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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类似于乡土文学中的“侨寓者返乡”,在“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外来者下乡”也是一种大致类同的情节设置。然而,作家们往往基于对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乡村世界各自不同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使这一叙事模式的处理呈现出某种差异性。在小说文本中的表现上,“外来者”及其下乡一般区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在身份指认上,他们大致是党的干部、人民战士和归乡游子,担当着合法性论证、权力话语植入和表现英雄成长等功能。
关键词:农村题材小说; 外来者下乡;合法性论证
作者简介:叶君(1971—),男,湖北浠水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乌托邦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8C017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3-00106-06收稿日期:2009-11-12
相对于乡土文学里的“侨寓者返乡”,“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里的“外来者下乡”同样构成了一种大致类同的叙事模式。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通常在村一级单位开始,往往随着一个由十多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的进驻而展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作为“外来者”的工作队的团体进入,往往是反映这一历史情景的共有情节,典型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工作组的进驻在自上而下带来土改政策的同时,亦带来了彻底打破旧有乡土格局的暴力。进入50年代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同样是改变旧有乡村格局的巨大政治运动,而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下乡“外来者”由此前的集体外来者变为个体外来者。而且,他们作为小说人物往往是作者主体身份的映射。他们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姿态,担当着权力植入、政策话语播撒的功能,甚至只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介入,导致了乡村世界的又一次深刻的变动与重组。迥异于乡土文学中的“侨寓者返乡”,“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下乡”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叙事模式,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喻示着“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1]。因此,对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外来者下乡”这一叙事模式的探讨,本文将在现实情形和小说文本两个层面上进行。具体到小说文本的表现上,“外来者”区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在身份指认上,他们大致是党的干部、人民战士和归乡游子,而在显现方式上,则大致体现为小说中的人物(包括作者的代言人)或故事叙述者,甚至只是作为一种叙述声音而存在。
一、梁生宝:隐性外来者与合法性论证
评论家王汶石在极力称道《创业史》的构思的同时,指出:“可是作者柳青同志却是那么吝啬,连个工作组也没有给蛤蟆村派呢!”[2](P40)表面上看,《创业史》的构思确实不同于同时期出现的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缺乏一个担当自上而下贯彻农村路线政策的情节设置。体现在小说里,亦即缺乏一个显在的“外来者进入”的情节。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我认为,首先根源于作者较为清晰的创作意图:“《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3]在这种意义上,小说力图展现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情节”;而回答“何以如此”的问题,让“情节”自身说话,显然更有说服力。由此看来,《创业史》的创作明显担当着历史合法性论证的功能,当时的批评者亦几乎一致认可它的“史诗”品格。小说正文之前“题叙”里所呈现的满地饿殍的历史情景是过去“何以不能如此”的有力证据,为正文的合法性论证作好了铺垫。
其次,如果回到小说创作的历史现场进行考察,我们无法忽视这一事实:1952年柳青举家搬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并“任县委副书记,参加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4](P4)。当时,人们“看见他,好象看见《创业史》里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5]。这昭示作者本人事实上就是一个以党的干部身份下乡的“外来者”。柳青竭力不把自己写进小说,而让历史“情节”自身言说梁生宝们社会主义创业的合理性、正确性。然而,他并不能掩抑作为故事叙述人的存在,不时让故事叙述人发出属于作者自己的声音。那些不时闪现于人物形象塑造或事件叙述之余的政治抒情,便凸显出一个“外来者”对蛤蟆滩的俯视性观照,直接传达着作者的理念。“题叙”开篇不久沉痛感叹道:“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题叙”结尾又以“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这段历史老人的沧桑画外音导入小说正文的叙述。在对梁生宝的刻画上,柳青更是难以遏抑对笔下人物的偏爱,以至于有论者认为,“而现在所写的梁生宝,若干地方给人的感觉是客观的形象描绘尚未到达,主观的抒情赞扬却远远超过,显得很不协调”[6]。这显然是极为中肯的批评。它从另一侧面说明,柳青当时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乡村“外来者”,事实上也比较活跃地参与到故事之中。《创业史》中来自故事叙述者的那些“外来者”的声音,明显导引着人们对小说的阅读。有论者极为赞赏地指出:“我们读《创业史》的时候,总会觉得这位给我们讲故事的作者,像一位热情的政治评论家、时事观察家,有时又像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他以革命的眼光观察世界,以批判的态度描绘历史,以领导者的地位来关心社会上各个阶级、各种人物的动态与心理,以主人公的心情欣赏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东西。”[7]
