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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时张骞的出使西域，开创了中西物质、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中西之间的交流不仅有物质财富的，更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交流，特别是公元前后佛教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内陆，与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产生了最初的交流与碰撞。
【关键词】：祥瑞；佛教艺术；道教图像
一、汉代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原与西域之间官方的正式交流是从汉武帝时期的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这次历史性的创举称作“凿空”[1]。但在同书的相同篇章中也记载了，当张骞来到大夏（相当于现在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时，在当地的市场上看到了蜀地（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出产的蜀布和筇杖。张骞通过当地的商人了解到这些来自汉帝国西南部的商品，是通过在当时的“身毒”经商的蜀地商人，由汉帝国的西南部通过印度再辗转到中亚地区的。由此可见这“凿空”并不是无端的创举，在这之前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中西民间交流了。
博望侯的描述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于是便让当时的大辞赋家，以一曲《凤求凰》而为大家熟悉的司马相如作为总指挥，兵分四路由其老家蜀郡（现在的成都）出发，探寻去往印度的道路。但可惜的是这四路人马都没有完成使命，向南走的一路最远只走到现在云南的滇池边上，因为遇到了彪悍的昆明夷而半路折返。领队的大将怕汉武帝怪罪，于是向武帝撒谎说在昆明夷居住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海，由于军队没有船只，所以无法前进。于是汉武帝信以为真，就在自己的宫苑中挖了一个大湖，就命名为昆明湖，专门在湖上设战船操练水军[2]。
以上介绍的就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以及西南丝绸之路的由来，与他们并存或稍后出现的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之路。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汉代的艺术中出现了很多西域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最强烈也是最深远的就是佛教的传入，以及佛教美术对我国早期道教美术的影响。
二、佛教图像的传入以及早期道教对佛教图像的引用和改造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有诸多的说法，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东汉明帝的“永平求法”。汉明帝不但祭祀浮屠，还在洛阳的城门和皇帝自己的陵墓上设置佛的形象。这一风尚在皇室中开始流行起来，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也因祭祀“浮屠老子”而受到明帝的表彰。但当楚王英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之后，明帝的佛教热情也似乎减退了，而佛教的再次流行要到东汉的末年了[3]。
以上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土的情况，这里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佛教的传入是否与佛教美术的传入是同步的？像我们上面提到的汉明帝在城门和陵墓上装饰佛像，与其说是佛教美术的传入，还不如说是汉代的祥瑞系统对异域佛教文化符号的选择性移植。因为当时汉明帝是将“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的，只是将佛理解为类似于西王母的西方仙人，这种祭祀背后有多少佛教經典和仪轨的支持是值得商榷的。
现存早期的佛像遗迹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四川乐山的麻濠东汉晚期崖墓上的佛像。下面就以麻濠崖墓上的佛像为例，来说明佛教图像是怎样融入中国早期本土信仰的。
三、佛教图像对初期道教造像形成及发展的影响
四川乐山的麻濠东汉晚期崖墓佛像位于崖墓前庭的门楣上方，前庭类似于生者阳宅的庭院，是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在前庭的门楣上有仿木结构的石刻装饰，浮雕的人物和场面被安排在上方的门额和下方四壁的不同区域。在下方四壁之间雕刻荆轲刺秦王、泗水取鼎、天马、门吏等历史故事和人物图像，上方的门额处刻一龙首和佛像。这一布局形式在汉画像祠堂中也可以见到，下方也是历史故事，上部多为东王公、西王母和祥瑞图像。在麻濠崖墓中东汉时期流行的西王母题材被佛像所替代了。
西王母是住在西方昆仑山上的神仙，掌握着长生不死的仙药。在墓室的上方装饰西王母的图像符合汉代普遍流行的升仙信仰。而汉代对于西王母的信仰是和汉武帝对西域的开拓联系在一起的。在汉代以前人们认为不死的仙境在东方大海中的蓬莱仙山上，直到秦始皇的时候求仙的主要方位还是在东方，例如始皇帝派遣徐福入海求仙等。当汉王朝建立之后，南方的楚文化对汉室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个时候西王母的故事开始与昆仑山联系在了一起，出现了与传统的东方海上蓬莱仙山相对应的西方昆仑神山。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张骞的“凿空”西域，带来了西方各国的奇珍异宝，比如安息大鸟（鸵鸟）、狮子、火浣布、石榴、葡萄、黄金、玻璃等，以前求仙的方向出现了逆转。
自然而然的，人们将神奇的西域与西王母和昆仑山联系在了一起。昆仑山的地理位置也从甘肃的祁连山推到了现在新疆和田昆仑山的位置，进而推移到了西亚甚至大秦（罗马帝国）[4]。而佛也是由西方传来的神祗，所以在以升仙为背景的汉代美术图像上可以与西王母互换。
在道家早期攻击佛教的文献《老子化胡经》中，就认为佛陀是老子出关后，为了教化西域的胡人而变化的形象。在早期道教图像中可能也会采用佛陀的形象来表现老子，就像汉明帝并祀浮屠、老子一样。因此在道教流行的四川地区的崖墓里的佛像，所表现的可能是道教的教主李耳，而不是原来的佛教含义。
