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7日《文学报》载文“知识分子的清高”，作者何顿先生质疑司马迁不该当廷为李陵争谏，认为“(司马迁)不应该不会察言观色，也不应该在朝廷上触怒皇帝……司马迁在为李陵将军辩护时，没有找对说话的时机，因而激怒了汉武帝。”接着，何顿剑指方孝孺，认为“像方孝孺那样，为了自身的名节，让几百人跟着他殉葬，这是不是太看重名节和太自私自利了?!”文中还有几段“义正词严”的质疑：“感觉知识分子的清高是很害人的，害了自己倒也无所谓，但有些知识分子因清高，把自己一家人，甚至几族人都害了。……这种为‘名节’而不顾一切的做法是神圣和伟大的呢，还是太自私自利了呢?古代有很多知识分子为了‘名节’都把自己的家人搭上了，三族、五族、六族的被诛灭，都是‘名节’这东西闹的。”读到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几度摆放不下，难以一挥而去，只得特商榷于何顿先生。
　　细阅何文，发现其立论的逻辑依据是“放在今天，我来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凡是关系到他人的性命一事就是大事，就得慎重，哪怕牺牲自己的名节也应该做出让步，因为你的‘名节’与许多无辜的生命牵扯到一起了，你就得替别人着想!”看来，何文的歪歪理坏就坏在这“放在今天”四字。史界有一金言：“不能以今天的阳光照射昨日的阴霾”，这是一口许多人跌掉下去的旧井。因为用“放在今天”的认识标准与裁量尺度，离了秦月汉关特定的时空限制，离了古人所面临的历史环境，离了其时其地其人所可能达到的认识限度，哪一位古圣古贤经得起今人的挑剔?或日：哪一位圣人还能成为圣人?另有一本李若愚先生撰写的《苦涩风流——古代知识分子浮沉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也是以今裁古，拎着一柄“今天主义”的尺子，专从挑刺角度审视从孔子到盛宣怀等78位正面历史人物，以成王败寇为标尺，指责他们韬晦失通人情失练，弄得洪洞县里无“好人”，没有一位前贤先哲没有巨瘢显疵，而开出的药方又是千篇一律的取消主义——只要不这样，便如何如何
　　何顿、李若愚先生可能都忘了，造成司马迁、方孝孺悲剧的“一号人物”是汉武帝刘彻与明成祖朱棣，首先是他们缺乏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违反了轻夺人命的“游戏规则”，独尊独大。如今放掉悲剧主动方的“一号”追究被动方的“二号”，裁量标准本身已经倾斜。也就是说，何李二先生刚一出门就迈错了道——逻辑起点就错了。如何文中：“明成祖在历史上并非昏君，按今天的话说，方孝孺不识相，把一心要善待他的明成祖惹得怒不可遏……”居然以“不识相”惹怒朱棣评判方孝孺!再说，朱棣刚刚夺位，方孝孺怎么知道此人“并非昏君”?以这样的“后见之明”指责方孝孺的“不识相”，还有一点历史逻辑性么?
　　朱棣大逆不道叔夺侄位，公开造反，决不是简单的一室私事。他要“善待”方孝孺，乃是借重方孝孺“士林领袖”的名声服务于自己的政治利益，以收入天下士林之心——“看，方孝孺都降了!”为自己的造反正名，巩固其并不稳固的皇位。朱棣的“善待”并不是纯粹的“无条件礼遇”。何顿先生居然指责方孝孺“不识相”，那么显然方孝孺只有成为建文帝的贰臣，方为“识相”!方孝孺以死尽忠，维护的是当时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古代士林强调忠君爱国，今人看来很有愚忠之嫌，何以要将爱国与忠君拴在一起?但在当时却是“士林共识”与“社会必需”。君死臣节，也是当时士林所要求的标准之一。因为，那时也有“稳定压倒一切”的问题，谁都明白分裂与战乱的悲惨后果，而皇权稳定乃是社会稳定的“第一前提”。国柄有失，群雄逐鹿，孰兴孰亡都是百姓苦。从痛苦的战乱中，无认既得利益的当政者还是广大士林，最后总结得出皇权移交的“嫡长子继承权”，以继承的天然惟一性防堵皇族内部的觊觎争位。