《创业史》中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梁生宝,更是经作者柳青这个拥有党员干部身份的乡村“外来者”的主观意志投射之后的产物。柳青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3]作者对梁生宝的过分钟爱,让他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属于蛤蟆滩,实际成为进驻蛤蟆滩而又直接出现在小说文本里的一个隐性外来者。梁生宝身上的非农民性表现为他“深刻地懂得私有制是农民的‘穷根’,深刻地懂得农民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深刻地懂得实现合作化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8]。具体表现为作者处处让他从小事情上看出大意义,从而彰显其思想的成熟。诸如从农民争要稻种的行动中,想到“党就是根据这一点,提出互助合作的道路来的吧”;从邻村哥俩吵架中,立即看到了“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把进山行动理解为“集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的革命;而山中的劳动则让他看到了“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等等[6]。梁生宝敏锐洞察生活本质的阶级分析眼光和对日常琐事的哲学提纯本领,显然是作者的主观赋予,以至于他满脑子都是作者企图表达的政治理念,在他眼里已经没有日常生活,已然是一个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单面人”。这一特性也表现在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上。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梁生宝对日常生活所进行的哲学提纯,无一不是在为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党的领导进行合法性论证。而这恰恰也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意识形态动机所在。在严家炎看来,梁生宝的这种本领“简直是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具备的。无怪乎有的读者会觉得梁生宝的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而有的评论文章则更是称颂他‘具有思想家的风貌’了”[6]。严先生当年对梁生宝作为农民形象的质疑,毫无疑问极有见地且难能可贵,但随即遭到冯健男、张钟以及柳青本人的反驳,从而引发一场关于梁生宝形象的争论。柳青辩解说:“我严肃地把1952年冬天的整党学习会上被农村共产党员在大会小会上反复讨论了几个月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不合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互助合作的光明道路、改造农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等道理,通过1953年春天的梁生宝的活动反映出来,全被批评者抓住了。”[3]今天看来,柳青当年理直气壮的辩驳,恰恰凸显出梁生宝这一形象作为党员干部的“外来者”属性。某种意义上是活动于作品中的作者本人——他最终还是把自己以及自己的下乡行为写进了小说。其自身的下乡“外来者”身份自然投射在小说人物梁生宝身上;其现实中的下乡经历替代了小说中显在的情节设置。小说由此完成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隐性表达——党及时发动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梁生宝自然成了小说中的隐性外来者,他的觉悟似乎亦在表明这场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生性与合理性。
二、邓秀梅:女性外来者与权力话语植入
与柳青相同,“1955年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周立波将全家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农村,建立长期生活和创作根据地。他先后兼任益阳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和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亲自参加了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的建社工作,同家乡农民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9](P9)。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党员干部邓秀梅的“入乡”开篇。她的下乡受到了县委的指示和培训,下乡的做法,县委也有详细的交代。很显然,在“入乡”路上,从外表打扮上被农民亭面糊便看出是干部的邓秀梅,是为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植入权力话语而来的,带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作为“外来者”,她带有显在的身份标识,诸如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支钢笔,插一把牙刷。
早有论者比较过《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的风格,如“挺拔的白杨”之于“秀丽的楠竹”[7]。《创业史》里,“外来者”的隐性设置,力图传达社会主义革命内生性的完整与彻底,强调一种内在而有力的历史逻辑,梁生宝、高增福等先进分子无不张扬着阳刚之美。然而,在《山乡巨变》里却让人看到一个外在意识形态权威的进入,但有意味的是,这个意识形态权威的担当者却是一个阴柔的女性。而且小说中李月辉、刘雨生等农民干部亦全然不见被政治理念武装之后的先进性,更多保留着农民本色。而且,不同于《创业史》,《山乡巨变》设置了一个显在的“外来者下乡”情节,并有意置于小说开篇。这某种意义上,这是周立波表达意识形态动机的一种姿态,强调方针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贯彻的自上而下性。然而,“这个外来的叙述者身份并不纯粹,她除了代表意识形态权威外,还混杂着女性细腻的视点、传统文人的对田园般自然山水的喜好,以及作者在离别多年后重返故乡所显露的亲情”[1]。下乡外来者身份的不纯粹,导致了小说中多种叙述声音的出现。这是《山乡巨变》与《创业史》以及与周立波此前的《暴风骤雨》相比不同之处所在。
然而,周立波何以选择一个年轻女性作为权力话语植入的担当者?
评论家黄秋耘认为,“比之《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在艺术上无疑是更为成熟和完整的,但缺少前者那样突出的时代气息,那种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这是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10]。今天看来,我以为这恰是《山乡巨变》在同时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彰显独特个性之处所在——在农村题材小说为主流的时代,它更像是乡土文学。如果回到表现对象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考察同出于周立波之手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差异,则不难看出前者记载的是异乡风云,而后者书写的是故乡故事。
众所周知,《暴风骤雨》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而1955年冬天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及按语的发表,亦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理论背景。就在当年冬天,周立波抱着定居的心态回到家乡。一个体制内主流作家下乡体验生活然后奉命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动机。《暴风骤雨》的成功表明周立波完全胜任这种工作。然而,一旦由他乡回到故乡现场,他身上除了党员作家、下乡干部两重身份外,这位20世纪30年代有过亭子间写作经历的知识分子作为归乡游子的身份亦自然浮出水面。由于情感因素的介入,体现东北人民“暴风骤雨”般土改运动的那种斩钉截铁的阳刚,随之化为绕指的温柔。这是令当时主流批评家对《山乡巨变》不太满意的地方,而今天它却成了我们解读这部作品的症候,从中可以窥探到个人与时代之间所存有的裂隙。具体地说,在《山乡巨变》这部农村题材小说里,我们听到了来自乡土的声音。于是,下乡干部邓秀梅身份的纯粹性被破坏,单单从性别上,便由强悍的萧队长们变为一个偷偷与情人通信的小女子。对于故乡的情感眷顾,或许是周立波无意识中选择一个年轻女性作为下乡外来者的最为深层的动因。很明显,这位下乡女干部身上还带着归乡游子的观照眼光,羼杂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性情,叙述中明显出现了别种声音,干扰了文本意义的生成。这显然是《山乡巨变》不同于《创业史》的地方,或许亦为周立波所始料未及。
