，在赵得意和商琴琴相爱之前，他们本来各自有妻子，有丈夫，有平凡宁静但也幸福和谐的家庭。艾滋病的突然降临，让他们的另一半无法承受这生命之重。
　　可见，赵得意和商琴琴在不幸的病魔中找到了幸运的爱情，这样的出路完全是特殊的，偶然的，可遇不可求的。因为能在一起的，只有他俩，只有他俩，其他那么多的病人，都没人关心，死如刍狗，无声无息。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一部本该探讨民族苦难、责任和尊严等严肃题材的影片，最终不得不演绎成以催人泪下的以爱情为核心的故事，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的确，爱永不止息，也恒久忍耐，可是，使爱的超越和永恒得以成就的，就是那现实的土壤。爱是崇高的精神家园，但也是世俗肉身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它离不开对作为支撑背景的政治正义的诉求。爱的世界不是简单的二人世界，它不能自欺欺人地对扭曲而荒诞的生存现状视而不见，不能淡化、遮蔽和回避苦难的根源。否则的话，爱就是脆弱的，不堪一击的。我们不仅要讴歌爱，更应该思考是什么让人心变得败坏，是什么在摧残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些人间的真情？
　　看看这些为生存奔波的无辜村民，好不容易有了用身体里的血挣钱的机会，却被染上了艾滋病。然后，他们被驱赶，被放逐，来到了一个政治和法律不入之地。然后，我们天真善良地祝愿他们在这里找到阳光和爱情，寄希望于他们能用爱征服病，最后昂首挺胸地告别此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很励志，但实在很无耻，很不公平。收留他们的这个破败的小学，不是集体乐园，不是世外桃源，而是由血泪和死亡、歧视和冷漠共同造就的冰冷之地。在爱的名义下，本该由政治和法律承担的责任，被轻松地卸下了，这些病人从此成为了“原罪”的化身，他们必须依靠个体的力量才能获得重生。我在想，这到底是为什么？凭什么社会的罪孽要由柔弱的个人来承受，来克服？
　　对于这些被染上艾滋病的村民，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更多。他们只要活着时还有快乐，甚至还能拥有爱情，那就是无比欣慰的事情。然而，透过他们不幸的遭遇，透过他们的泪水和笑容，透过他们与疾病斗争的积极人生，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无奈而悲情的宿命。赵得意说，“得意一天是一天”，这是生命的宣言；他和商琴琴决定：“我们结婚吧，趁活着”，这是生命的抉择。这些都是尊严的行动。不管再苦再难，人都要活下去——正是这一强劲的生命哲学，使他们可以忍受一切不该忍受的屈辱，让这个民族的精神穿越历史的沟坎，抚平并抹去一代代人遭遇的无尽的创伤。
　　可是，活着，这就够了吗？在此之外，他们当然也有爱的实践和自由的行动。这些行动既是自我救赎式的，同时也指向了他们认为不公的社会。可惜的是，他们为赢得尊严所针对的社会对象，是那些尽管躲避他们，尽管没有得病，却也同样是受苦者和受害者的父老乡亲。从国家颁布的结婚证那里，他们获得了与其他村民较劲的底气。影片中，这对新人面对一户户紧闭的大门，一遍遍宣读着结婚证书：“赵得意、商琴琴自愿结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关于结婚的规定，发给此证。”在他们喜悦的泪水中，我读出了某种对荒诞世界的辛酸反讽。婚姻的正当性得到了政治的认证，但艾滋病没有被认证，因此也没有人为此负责。靠那年迈的父亲给全村人的磕头赎罪，照顾病人，可他负不起这责：靠两人的冲破舆论枷锁的爱的反叛，可这根本不可能改变这种命运的轮回。买单的是他们，该负责的是谁？善良的人们看不清真正支配自己命运的魔手。是赵得意的哥哥，那位血头吗？
　　“血头”赵齐全代表了生命抗争的另外一极，不过这种抗争的方式变成了与制度的相互利用与合谋。他的生存逻辑非常简单，那就是自私冷酷的利益算计。赵得意和商琴琴最为看重的爱，在他看来却一钱不值。他把结婚证甩给弟弟并斥责道：“就为这两张破纸，我又搭上口上好的棺木。你多有出息，快死了还为那贱货闹翻天，把一辈子家产都给人。还不立马死掉，你活着做甚？”在他的生存哲学中，生命既然是艰难的，所以就需要务实地、尽最大可能地牟取自己的好处。他为此遭到报应，儿子被人毒死，但他拒不认罪悔改，反而变本加厉，要捞回失去的东西。在赵齐全这里，优胜劣汰是生命最根本的法则，道德与爱的秩序之所以是没有意义的，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好，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没用。
　　赵齐全是村民得艾滋病的罪魁祸首吗？或许是，也或许不是。说他是，是因为他似乎早已看清了生存，的本质，所以义无反顾地为自己的利益而不管他人的死活；说他不是，是因为他不是唯一，因为这个土壤会不断生长出像他那样视爱的秩序为虚无、要拼命抓住生命之实在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喊出了自己的生命誓言：“我知道村里人恨我，但我是第一个卖血的。我不想饿，更不想穷，哪能人人都生在苏杭？可是我要让人人都葬在天堂里。”他就这样选择了自己认为是对生命最为负责的个体行动。他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可以毫不犹豫充当制度的打手，也往往会沦为制度的替罪羊。
　　对于实现美好政治和爱的秩序而言，责任的担当无可推诿。为了自由，为了更有尊严的生活，赵齐全和赵得意兄弟，各自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份，走向了相反的人生道路。我不知道他们的选择是否正确，或者是否令他们满意，但我知道，无论每个人的志趣有多么不同，生死暌违，使我们能够相遇的，就是今生今世。我们的灵魂家园离不开生死于斯的政治社会的家园，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某种更为良善的公共生活。
　　我想到了在电影的不同场景中，赵得意和赵齐全兄弟，都曾分别唱过那句民谣：“我本是老天爷他干爹，你看我体面不体面”。这种天问，表达了这个民族对于生命尊严的寄托。然而，我想补充说，在这个“凯撒的归凯撒”的世界里，我们本就应该争取自己的，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