　　方孝孺若“借坡下驴”替朱棣起草登位诏书，从价值逻辑上可是名节尽失的“助纣为虐”，全九族之命而污损大是大非，作为一代士林领袖的方孝孺，怎么转得了这个弯子?方孝孺“便十族奈我何”，表示你朱棣至多杀尽我九族，但无法扭折我持守的精神——“燕贼篡位”，他要争的就是这个理这口气。最最要命的是：强权面前无真理，面对强权者，争理就必须舍命舍族，保命保族就必须合理舍节。两者必舍其一，相权之下，方孝孺自然明白无法两全，只能舍己舍族而争理争节。难道他会不顾惜全族之命吗?他会愿意872人随自己而死么?若方孝孺后退一步，承认叔侄争位乃“朱家私事”，草诏宣布朱棣夺位的合法性，那整个社会还有什么价值标准值得士人持守?是否只要强权者以命相胁以族相逼，天下士人便都得乖乖缴械投降，至少得“识时务者为俊杰”?更何况，强权者什么时候不如此逼人就范?什么时候不如此要你“为理舍命”?若以“生命权第一”的当今标准要求古人，我们还能从历史长河中得到什么必须持守的价值标准?还能拥有什么不可褫夺的人文精神?那句“只要主义真，自有后来人”，还有什么价值与意义?全天下岂不只剩下匍匐着的“叛臣”?岂不只剩下惜命自全的奴才?既然连最有骨头的方孝孺都被遭到“价值质疑”。
　　后人标举前代贤哲，总是取其一而非取其全。如对屈子主要取其香草美人的修身进取与不忍去乡的爱国情怀；对贾谊取的是怀才不遇英年早夭的哀伤；对太史公取的是仗义直言与史识史笔；对方孝孺取的是宁死不屈的精神……每位被后人提起的古人，必然会以某种精神为内核浓缩成某一符号。若按何顿先生与《苦涩风流》的判认标准，莫非历代人民的眼光都不行了?如果他们如鱼入水于世、如鸟入林于时，为当权者“汩其泥而扬其波”，与俗众同流合污，还有什么“为人类理性守夜”的人文价值与历史意义?凝聚历史经验的形而上精神乃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是保持历史理性发展的前提，为推动社会前进所必需。若司马迁、方孝孺不迂不梗，不忠于形而上，势必只有流附于形而下，为利合理。那么，他们还能从历史尘埃中光芒万丈地升起么?一代比一代挑剔的史家会允许他们垂名至今么?
　　从人类认识史角度，我们总是一步步从错误走向正确，从缺陷走向修补走向完善，哪有一上来就绝对正确?不允许古人犯“今天的错误”，实在是太苛求古人了。更何况司马迁的廷争，为的是解救已经下狱的李陵家人，为他人而舍己身，难道不够高尚吗?够不上今天“见义勇为”么?更何况从历史效用这一现实角度，方孝孺的“舍族全节”，为后辈士林竖起一面悲壮大旗，至少激励了明清两代士子的抗争意识。
　　从价值体系上，古代的绝对君权与现代的民权至上，乃是基本支点完全不同的两大价值系统，价值出发点完全相离相悖。因此，以今天的价值标准裁量古人古事，自是“无一处无是非”、“无一处无商榷”。不同的价值标准自然得出不同的评判结果，但问题恰恰在于：我们能够这么要求古人么?能够以今天的高明嘲笑古人的“迂腐”么?能够以帝王的残暴指责古代圣贤何不“退一步海阔天空”?君权的绝对性能够成为臣子必须退让的理由么?价值理念难道就不值得人们用肉体去捍卫?不付出一点牺牲，历史车轮怎么被推动?社会如何得以前进?理念如何成为不朽?——如何这一切失去了坚定的捍卫者。当然，我并不鼓励牺牲，也不希望牺牲，任何牺牲都是应该顾惜的，只是当牺牲不可避免，只是当牺牲必须支付，这样的牺牲才会被“批准”。现代社会一大努力方向便是降低捍卫真理的代价，通过整体运作将“生命第一”贯彻到实处，决不允许非法剥夺公民的一切权利。也可以说，正因为看到绝对君权的狰狞面目，有了方孝孺辈所抛洒的鲜血，我们今天才会如此坚定地捍卫“人人平等”、“生命第一”等人文理念。如果从方孝孺事件中只读出方的“迂腐”，看不到其他更多的内容，只能是今人的悲哀。
　　还是那句老话，历史是相当复杂的，后人评史实应小心再三。从单极出发，尤其从单一的今天标准出发，肯定会掉入那口古老的旧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