由于作者无意识的主观投射,邓秀梅作为党员干部下乡这一行为便夹杂着游子返乡的情感眷顾,在小说中不断留下踪迹。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无法不把《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差异归结为他乡之于故乡的区别。这里边也包括下乡外来者从萧队长到邓秀梅的转变。从作者周立波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乡土几乎被农村全然挤对甚至遮蔽的情势下,一旦获得返乡的契机,乡土眷顾便得以自然流露。这表明乡土之于离乡者的情感牵制。例如,“入乡”不久的邓秀梅,在前往亭面糊家的路上便见到一派清丽的“他乡”之景。很显然,邓秀梅的观察视角里隐含着作者的眼睛,她所看到的“他乡”在这种隐含视角里看到的却是自己的故乡——久别而返的故乡。返乡游子的声音在清新、简洁、文雅的知识分子语言里得以彰显。在小说上部,类似的自然风景描绘经常出现。山乡自然美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来说是熟视无睹的存在,欣赏则更属矫情;而对于一个为完成政治任务而下乡的党员干部来说,它同样应该是政治清明、政策合理的社会图景的隐喻,如果诉诸情感上的留恋、眷顾则是与时代不相谐和的情调,大有“小资”之嫌。但是,在返乡游子眼里,这是对故乡熟悉而陌生的发现,乡土之为乡土,或许根源于返乡者发现的眼睛。
对于一个返乡游子而言,不管时代风云如何急遽变幻、社会阶级斗争意识如何强化,一旦面对故乡、故土那洋溢凡俗诗意的风俗,便难以遏抑呈现的欲望。这或许是周立波内心深处连自己都难以掌控的本能反应。随着山乡自然美、风俗美而来的,还有生存其中的父老乡亲们的人情之美。小说中无论落后还是先进人物,都保留着农民本色,似乎无法涉及到品质的优劣,牵扯到阶级的分野。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温和的喜剧氛围,没有大悲苦、大喜悦,就如同平静的山乡生活本身。为了演绎阶级斗争理念,小说“下部”潜藏清溪乡的阶级敌人终于被揪了出来,也许是出于作者潜意识里对于故乡的回护心理,反革命分子龚子元夫妇是从别处流落到清溪乡的“外来者”。而受龚子元唆使的秋丝瓜、符癞子等本乡人最后都转化成了好人。总之,洋溢在《山乡巨变》里的自然美、风土美、人情美,是一个返乡者的发现,它们的存在使作者的笔触变得纤细,淡化了时代“风云之色”,而选择一个年轻的女性外来者亦正是这一变化的表征之一。
在《山乡巨变》里,通过女性外来者邓秀梅,权力话语如何得以植入?
在和平环境里,开会自然是彰显组织存在、贯彻组织意志的一种主要方式。会议也为“外来者”提供了亮相的契机和舞台。《山乡巨变》上篇,作者对会议描写的设置亦遵循着潜在逻辑的规约。开篇的“当夜”一节便描写邓秀梅在入乡“当夜”召开清溪乡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办社;中部又在“区上”一节集中描写区委召开各乡干部关于合作化运动进展情况的汇报会,总结办社经验;上篇最后是以清溪乡五个初级合作社的成立大会作结。在这三次会上,下乡干部邓秀梅的表现亦全然不同。入乡“当夜”的会议由于不熟悉对象而不太成功,“区上”会里因为统计数字不准确遭到区委书记的批评,但在最后的成立大会上她却是信心十足、口齿伶俐,报告数字准确且消除了刚入乡时的隔膜感,不断亲昵地称呼“我们清溪乡”。会议担当了传达政策、克服偏向、表彰成功、总结经验的功能,处处彰显“外来者”的存在,也是下乡“外来者”与更高级的意识形态权威保持一致的方式。而无论下乡干部邓秀梅还是区委书记朱明,他们都更要服从于一个更高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威,那便是党中央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决定。
三、萧长春:返乡的外来者与英雄的成长
土改运动中,迫于当时现实的需要,下乡工作队往往依恃暴力而进入乡村。他们是一群佩枪的“外来者”。枪械是权力的极端化象征,亦喻示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就牺牲在敌人的黑枪之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中,暴力已然退场,但出于对潜藏阶级敌人的警惕,枪支仍是下乡干部们随身携带之物。《山乡巨变》里,邓秀梅进入清溪乡的第一夜上床睡觉前,作者有一段细节描写:“盛淑君脱衣先睡了,邓秀梅取下发夹,脱了青棉袄,解开箍在裤腰上的皮带子,把一枝挂在皮带上的带套的手枪,掖在枕头边。”如果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在这种带有“革命”意味的宏大叙事里,女主人公上床前脱衣的情节,显然是不必要的存在。然而,在这里却大有深意存焉。出现于小说开篇的这一细节,喻示清溪乡存在阶级敌人的可能。这把手枪后来在追耕牛的“战斗”中再次作为没有使用上的武器出现,但对阶级敌人产生了巨大威慑。总的来说,这是一把没有发出子弹的枪械,近乎是一种点缀的道具,并没有破坏作品整体呈现出的喜剧色彩。此时,枪械某种意义上只是作为下乡“外来者”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显然是新的历史时期再次出现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担当这一主流话语植入的虚构性文本亦随即出现,《艳阳天》和1963年出现的《风雷》(陈登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长篇。《艳阳天》中大量战争词汇的出现便是鲜明表征,暗示存在于当时人们意识中的战争心理。此时农村题材小说中权力话语植入的方式,亦变异出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外来者”改变了此前那种自上而下进入乡村的模式,而呈现出另一种隐形状态,让党员、战士与农村先进人物这几种身份直接合一,构造成处于不断成长中,不断走向成熟、完美的无产阶级战斗英雄。
梁生宝其实就是这类人物的雏形。他同样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洗礼,有过非正式的“战士”身份;作为先进农民,他在不断走向成熟与完美。而作为这类人物的典型,无论《艳阳天》中萧长春还是《风雷》中的祝永康,都是“返乡者”——结束部队生活,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部队生活给了他们政治意识形态提纯和思想观念更新的契机,“返乡”之于他们的意义全然不在于情感的眷顾,而是力图完成党重新交给的一项政治任务。军旅生活的洗礼,让他们在返乡前已然具备迥异于乡村父老的先进性。因而,返乡的他们事实上也是本文意义上的下乡“外来者”。部队生活和战士身份早已改变了他们的乡村属性,他们出生于乡村但并不属于乡村,其行为是“返乡”中的“下乡”。
有意思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时间上虽然只相隔短短几年,但与此前的“外来者”下乡相比,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而此时的隐性下乡模式则力图凸显乡村阶级斗争开展的自下而上性。前者意味着一种新的现实秩序和意义秩序的重组和重新建构;后者却力图规避对现实秩序和意义秩序所可能具有的颠覆性,让英雄人物的成长具有自生性,说明当时是一个能够滋生英雄人物的新时代。这也许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不然,它们何以呈现出如此明显的相似性?