乐山崖墓中的佛像充分体现了佛教艺术初传中土的时候人们对这种异域文化的误读，只是将其理解成简单的来自西方的祥瑞。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也刺激了中国本土原始道教的成长，道教在图像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大量的吸收了已经相当完备的佛教图像系统。但这种接触和磨合只是初步的，还有待于以后历代的相互斗争与磨合。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中华书局P978。
[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 P985。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 P342。
[4]班固《汉书·西域传》 北京：中华书局P786。
【关键词】：祥瑞；佛教艺术；道教图像
一、汉代以前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原与西域之间官方的正式交流是从汉武帝时期的博望侯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这次历史性的创举称作“凿空”[1]。但在同书的相同篇章中也记载了，当张骞来到大夏（相当于现在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时，在当地的市场上看到了蜀地（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地区）出产的蜀布和筇杖。张骞通过当地的商人了解到这些来自汉帝国西南部的商品，是通过在当时的“身毒”经商的蜀地商人，由汉帝国的西南部通过印度再辗转到中亚地区的。由此可见这“凿空”并不是无端的创举，在这之前已经有了相当长时间的中西民间交流了。
博望侯的描述引起了汉武帝极大的兴趣，于是便让当时的大辞赋家，以一曲《凤求凰》而为大家熟悉的司马相如作为总指挥，兵分四路由其老家蜀郡（现在的成都）出发，探寻去往印度的道路。但可惜的是这四路人马都没有完成使命，向南走的一路最远只走到现在云南的滇池边上，因为遇到了彪悍的昆明夷而半路折返。领队的大将怕汉武帝怪罪，于是向武帝撒谎说在昆明夷居住的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海，由于军队没有船只，所以无法前进。于是汉武帝信以为真，就在自己的宫苑中挖了一个大湖，就命名为昆明湖，专门在湖上设战船操练水军[2]。
以上介绍的就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以及西南丝绸之路的由来，与他们并存或稍后出现的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和北方草原之路。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汉代的艺术中出现了很多西域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最强烈也是最深远的就是佛教的传入，以及佛教美术对我国早期道教美术的影响。
二、佛教图像的传入以及早期道教对佛教图像的引用和改造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有诸多的说法，但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东汉明帝的“永平求法”。汉明帝不但祭祀浮屠，还在洛阳的城门和皇帝自己的陵墓上设置佛的形象。这一风尚在皇室中开始流行起来，汉明帝的弟弟楚王英，也因祭祀“浮屠老子”而受到明帝的表彰。但当楚王英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之后，明帝的佛教热情也似乎减退了，而佛教的再次流行要到东汉的末年了[3]。
以上是佛教最初传入中土的情况，这里引出一个问题，就是佛教的传入是否与佛教美术的传入是同步的？像我们上面提到的汉明帝在城门和陵墓上装饰佛像，与其说是佛教美术的传入，还不如说是汉代的祥瑞系统对异域佛教文化符号的选择性移植。因为当时汉明帝是将“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的，只是将佛理解为类似于西王母的西方仙人，这种祭祀背后有多少佛教經典和仪轨的支持是值得商榷的。
现存早期的佛像遗迹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四川乐山的麻濠东汉晚期崖墓上的佛像。下面就以麻濠崖墓上的佛像为例，来说明佛教图像是怎样融入中国早期本土信仰的。
三、佛教图像对初期道教造像形成及发展的影响
四川乐山的麻濠东汉晚期崖墓佛像位于崖墓前庭的门楣上方，前庭类似于生者阳宅的庭院，是公共生活的主要空间。在前庭的门楣上有仿木结构的石刻装饰，浮雕的人物和场面被安排在上方的门额和下方四壁的不同区域。在下方四壁之间雕刻荆轲刺秦王、泗水取鼎、天马、门吏等历史故事和人物图像，上方的门额处刻一龙首和佛像。这一布局形式在汉画像祠堂中也可以见到，下方也是历史故事，上部多为东王公、西王母和祥瑞图像。在麻濠崖墓中东汉时期流行的西王母题材被佛像所替代了。
西王母是住在西方昆仑山上的神仙，掌握着长生不死的仙药。在墓室的上方装饰西王母的图像符合汉代普遍流行的升仙信仰。而汉代对于西王母的信仰是和汉武帝对西域的开拓联系在一起的。在汉代以前人们认为不死的仙境在东方大海中的蓬莱仙山上，直到秦始皇的时候求仙的主要方位还是在东方，例如始皇帝派遣徐福入海求仙等。当汉王朝建立之后，南方的楚文化对汉室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个时候西王母的故事开始与昆仑山联系在了一起，出现了与传统的东方海上蓬莱仙山相对应的西方昆仑神山。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期，张骞的“凿空”西域，带来了西方各国的奇珍异宝，比如安息大鸟（鸵鸟）、狮子、火浣布、石榴、葡萄、黄金、玻璃等，以前求仙的方向出现了逆转。
自然而然的，人们将神奇的西域与西王母和昆仑山联系在了一起。昆仑山的地理位置也从甘肃的祁连山推到了现在新疆和田昆仑山的位置，进而推移到了西亚甚至大秦（罗马帝国）[4]。而佛也是由西方传来的神祗，所以在以升仙为背景的汉代美术图像上可以与西王母互换。
在道家早期攻击佛教的文献《老子化胡经》中，就认为佛陀是老子出关后，为了教化西域的胡人而变化的形象。在早期道教图像中可能也会采用佛陀的形象来表现老子，就像汉明帝并祀浮屠、老子一样。因此在道教流行的四川地区的崖墓里的佛像，所表现的可能是道教的教主李耳，而不是原来的佛教含义。
乐山崖墓中的佛像充分体现了佛教艺术初传中土的时候人们对这种异域文化的误读，只是将其理解成简单的来自西方的祥瑞。佛教在东传过程中也刺激了中国本土原始道教的成长，道教在图像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大量的吸收了已经相当完备的佛教图像系统。但这种接触和磨合只是初步的，还有待于以后历代的相互斗争与磨合。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中华书局P978。
[2]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 P985。
[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 P342。
[4]班固《汉书·西域传》 北京：中华书局P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