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社八年，只要老大走进办公室说，要派人去某某地方，我一定直接跳起来说，我去！有一天刚从马来西亚出差回到办公室，行李箱还放在脚边，老大进来问：“有个去可可西里的采访，谁有时间？”“我去！”我又跳起来。老大白了我一眼，说：“疯了。”那时候，我把出差等同于旅行。

那些“苦难记忆”

　　我从小是个乖孩子，在家长的引导下，刻苦学习，认真读书，学习各种乐器和才艺，非名校不考，考上了还非得争取名列前茅。工作以后就是考证狂，有事没事，无论是否出国，GRE、GMAT一个不落，还不知道日后到底怎么发展，MBA先考一个放在那里再说。乖乖存钱，好好供房，一切好孩子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成功，是我从小到大唯一的紧箍咒。
　　于是，很自然地，我在报社用的完全是拼命三郎式的做法。做了一年半记者，就做了编辑;做了一年半的编辑，就当上了部门首席编辑。
　　有一天，做特刊做到凌晨两点，赶紧回家洗漱，把行李随便塞在箱子里，和衣睡两个小时，四点起床，披星戴月赶到香港机场，乘坐早班机开往泰国，一去，就在稻田里扎了十天。
　　大选题比策划案前一天，在做版间隙上洗手间，发现有血迹，没在意;再去，依然有血迹;第三次，开始剧痛。把版面做完，交给老大，淡定地说：“尿血，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去了医院，取样的时候一管尿液已经是深褐色，化验单上密密麻麻的加号。医生倒吸一口冷气，说：“都到这份儿上了你才来，你真能忍啊！”结论是急性膀胱炎。猛吊几瓶药水，过程中种种煎熬自不必多说，疼得腰都直不起来，每次上厕所都宛如酷刑。

五斗米，折腰还是不折？

　　身体问题终于在2009年集中爆发。我在去广州轮岗的时候突然摔倒在地，四肢抽搐，全身疼痛，脸鼻歪斜，口吐白沫，直到昏厥。一切都毫无征兆。全身检查，医生最后的结论是除了一系列病症以外，最根本的原因是疲劳过度、精神焦虑、心脾两虚。
　　出院我就递交了辞职申请。报社领导很惊讶，他们批准我停薪留职半年，好好休养身体。能享受这样条件的人，我在报社八年，也没听说过几个。很深厚的情意，我知道。
　　我先去欧洲玩了三个月。在欧洲除了旅行以外，我圆了自己小时候当科学家的梦。我探访了瑞士的科学实验室，看科学家工作、生活，了解他们的项目，学习知识。我在小镇上简单地生活，买菜、做饭、写字、散步。
　　回来以后，大家都以为，在欧洲玩了三个月，身心都休整好了吧，该回去上班了，位置留着呢。好多人找我谈心，包括劝诫我要珍惜大好前途，告诉我外面的世界多险恶。有人告诉我不工作的日子有多么空虚无聊，有人告诉我每个月没有固定工资的日子是多么惶恐，社保怎么办？医保怎么办？一堆问题。
　　广东人说“得些好意需回手”。跟单位撒娇，单位已经给足面子了，我是不是也应该乖乖领情，回去再奋斗？这五斗米——其实已经不只五斗米，还有更深厚的认可和诚意，我折腰，还是不折腰？
　　很多个夜晚都在作心理斗争，不是没有动摇过，不是没有恐慌过。我甚至收藏了好多投稿的网页和电话，为日后做自由撰稿人做好准备。
　　还有三个月的思考时间。

赢了，免费环游世界80天

　　一位认识的朋友发过来一个网址：雅虎免费环球80天大赛拉开帷幕。她说：“这个适合你，去试试看吧。”
　　全国报名的已有4万余人，尝试一下又不会死对不对？我看了一下初赛要求，无非是建立一个个人空间，贴自己写的游记、照片。老天爷，我的电脑里这些东西堆积如山啊！
　　于是，我开始泡人生的第一个公共论坛。我第一次有闲工夫学着怎么发帖，炒热自己的帖子，展开话题，和网友聊天——得益于多年的编辑本领，这的确难不倒我。
　　比赛历时两个月。网络初选，4万多名选手中选出160名进入复賽，PK文章水平、拍照水平、网络人气、亲切度，选出30名，北京复赛。最后，经过两天两夜的比赛——体能、团队合作、语言能力、应变能力，8名获奖者出炉，我是其中一名。
　　赢了。这是老天给我的最大的一个暗示吧？二话不说，回深圳就办理正式的辞职手续。我走了，我80天环游世界去了。

我是谁

　　再后来……再后来就是辞职之后的故事了。
　　我有过不适应，名字前面再没有前缀了，在各个社交场合里，我再也不是知名大报的“首席编辑”了，那么我是谁？
　　再也没有人邀请我去发布会了，没有人热情地请我吃饭了，中秋节我的桌子底下不再堆着上百盒月饼了，想吃大闸蟹要自己去买了。我是谁？
　　终于有一天，我很坦然地跟陌生朋友介绍自己，说：“你好，我是蔻蔻梁。”
　　我知道，自己不需要一个前缀了。自由撰稿人？作家？旅行家？美食家？生活家？我不再需要任何一个头衔。因为没有头衔，所以我拥有了更丰富的可能性。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精英分子，蔻蔻梁不去挤这道窄门了。蔻蔻梁远不完美，但唯一。这是我迟到的叛逆期，因为终于敢于不成功，所以，我放松了。
　　（蛤蛤蛤摘自敦煌文艺出版社《时光漫长，我们身在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