萧长春具有角色转换(从军人到农民)意义的“返乡”,在小说中以闪回的方式出现在第一卷中部。缘起于爱情的甜美催生了他对与焦淑红第一次交往的回顾。萧、焦的爱情是建基于革命情谊之上的新型爱情观的典型体现。然而,他们在萧长春当年返乡场景中的会晤却并不愉快。对于萧长春的复员回家,少不更事的焦淑红一味理解为“返乡”,是对革命的放弃。这源于她作为少女思想认识的局限;但萧长春对自身行为的意义却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不断暗示其所具有的“下乡”的意义,是革命工作的延续。其潜台词在说,即便回到农村,他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仍是一个革命战士。正因如此,在他身上丝毫不见那种返乡者对阔别多年的家乡的情感眷顾,只是一味关注农村可能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家乡在萧长春这个返乡者眼里,不是情感性的而只是政治性的。在这种意义上,萧长春实际上是进入东山坞的隐性“外来者”——一个拥有人民战士身份的“外来者”。军队生活给了他先进的政治理念,使其判然有别于同为复员军人的马连福。
在20世纪60年代初全社会极力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军旅生活的陶冶往往是英雄人物成长的第一步,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艳阳天》开篇叙述萧长春接到焦淑红反映东山坞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密信”后连夜从工地赶回,在对这次月夜返乡的叙述中有两段插叙。首先插叙去年在东山坞遭受灾荒而村领导各顾各不顾村民死活的时候,当时担任民兵排长从县里受训回来的萧长春一声断喝制止了村干部马连福等的不正确行为,挽救了整个东山坞。随后又插入当年在部队的战斗经历。此次返乡,萧长春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自己将面临的艰巨任务。因而,对革命战斗生涯的回忆就有寻求更高理念支撑的意味。这显然是英雄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回村后,与马连福斗争受挫让萧长春又开始了寻找政治理念和思想权威支持的过程。他到乡里,党支部书记王国忠的一席谈话使“这个年轻的支部书记最大的收获是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他看到了横在面前这个问题的根子”。又一次月夜返乡途中,他又开始了对以往部队生活的无限神往,并从中汲取信心和力量。这次刚好焦淑红与之同行,焦是为到乡武装部申请枪械而来的。颇有象征意味的是,从上级权威那里,先进人物要么获取先进的思想理论,要么得到武装支持。这自然是彰显政治意识形态动机的情节设置。萧长春、焦淑红等先进人物实际上是以战士身份活跃在东山坞的阶级斗争舞台上;而作为主人公的萧长春更是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准样板戏”式的英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的人性渐渐退场而神性得以显露,几乎倒退到带有幼稚色彩的神话时代。如果说,从萧长春到祝永康,我们看到个人英雄的成长与渐变,那么,在高大泉(《金光大道》)身上则让人看到“人”的终结和“神”的出现。这恰恰喻指英雄的完全“成熟”。某种意义上,高大泉是萧长春进一步英雄化的结果。当然,《金光大道》中英雄人物的神性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行走”和“找寻”的路途中。作家浩然最终让自己笔下的英雄人物行走在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他们可以说是一群“在路上的英雄”。
总之,“外来者下乡”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一种比较类同的叙事模式,但是,作家们基于对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乡村世界出于各自不同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导致对“外来者下乡”的情节设置和“外来者”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各自的差异。而在这种差异的背后,彰显出写作者各自或明确或隐晦的意识形态动机。
参 考 文 献
[1]萨支山. 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J]. 文学评论,2001,(3).
[2]王汶石. 亦云集[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3]柳青. 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J]. 延河,1963,(8).
[4]孟广来,牛运清.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5]阎纲. 四访柳青[J]. 当代,1979,(2).
[6]严家炎. 关于梁生宝形象[J]. 文学评论,1963,(3).
[7]宋遂良. 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J]. 文艺报,1979,(2).
[8]姚文元. 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J]. 上海文学,1961,(1).
[9]胡光凡,李华盛. 周立波研究资料[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0]黄秋耘. 《山乡巨变》琐谈[J]. 文艺报,1961,(2).
[责任编辑杜桂萍]
On the Outsid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Novels
about Rural Life between 1949 and 1966
——Based on the Story of Pioneers, Great Changes in the Mountain Village
and Sunny Days
YE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Similar to “the returning home of the countrymen who reside in other places” in local-color literature, the “outsid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literature also has a similar prevailing plot. Howev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owards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and the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f emotions and value judgments towards the rural area, narrative pattern varies among different writers. As for texts, the “outsiders” and their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can be categorized as implicit and explicit; in terms of identity, the outsiders are always cadres, soldiers and returning travelers, serving the functions of proving validity, infusing power discourse, and presenting the heroes’ growth.
Key Words:novels about rural life; outsid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proving validity
关键词:农村题材小说; 外来者下乡;合法性论证
作者简介:叶君(1971—),男,湖北浠水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乌托邦叙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项目编号:08C017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3-00106-06收稿日期:2009-11-12
相对于乡土文学里的“侨寓者返乡”,“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里的“外来者下乡”同样构成了一种大致类同的叙事模式。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的土改运动通常在村一级单位开始,往往随着一个由十多个外来干部组成的“工作队”的进驻而展开。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作为“外来者”的工作队的团体进入,往往是反映这一历史情景的共有情节,典型如《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在当时的特定时代背景下,工作组的进驻在自上而下带来土改政策的同时,亦带来了彻底打破旧有乡土格局的暴力。进入50年代后,农村合作化运动同样是改变旧有乡村格局的巨大政治运动,而在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下乡“外来者”由此前的集体外来者变为个体外来者。而且,他们作为小说人物往往是作者主体身份的映射。他们以一种相对温和的姿态,担当着权力植入、政策话语播撒的功能,甚至只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的介入,导致了乡村世界的又一次深刻的变动与重组。迥异于乡土文学中的“侨寓者返乡”,“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的“外来者下乡”这一具有象征意味的叙事模式,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机喻示着“旧有农村秩序的破坏及重建是由外来者的进入来完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说小说的叙述是借助一个外来者的视点来完成”[1]。因此,对于“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外来者下乡”这一叙事模式的探讨,本文将在现实情形和小说文本两个层面上进行。具体到小说文本的表现上,“外来者”区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形态,在身份指认上,他们大致是党的干部、人民战士和归乡游子,而在显现方式上,则大致体现为小说中的人物(包括作者的代言人)或故事叙述者,甚至只是作为一种叙述声音而存在。
一、梁生宝:隐性外来者与合法性论证
评论家王汶石在极力称道《创业史》的构思的同时,指出:“可是作者柳青同志却是那么吝啬,连个工作组也没有给蛤蟆村派呢!”[2](P40)表面上看,《创业史》的构思确实不同于同时期出现的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缺乏一个担当自上而下贯彻农村路线政策的情节设置。体现在小说里,亦即缺乏一个显在的“外来者进入”的情节。之所以有这种差异,我认为,首先根源于作者较为清晰的创作意图:“《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3]在这种意义上,小说力图展现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情节”;而回答“何以如此”的问题,让“情节”自身说话,显然更有说服力。由此看来,《创业史》的创作明显担当着历史合法性论证的功能,当时的批评者亦几乎一致认可它的“史诗”品格。小说正文之前“题叙”里所呈现的满地饿殍的历史情景是过去“何以不能如此”的有力证据,为正文的合法性论证作好了铺垫。
其次,如果回到小说创作的历史现场进行考察,我们无法忽视这一事实:1952年柳青举家搬到陕西省长安县皇甫村落户,并“任县委副书记,参加了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4](P4)。当时,人们“看见他,好象看见《创业史》里县委杨副书记的影子”[5]。这昭示作者本人事实上就是一个以党的干部身份下乡的“外来者”。柳青竭力不把自己写进小说,而让历史“情节”自身言说梁生宝们社会主义创业的合理性、正确性。然而,他并不能掩抑作为故事叙述人的存在,不时让故事叙述人发出属于作者自己的声音。那些不时闪现于人物形象塑造或事件叙述之余的政治抒情,便凸显出一个“外来者”对蛤蟆滩的俯视性观照,直接传达着作者的理念。“题叙”开篇不久沉痛感叹道:“庄稼人啊!在那个年头遇到灾荒,就如同百草遇到黑霜一样,哪里有一点抵抗的能力呢”;“题叙”结尾又以“于是梁三老汉草棚院里的矛盾和统一,与下堡乡第五村(即蛤蟆滩)的矛盾和统一,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头几年里纠缠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部‘生活故事’的内容”这段历史老人的沧桑画外音导入小说正文的叙述。在对梁生宝的刻画上,柳青更是难以遏抑对笔下人物的偏爱,以至于有论者认为,“而现在所写的梁生宝,若干地方给人的感觉是客观的形象描绘尚未到达,主观的抒情赞扬却远远超过,显得很不协调”[6]。这显然是极为中肯的批评。它从另一侧面说明,柳青当时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乡村“外来者”,事实上也比较活跃地参与到故事之中。《创业史》中来自故事叙述者的那些“外来者”的声音,明显导引着人们对小说的阅读。有论者极为赞赏地指出:“我们读《创业史》的时候,总会觉得这位给我们讲故事的作者,像一位热情的政治评论家、时事观察家,有时又像一位权威的历史学家。他以革命的眼光观察世界,以批判的态度描绘历史,以领导者的地位来关心社会上各个阶级、各种人物的动态与心理,以主人公的心情欣赏自然界一切美好的东西。”[7]
《创业史》中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梁生宝,更是经作者柳青这个拥有党员干部身份的乡村“外来者”的主观意志投射之后的产物。柳青说:“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3]作者对梁生宝的过分钟爱,让他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属于蛤蟆滩,实际成为进驻蛤蟆滩而又直接出现在小说文本里的一个隐性外来者。梁生宝身上的非农民性表现为他“深刻地懂得私有制是农民的‘穷根’,深刻地懂得农民必须走组织起来的道路,深刻地懂得实现合作化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两条道路的斗争”[8]。具体表现为作者处处让他从小事情上看出大意义,从而彰显其思想的成熟。诸如从农民争要稻种的行动中,想到“党就是根据这一点,提出互助合作的道路来的吧”;从邻村哥俩吵架中,立即看到了“私有财产——一切罪恶的源泉”;把进山行动理解为“集蓄着力量,准备推翻私有财产制度”的革命;而山中的劳动则让他看到了“改造农民的主要方式,恐怕就是集体劳动吧”,等等[6]。梁生宝敏锐洞察生活本质的阶级分析眼光和对日常琐事的哲学提纯本领,显然是作者的主观赋予,以至于他满脑子都是作者企图表达的政治理念,在他眼里已经没有日常生活,已然是一个被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的“单面人”。这一特性也表现在他对待爱情的态度上。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到,梁生宝对日常生活所进行的哲学提纯,无一不是在为农村合作化运动以及党的领导进行合法性论证。而这恰恰也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意识形态动机所在。在严家炎看来,梁生宝的这种本领“简直是一般参加革命若干年的干部都难得如此成熟如此完整具备的。无怪乎有的读者会觉得梁生宝的思想政治水平比区干部还高,而有的评论文章则更是称颂他‘具有思想家的风貌’了”[6]。严先生当年对梁生宝作为农民形象的质疑,毫无疑问极有见地且难能可贵,但随即遭到冯健男、张钟以及柳青本人的反驳,从而引发一场关于梁生宝形象的争论。柳青辩解说:“我严肃地把1952年冬天的整党学习会上被农村共产党员在大会小会上反复讨论了几个月的私有财产制度的不合理、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互助合作的光明道路、改造农民、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等等道理,通过1953年春天的梁生宝的活动反映出来,全被批评者抓住了。”[3]今天看来,柳青当年理直气壮的辩驳,恰恰凸显出梁生宝这一形象作为党员干部的“外来者”属性。某种意义上是活动于作品中的作者本人——他最终还是把自己以及自己的下乡行为写进了小说。其自身的下乡“外来者”身份自然投射在小说人物梁生宝身上;其现实中的下乡经历替代了小说中显在的情节设置。小说由此完成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隐性表达——党及时发动并领导了这场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梁生宝自然成了小说中的隐性外来者,他的觉悟似乎亦在表明这场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自生性与合理性。
二、邓秀梅:女性外来者与权力话语植入
与柳青相同,“1955年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周立波将全家从北京迁回湖南益阳农村,建立长期生活和创作根据地。他先后兼任益阳大海塘乡互助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和桃花仑乡党委副书记,亲自参加了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的建社工作,同家乡农民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9](P9)。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以党员干部邓秀梅的“入乡”开篇。她的下乡受到了县委的指示和培训,下乡的做法,县委也有详细的交代。很显然,在“入乡”路上,从外表打扮上被农民亭面糊便看出是干部的邓秀梅,是为贯彻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植入权力话语而来的,带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作为“外来者”,她带有显在的身份标识,诸如棉制服右边的上口袋佩一支钢笔,插一把牙刷。
早有论者比较过《创业史》和《山乡巨变》的风格,如“挺拔的白杨”之于“秀丽的楠竹”[7]。《创业史》里,“外来者”的隐性设置,力图传达社会主义革命内生性的完整与彻底,强调一种内在而有力的历史逻辑,梁生宝、高增福等先进分子无不张扬着阳刚之美。然而,在《山乡巨变》里却让人看到一个外在意识形态权威的进入,但有意味的是,这个意识形态权威的担当者却是一个阴柔的女性。而且小说中李月辉、刘雨生等农民干部亦全然不见被政治理念武装之后的先进性,更多保留着农民本色。而且,不同于《创业史》,《山乡巨变》设置了一个显在的“外来者下乡”情节,并有意置于小说开篇。这某种意义上,这是周立波表达意识形态动机的一种姿态,强调方针路线政策的正确性和贯彻的自上而下性。然而,“这个外来的叙述者身份并不纯粹,她除了代表意识形态权威外,还混杂着女性细腻的视点、传统文人的对田园般自然山水的喜好,以及作者在离别多年后重返故乡所显露的亲情”[1]。下乡外来者身份的不纯粹,导致了小说中多种叙述声音的出现。这是《山乡巨变》与《创业史》以及与周立波此前的《暴风骤雨》相比不同之处所在。
然而,周立波何以选择一个年轻女性作为权力话语植入的担当者?
评论家黄秋耘认为,“比之《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在艺术上无疑是更为成熟和完整的,但缺少前者那样突出的时代气息,那种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这是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地方”[10]。今天看来,我以为这恰是《山乡巨变》在同时代农村题材小说中彰显独特个性之处所在——在农村题材小说为主流的时代,它更像是乡土文学。如果回到表现对象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考察同出于周立波之手的《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差异,则不难看出前者记载的是异乡风云,而后者书写的是故乡故事。
众所周知,《暴风骤雨》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纲》的颁布;而1955年冬天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及按语的发表,亦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理论背景。就在当年冬天,周立波抱着定居的心态回到家乡。一个体制内主流作家下乡体验生活然后奉命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就包含着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动机。《暴风骤雨》的成功表明周立波完全胜任这种工作。然而,一旦由他乡回到故乡现场,他身上除了党员作家、下乡干部两重身份外,这位20世纪30年代有过亭子间写作经历的知识分子作为归乡游子的身份亦自然浮出水面。由于情感因素的介入,体现东北人民“暴风骤雨”般土改运动的那种斩钉截铁的阳刚,随之化为绕指的温柔。这是令当时主流批评家对《山乡巨变》不太满意的地方,而今天它却成了我们解读这部作品的症候,从中可以窥探到个人与时代之间所存有的裂隙。具体地说,在《山乡巨变》这部农村题材小说里,我们听到了来自乡土的声音。于是,下乡干部邓秀梅身份的纯粹性被破坏,单单从性别上,便由强悍的萧队长们变为一个偷偷与情人通信的小女子。对于故乡的情感眷顾,或许是周立波无意识中选择一个年轻女性作为下乡外来者的最为深层的动因。很明显,这位下乡女干部身上还带着归乡游子的观照眼光,羼杂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性情,叙述中明显出现了别种声音,干扰了文本意义的生成。这显然是《山乡巨变》不同于《创业史》的地方,或许亦为周立波所始料未及。
由于作者无意识的主观投射,邓秀梅作为党员干部下乡这一行为便夹杂着游子返乡的情感眷顾,在小说中不断留下踪迹。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无法不把《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的差异归结为他乡之于故乡的区别。这里边也包括下乡外来者从萧队长到邓秀梅的转变。从作者周立波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乡土几乎被农村全然挤对甚至遮蔽的情势下,一旦获得返乡的契机,乡土眷顾便得以自然流露。这表明乡土之于离乡者的情感牵制。例如,“入乡”不久的邓秀梅,在前往亭面糊家的路上便见到一派清丽的“他乡”之景。很显然,邓秀梅的观察视角里隐含着作者的眼睛,她所看到的“他乡”在这种隐含视角里看到的却是自己的故乡——久别而返的故乡。返乡游子的声音在清新、简洁、文雅的知识分子语言里得以彰显。在小说上部,类似的自然风景描绘经常出现。山乡自然美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来说是熟视无睹的存在,欣赏则更属矫情;而对于一个为完成政治任务而下乡的党员干部来说,它同样应该是政治清明、政策合理的社会图景的隐喻,如果诉诸情感上的留恋、眷顾则是与时代不相谐和的情调,大有“小资”之嫌。但是,在返乡游子眼里,这是对故乡熟悉而陌生的发现,乡土之为乡土,或许根源于返乡者发现的眼睛。
对于一个返乡游子而言,不管时代风云如何急遽变幻、社会阶级斗争意识如何强化,一旦面对故乡、故土那洋溢凡俗诗意的风俗,便难以遏抑呈现的欲望。这或许是周立波内心深处连自己都难以掌控的本能反应。随着山乡自然美、风俗美而来的,还有生存其中的父老乡亲们的人情之美。小说中无论落后还是先进人物,都保留着农民本色,似乎无法涉及到品质的优劣,牵扯到阶级的分野。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种温和的喜剧氛围,没有大悲苦、大喜悦,就如同平静的山乡生活本身。为了演绎阶级斗争理念,小说“下部”潜藏清溪乡的阶级敌人终于被揪了出来,也许是出于作者潜意识里对于故乡的回护心理,反革命分子龚子元夫妇是从别处流落到清溪乡的“外来者”。而受龚子元唆使的秋丝瓜、符癞子等本乡人最后都转化成了好人。总之,洋溢在《山乡巨变》里的自然美、风土美、人情美,是一个返乡者的发现,它们的存在使作者的笔触变得纤细,淡化了时代“风云之色”,而选择一个年轻的女性外来者亦正是这一变化的表征之一。
在《山乡巨变》里,通过女性外来者邓秀梅,权力话语如何得以植入?
在和平环境里,开会自然是彰显组织存在、贯彻组织意志的一种主要方式。会议也为“外来者”提供了亮相的契机和舞台。《山乡巨变》上篇,作者对会议描写的设置亦遵循着潜在逻辑的规约。开篇的“当夜”一节便描写邓秀梅在入乡“当夜”召开清溪乡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办社;中部又在“区上”一节集中描写区委召开各乡干部关于合作化运动进展情况的汇报会,总结办社经验;上篇最后是以清溪乡五个初级合作社的成立大会作结。在这三次会上,下乡干部邓秀梅的表现亦全然不同。入乡“当夜”的会议由于不熟悉对象而不太成功,“区上”会里因为统计数字不准确遭到区委书记的批评,但在最后的成立大会上她却是信心十足、口齿伶俐,报告数字准确且消除了刚入乡时的隔膜感,不断亲昵地称呼“我们清溪乡”。会议担当了传达政策、克服偏向、表彰成功、总结经验的功能,处处彰显“外来者”的存在,也是下乡“外来者”与更高级的意识形态权威保持一致的方式。而无论下乡干部邓秀梅还是区委书记朱明,他们都更要服从于一个更高级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威,那便是党中央开展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政治决定。
三、萧长春:返乡的外来者与英雄的成长
土改运动中,迫于当时现实的需要,下乡工作队往往依恃暴力而进入乡村。他们是一群佩枪的“外来者”。枪械是权力的极端化象征,亦喻示可能出现的流血冲突。《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就牺牲在敌人的黑枪之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中,暴力已然退场,但出于对潜藏阶级敌人的警惕,枪支仍是下乡干部们随身携带之物。《山乡巨变》里,邓秀梅进入清溪乡的第一夜上床睡觉前,作者有一段细节描写:“盛淑君脱衣先睡了,邓秀梅取下发夹,脱了青棉袄,解开箍在裤腰上的皮带子,把一枝挂在皮带上的带套的手枪,掖在枕头边。”如果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背景,在这种带有“革命”意味的宏大叙事里,女主人公上床前脱衣的情节,显然是不必要的存在。然而,在这里却大有深意存焉。出现于小说开篇的这一细节,喻示清溪乡存在阶级敌人的可能。这把手枪后来在追耕牛的“战斗”中再次作为没有使用上的武器出现,但对阶级敌人产生了巨大威慑。总的来说,这是一把没有发出子弹的枪械,近乎是一种点缀的道具,并没有破坏作品整体呈现出的喜剧色彩。此时,枪械某种意义上只是作为下乡“外来者”身份与权力的象征。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这显然是新的历史时期再次出现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担当这一主流话语植入的虚构性文本亦随即出现,《艳阳天》和1963年出现的《风雷》(陈登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长篇。《艳阳天》中大量战争词汇的出现便是鲜明表征,暗示存在于当时人们意识中的战争心理。此时农村题材小说中权力话语植入的方式,亦变异出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外来者”改变了此前那种自上而下进入乡村的模式,而呈现出另一种隐形状态,让党员、战士与农村先进人物这几种身份直接合一,构造成处于不断成长中,不断走向成熟、完美的无产阶级战斗英雄。
梁生宝其实就是这类人物的雏形。他同样经历了革命战争的洗礼,有过非正式的“战士”身份;作为先进农民,他在不断走向成熟与完美。而作为这类人物的典型,无论《艳阳天》中萧长春还是《风雷》中的祝永康,都是“返乡者”——结束部队生活,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部队生活给了他们政治意识形态提纯和思想观念更新的契机,“返乡”之于他们的意义全然不在于情感的眷顾,而是力图完成党重新交给的一项政治任务。军旅生活的洗礼,让他们在返乡前已然具备迥异于乡村父老的先进性。因而,返乡的他们事实上也是本文意义上的下乡“外来者”。部队生活和战士身份早已改变了他们的乡村属性,他们出生于乡村但并不属于乡村,其行为是“返乡”中的“下乡”。
有意思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时间上虽然只相隔短短几年,但与此前的“外来者”下乡相比,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而此时的隐性下乡模式则力图凸显乡村阶级斗争开展的自下而上性。前者意味着一种新的现实秩序和意义秩序的重组和重新建构;后者却力图规避对现实秩序和意义秩序所可能具有的颠覆性,让英雄人物的成长具有自生性,说明当时是一个能够滋生英雄人物的新时代。这也许是当时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不然,它们何以呈现出如此明显的相似性?
萧长春具有角色转换(从军人到农民)意义的“返乡”,在小说中以闪回的方式出现在第一卷中部。缘起于爱情的甜美催生了他对与焦淑红第一次交往的回顾。萧、焦的爱情是建基于革命情谊之上的新型爱情观的典型体现。然而,他们在萧长春当年返乡场景中的会晤却并不愉快。对于萧长春的复员回家,少不更事的焦淑红一味理解为“返乡”,是对革命的放弃。这源于她作为少女思想认识的局限;但萧长春对自身行为的意义却有非常清楚的认识,不断暗示其所具有的“下乡”的意义,是革命工作的延续。其潜台词在说,即便回到农村,他也不是一个普通农民而仍是一个革命战士。正因如此,在他身上丝毫不见那种返乡者对阔别多年的家乡的情感眷顾,只是一味关注农村可能出现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家乡在萧长春这个返乡者眼里,不是情感性的而只是政治性的。在这种意义上,萧长春实际上是进入东山坞的隐性“外来者”——一个拥有人民战士身份的“外来者”。军队生活给了他先进的政治理念,使其判然有别于同为复员军人的马连福。
在20世纪60年代初全社会极力强调阶级斗争的时代背景下,军旅生活的陶冶往往是英雄人物成长的第一步,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艳阳天》开篇叙述萧长春接到焦淑红反映东山坞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密信”后连夜从工地赶回,在对这次月夜返乡的叙述中有两段插叙。首先插叙去年在东山坞遭受灾荒而村领导各顾各不顾村民死活的时候,当时担任民兵排长从县里受训回来的萧长春一声断喝制止了村干部马连福等的不正确行为,挽救了整个东山坞。随后又插入当年在部队的战斗经历。此次返乡,萧长春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自己将面临的艰巨任务。因而,对革命战斗生涯的回忆就有寻求更高理念支撑的意味。这显然是英雄不断进步的一个重要条件。回村后,与马连福斗争受挫让萧长春又开始了寻找政治理念和思想权威支持的过程。他到乡里,党支部书记王国忠的一席谈话使“这个年轻的支部书记最大的收获是思想认识提高了一步。他看到了横在面前这个问题的根子”。又一次月夜返乡途中,他又开始了对以往部队生活的无限神往,并从中汲取信心和力量。这次刚好焦淑红与之同行,焦是为到乡武装部申请枪械而来的。颇有象征意味的是,从上级权威那里,先进人物要么获取先进的思想理论,要么得到武装支持。这自然是彰显政治意识形态动机的情节设置。萧长春、焦淑红等先进人物实际上是以战士身份活跃在东山坞的阶级斗争舞台上;而作为主人公的萧长春更是一步步“成长”为一个“准样板戏”式的英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文革”期间,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的人性渐渐退场而神性得以显露,几乎倒退到带有幼稚色彩的神话时代。如果说,从萧长春到祝永康,我们看到个人英雄的成长与渐变,那么,在高大泉(《金光大道》)身上则让人看到“人”的终结和“神”的出现。这恰恰喻指英雄的完全“成熟”。某种意义上,高大泉是萧长春进一步英雄化的结果。当然,《金光大道》中英雄人物的神性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行走”和“找寻”的路途中。作家浩然最终让自己笔下的英雄人物行走在他所想象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他们可以说是一群“在路上的英雄”。
总之,“外来者下乡”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一种比较类同的叙事模式,但是,作家们基于对当时社会主流话语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对乡村世界出于各自不同的情感取向和价值判断,导致对“外来者下乡”的情节设置和“外来者”的形象塑造表现出各自的差异。而在这种差异的背后,彰显出写作者各自或明确或隐晦的意识形态动机。
参 考 文 献
[1]萨支山. 试论五十至七十年代“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以《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为中心[J]. 文学评论,2001,(3).
[2]王汶石. 亦云集[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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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广来,牛运清.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柳青专集[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5]阎纲. 四访柳青[J]. 当代,1979,(2).
[6]严家炎. 关于梁生宝形象[J]. 文学评论,1963,(3).
[7]宋遂良. 秀丽的楠竹和挺拔的白杨──漫谈周立波和柳青的艺术风格[J]. 文艺报,1979,(2).
[8]姚文元. 从阿Q到梁生宝──从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中国农民的历史道路[J]. 上海文学,1961,(1).
[9]胡光凡,李华盛. 周立波研究资料[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10]黄秋耘. 《山乡巨变》琐谈[J]. 文艺报,1961,(2).
[责任编辑杜桂萍]
On the Outsid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in Novels
about Rural Life between 1949 and 1966
——Based on the Story of Pioneers, Great Changes in the Mountain Village
and Sunny Days
YE 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80, China)
Abstract:Similar to “the returning home of the countrymen who reside in other places” in local-color literature, the “outsid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literature also has a similar prevailing plot. Howev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towards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and the different orientations of emotions and value judgments towards the rural area, narrative pattern varies among different writers. As for texts, the “outsiders” and their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can be categorized as implicit and explicit; in terms of identity, the outsiders are always cadres, soldiers and returning travelers, serving the functions of proving validity, infusing power discourse, and presenting the heroes’ growth.
Key Words:novels about rural life; outsiders’ going to the countryside; proving validity